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仙槎大哥和我的紀念

何思源全家福

當時，我面臨著兩條路，一條路跟仙槎哥回山東作官，一條路是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讀書。仙槎哥是想帶我回去的，能力大小不說，回山東總是他一個可靠的助手。他說：“你跟我回去吧!你要念書，我就幫不上忙，頂多送你出國。”

我是實在不會作官的，不會應酬，不愿應酬。表面上笑嘻嘻人很和善，骨子里人很任性固執(zhí)，認定一個道理很難改變。很欣賞范縝不賣論求榮的風骨。仙槎哥就常常批評我嘲笑我說：“你好，給你介紹個人，一次熟，二次生，三次不認得。”山難移，性難改，直到今天我還是這樣一個人。舊社會，我雖然沒有跟他作過事，有他作靠山，我也從來沒有失業(yè)的恐懼。不求人性格的養(yǎng)成，和有他這靠山大約有關系。

事情到了頭上，我還是認真考慮了一番。考慮的結果，還是不跟他走。我對良玉說：“回山東，眼前光明，前途黑暗；去史語所，眼前黑暗，前途光明。”所謂黑暗、光明，也只是從個人說的。跟仙槎哥去，作官的、想作官的都會捧我這個“黃帶子”,很紅火，很光耀。但總不能跟仙槎哥一輩子，前途茫茫如何是好。去歷史語言研究所，眼前也不好。傅斯年先生告訴我，畢業(yè)時叫你來你不來，現在來要先吃點虧，你的同班同學高曉梅、全漢升都是副研究員了，你去，得先作助理研究員。但我有信心，將來會念出名堂的。

就這樣決定，送走了仙槎大哥，我也去敘府李莊史語所。

仙槎大哥這次在重慶，因為住在一起，除他外出活動、朋友來看他外，朝夕相處談話的機會就多了。印象深的，是一次談到國民黨的前途。他說：“你還以為國民黨能支持多久，國民黨完啦!你看三十歲以下的人還有信國民黨的嗎?”他的話，使我大吃一驚。一個國民黨的大官竟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但是他的話，也使我信服，我佩服他的識見。5年以后，北京解放前夕他能留在北京不走，積極參加北平和平解放運動，是有思想淵源的。除去別的原因之外，他早已看到國民黨的必然失敗命運，也自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沒有跟他去山東，但我仍是他作山東省主席的受益者。我們到李莊后，每月由山東省政府駐重慶辦事處給我們寄點錢，使我們的收入比同事們都多得多。在物價昂貴的情況下，我們的生活就比同事們輕松多了。我說輕松，一是生活上沒有壓力，心情舒暢，安心讀書。二是我們并沒有表現出比別人有錢，生活水平一點不高出同輩。受過苦的人，是知道節(jié)約的。

抗日戰(zhàn)爭勝利，1946年我們回到南京。不久，仙槎哥由山東省政府主席調任北平(京)市長。他到了南京，我只察言觀色，知道他心情不愉快，接觸不多。

1947年四五月間，我去美國。走以前先送妻兒去北京，依靠仙槎哥嫂過活。

他被免北平市長職時，我在紐約。一次北京大學同學歡迎傅斯年先生，會中間我和傅先生閑談，傅先生告訴我：“你知道仙槎為什么被免職?魏德邁告的。魏德邁對蔣說：‘你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用了這么一個人物。’”他沒有多說，我也沒有多問。我在想，為什么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不能用這樣個人物?解放后，我一直也沒和仙槎哥談過這事。我的理解，這和仙槎哥的思想性格及他同蔣家的關系有關。幾年以前，他已經看到國民黨的天下不會太久了，到1948年形勢發(fā)展會使他看得更清楚。他不是蔣家死黨，他對學生運動內心會同情，這樣的人當然用不著了。一腳踢開!

仙槎哥是五四運動出身，了解青年。他懂得青年人的思想、動向是人民思想、動向的訊號。他懂得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他沒有和青年人作對的感情。他懂得和青年學生作對是沒有好下場的。他告訴過我，1935年濟南高中鬧學潮，他到高中去對學生講話，跟去的兵都荷槍實彈，他看見了，對大兵說：“這是干什么?把子彈退下來!”他對我說：“那好!打傷了學生還了得!”我想，他在北京，對青年學生是沒有鎮(zhèn)壓的思想感情的。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自然是不能用“這樣一個人物”的了。

解放前夕，他為北平和平解放呼吁、奔走。國民黨特務在他住房里放了定時炸彈，一個可愛的小女兒魯美犧牲了，全家人受傷。解放后，他又過起了書生生活。他自學了俄語，寫了些文章，也作些翻譯。宜文嫂先于仙槎哥離世。仙槎哥是1982年去世的。

我覺得我對他還是比較了解的。在他思想里，有民主，有自由，有國家，有民族。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這些思想是難發(fā)揮的。在國民黨官僚、黨棍一群中混，他內心卻有消極的一面。他對人生看透了。他一生沒有離開政治，在政治中混日子。但他并不熱衷，他思想深處有老莊的東西，爭來爭去沒意思。他在國民黨大頭目間的斗爭中，對誰都不靠近，不作任何一家的死黨。這里面有他的個人主義，主要還是思想、認識和風格問題。他能享福，有福他也會享，但他也能過窮日子，也能吃苦。他沒有身份架子。穿西服，坐汽車，住高級洋房，他可以；脫掉衣服，拉車拾糞，住草房，吃窩頭，他也可以。他作市長，可以作平民市長；他作宰相，也是個平民宰相。

他在山東20年，換過幾任省主席，他都能不倒。山東反對他的人，罵他“圓滑”。那些在政治上有欲望，有野心，有派系關系的人，遇事就要爭。仙槎哥沒有這野心，他也沒有這斗心。他沒有歸隱的思想，也不愿丟官為民，他要生活，還要生活好。他內心雖有一點老莊的思想，看淡了人生，但他仍是要去應付、保住官位。如果他有政治野心的話，以他出師北伐時的地位和戴季陶的關系，他可以在國民黨中央高一層次里混，或者混好，或者混垮，他都不必在山東和地位比他低的人爭“廳長級”這飯碗。

他沒有架子，說話隨便，好沖動。好處是平易近人，壞處是得罪人。1938年他到武漢時候，給我錢也給他的老朋友們錢。后來王子愚老師對我說：“仙槎給我錢，我伸手接。他說：‘奶奶!這錢都是俺拚命的錢。’茲全，你看這錢怎么接?我高低不要，他說死也得給。”我說：“他說了就后悔了。你們是老朋友，了解他的心，就行啦。”趙太侔先生作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的第三處處長。此公少言寡語，一坐就是半天不動。一次仙槎從院子里過，看見他在屋里坐著，就大聲喊：“伙計!你就不怕坐得屁股生痔瘡?!”我和仙槎哥聊天，曾對他說：“大哥，你說話，先想想再說，有時說話得罪人。”他說：“我說了半截就后悔了，已收不回來。”他一句話得罪了人，往往用十倍百倍的氣力來挽救。他為這生活得也不輕松。

以我的了解，仙槎哥的要害問題，仍是他思想深處的老子思想，他看淡了一切。他缺少的是一點儒家的固執(zhí)精神。

我常常想：中國近代革命史上，中國共產黨之外，似乎有三股人馬。孫中山領導的是一家，康、梁領導的是一家，“五四”運動中涌現出來的一批人又是一家。前兩家多是留日的。當時的日本，一半是資產階級文化，一半還是舊文化，自由民主思想還差點。這第三家才是真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中多半出過國，留過洋，受過資產階級教育和文化熏陶。他們的政治理想是自由、民主。山東的傅斯年先生和仙槎哥都是這第三家中的頭面人物。但這家命運最苦。他們中大部分依附于孫中山死后逐漸變質的國民黨，在國民黨中居于被呼來喚去的地位。我曾聽子愚老師說，張道藩說他一次去見蔣介石，在會客室等候傳見時，聽見蔣在高聲罵人：“混蛋!”跟著，一個人狼狽退出來，一看原來是朱某某。張說：“蔣家的官，不能干!”連張道藩都說不能干。這些知識分子中，一部分是已死心踏地甘為奴才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心中有自己的世界，卻又不得不依附于人，他們內心是苦的。

仙槎大哥是這群人物中的有識的。他看清形勢，棄暗投明。他沒有去臺灣，也沒有逃往海外，依附洋人。他留在新中國，活到了改革開放的80年代。他的大環(huán)境是光明的、美好的。國家強了，精神有寄托，有安慰。但他晚年的經濟生活卻是困難的。可以說很困難，洋嫂子晚年中風，臥病在床，活著，已不認人，不能動。無錢住院，在家躺著。女兒、女婿是醫(yī)生，照顧得好。但住不起醫(yī)院，醫(yī)療條件總是差的。我遺恨的是，我不知道他很窮，也不相信他很窮，幾十年官宦，總會落下幾個錢。50年代我在北師大教書，收入還是可以的，我對他沒有什么幫助。解放初期罵共產黨的人說共產黨六親不認。共產黨還是認六親的，我倒學得有點六親不認了。我對他沒有一點幫助。后來我才知道他是真窮。他去世后，我給孩子們去分家，家里家外只有幾百塊錢。聽孩子們說，他去世前在病榻上昏迷中還常常喚著我的名字，烏鴉尚知反哺，我對這個養(yǎng)育我成人的大哥，是還不清的感情債，永生內疚!

他走了!我已無法報答他。我立下心愿：為他寫個年譜，寫個傳，這是我能作的，使后世能從他的時代、他的社會、他的環(huán)境、他的心態(tài)去了解他，樹立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形象。

來源：《愛國一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