剛拿到唐榮欣醫生這本書,《種下一粒光:一起面對輔助生殖治療中的那些難題》時,我是有些猶豫的。出于對田野中結識的醫生的禮貌,我答應了唐醫生會抽空看看,但內心卻多少帶著一絲絲抵觸。畢竟我讀過太多醫生的手記、回憶錄或所謂的科普著作——要么晦澀難懂,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抽離感,要么過于自我中心,只局限于個人情感的表達。
然而,這畢竟是我研究領域的一位醫生的作品,我還是按捺不住好奇,帶著一貫挑剔的閱讀習慣翻開了書。我甚至計劃好要花上兩周時間慢慢讀完。結果完全出乎意料——從第一頁到最后一頁,我只用了一個晚上。書中的故事牽著我一路讀下去,同時解答了我在田野中積累的幾乎所有技術疑問與困惑。有時,我仿佛在讀一部情節緊湊的偵探小說;有時,又像是在上一堂生動的生殖醫學通識課。專業性與趣味性在這里難得地兼容并收。等我回過神來,已是深夜,而書,我已讀完。
真希望在我田野調查的最初階段就能讀到這本書,可惜它來得有些晚。這些年來,我和我的研究團隊始終試圖在輔助生殖的田野中,從患者的角度理解技術的使用。我們深知他們從踏入生殖中心那一刻起的種種困惑——我們自己第一次進入門診、聽醫生問診時,同樣被密集的術語弄得暈頭轉向,分不清長方案、短方案、拮抗劑方案、微刺激方案的差別,更別提各項激素水平的分析。那時,我們和每一位患者一樣,只能通過反復詢問、翻書查資料,拼湊出這套知識體系與技術原理。即便經過三年的田野調查,仍有許多謎團未解。唐醫生這本書對于這些給予了系統的回答。因此,我由衷感慨它對我們的研究而言來得太遲;但對于所有正在進行試管,或正走在試管之路上的家庭來說,卻是一筆寶貴的入門財富——或許能讓他們少一些糾結,多一些自信;少一些焦慮,多一份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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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人口下降與生育力低迷已成為全球性的挑戰,中國也不例外。從1978年世界第一例試管嬰兒降世,到1988年我國首例試管嬰兒的誕生,再到今天全球范圍內每年超過50萬輔助生殖技術嬰兒的出生,我們見證了這項技術從前沿探索到日常實踐的轉變。它的產業鏈不僅牽動著無數不孕不育家庭的希望,也與一線醫生的職業日常緊密相連。在這股浪潮中,各種利益相互交織,如何在層出不窮的技術方案中進行選擇,給予在治療旅程中的家庭以最大的支持和幫助,已經成為一線生殖醫生必須直面的核心問題。
這本書展現的,是一位既樸實又精通生殖技術的醫者之心——既有對專業領域的深刻洞見,也有對患者處境的細膩體察。唐醫生不以抽象概念開篇,而是將專業知識自然嵌入到一個個具體的診療故事中,讓讀者在情節的推進中,不知不覺走進醫學的細節世界。女性生殖系統的生理機制、輔助生殖技術的用藥邏輯,以及這一領域內的諸多爭議,都被她娓娓道來,既準確又平易近人。她也以專業的視角提醒每一位女性,善待自己,珍惜身體,重視對生育力的保護。書中提到的子宮內膜異位癥、子宮腺肌癥、巧克力囊腫等疾病,如果能夠更早與生育力管理相結合,或許能減少日后的困擾。這不僅是基于醫學經驗的忠告,更體現了生殖醫學獨有的關注視角。
我也非常贊賞唐醫生的立場:生育力是一種能力,而如何對待這種能力,應由個體自行決定,醫生不應干涉。醫生能做的,是告知女性生育力的存在,并提醒這種能力會隨著時間推移和環境變化而改變,衰退是每個女性都必須面對的事實。這個事實需要被正視,但選擇權永遠掌握在當事人手中。無論個體做出何種決定,我們都應理解與尊重,而不是以道德的名義,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任何人身上。
與許多市面上流行的醫生手記不同,唐醫生的文字并不急于展示個人的精湛技藝,而是處處流露出對生命不確定性的尊重。書中多次出現“近人事,聽天命”這句話,這并非一種“宿命論”,而是對專業邊界與科技局限的清醒認知,也是對生命力量的深切敬意。面對生命與自然,無論技藝多么嫻熟,也絕不意味著可以“人定勝天”。心存敬畏,保持謙卑,也許才是一個真正優秀的醫生、專家所應具備的品質。
試管之路漫漫,并非都以“成功”收尾,失敗者的比例并不低,許多人至今仍在路上,像無頭蒼蠅般四處碰撞。唐醫生的書中也寫到了不少反復失利的案例,但最終呈現給讀者的,更多是完美的結局。或許這是對行醫者的自我激勵,也為無數走在這條道路上的家庭提供了希望。我并非完美主義者,也不相信必然的因果關系。現實中的因果往往是多重的,在唐醫生筆下,原因依舊可以追尋,只是隱藏比較深,需要醫護人員抽絲剝繭的能力,這種敘述中仍隱約透出一絲或許連作者自己都未必察覺的英雄敘事感。然而,人生的無常才是常態。“成功”固然重要,但我更期待看到,一位普通醫者如何將生活的另一面——包括失敗與挫折——納入日常,并賦予它們更豐富的意義。
全書最讓我感到意猶未盡的,是最后一章——那些退出的、消失的“群像”。這是事實,他們選擇了退出,在唐醫生的敘述中,被化作了一個相對模糊的群體。唐醫生也坦言,如果不是為了寫這一章,如果不是偶然重逢,她可能早已淡忘這些人。然而,他們絕非少數。以“群像”呈現,看似照顧周全、給予撫慰,卻也讓他們的經歷少了些被細看與傾聽的空間。在這種敘述里,他們似乎因各種原因放棄了治療,于是既未獲得贊許,也缺少被記住的機會。這樣的處理,或許因為整體篇幅的限制,與前文那些細致描寫、堅持不懈最終獲取老天垂憐的案例,形成了鮮明對比,讓人不免感到一絲悲涼。在這種巨大落差中,那些簡短而溫和的安慰——“你已經盡力了”“你足夠勇敢”“還有很多值得去追求”——顯得有些輕飄。本來可以展開,獲取更為豐富的意涵,在這里卻很快收束,沒有留下太多可以商討的空間。
閱讀過程中,我的困惑在于:唐醫生與患者顯然建立了非常深厚的信任關系,但這種信任是如何形成的?在書中,我并未直接找到答案。然而合上書再回味,人常說“見字如面,文如其人”,我在這些文字里感受到的是一位值得交托心聲的作者——真誠、邏輯清晰,用質樸的語言打動讀者,并能與人推心置腹。書贏得了我的信任,我想唐醫生本人,也正是以同樣的方式贏得了患者的信任。我們需要怎樣的醫者?難道不是一個踏實做事的從業者,不是一個坦誠相待的對話者,不是一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解惑者嗎?我想,這或許正是唐醫生在現實診室中與患者相處的方式,也正是她能夠獲得患者信任的根本原因。
讀唐醫生的書時,我也忍不住反思自己這些年的寫作習慣——總是本能地抓起學術術語,覺得這樣才能顯得嚴謹、深刻。寫到后來,仿佛是為了和少數同行對話,而不是為了讓更多人讀懂。甚至有些時候,還暗暗以“曲高和寡”自許,卻忘了文字最基本的作用,是交流,是傳達,是讓人讀進去,是給讀者留下討論和回應的空間,是邀約大家走入彼此的世界。和唐醫生這樣清晰、生動、始終以讀者為中心的寫作相比,那些自我陶醉式的表達顯得如此狹隘。《種下一粒光》讓我明白,好的寫作不是筑起一道高墻,讓人仰望,而是搭起一座橋梁,與人交往。
【本文作者:朱劍峰,復旦大學公共政策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復旦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副所長、復旦-哈佛醫學人類學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人類學學會醫學人類學分會主任委員。《東亞科學、技術與社會》雜志編委,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人類學博士,主要從事醫學人類、科學技術人類學研究,長年從事有關生殖健康,輔助生殖技術,選擇性生殖技術,基因檢測的醫學人類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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