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59年3月17日深夜，拉薩羅布林卡夏宮外的一聲槍響，打破了西藏原有的和平。
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叛亂分子的裹挾下，換上便裝，悄然離開了生活多年的園林，向南逃去。
消息傳到北京，毛主席很快做出指示，“所有叛軍一概不要攔阻，無論去山南，還是去印度，都讓他們去吧。”
收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幾位指揮員一時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叛亂武裝正在圍攻拉薩，叛軍主力正向山南集結，而毛主席為何要放棄追擊、放虎歸山呢？
可后來的歷史證明，毛主席的決策十分正確，那不是退讓、不是軟弱，而是洞悉全局的戰略遠見。
叛亂前的暗流涌動
1951年，在成功簽署《十七條協議》后，西藏和平解放了。
然而，平靜的表面之下，舊勢力的反撲從未停止。
當時西藏奉行的是農奴制度，農奴主一直將農奴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對我們解放農奴，廢除農奴制的政策十分不滿。
從1952年起，他們就在按照行動，蓄勢制造麻煩。
他們成立了偽“人民會議”，公開要求我軍撤出西藏；暗中破壞進藏物資運輸線路，斷絕我軍的補給。
更可甚的，他們還與境外勢力勾結，接受外國提供的武器裝備，時刻準備與我們大干一場。
1955年后，小規模襲擊事件頻發，叛匪開始向拉薩方向秘密集結。
1957年，西藏方面總指揮張國華敏銳地察覺到局勢的惡化，向北京報告了情況，毛主席批示道：“要準備對付全面叛亂。”
1958年，“西藏自由同盟”等反動組織公然活動，境外勢力的介入越來越明顯。
到了1959年3月10日，叛亂終于爆發。7000多名叛軍集結拉薩，手持步槍和刀矛，向我軍駐地發起猛烈進攻。
毛主席的戰略指示
叛亂爆發后，毛主席迅速作出反應。
3月12日，他在審閱了西藏工委的電報后復電，明確提出了平叛的總體方針：
“方針完全正確。照此形勢發展下去，西藏問題有被迫（這種‘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決的可能。”
為何說被迫解決呢？
原來對于西藏的民主化改革，當時我們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和復雜的國際形勢，并不計劃在短期內解決。
加之西藏一直以來的農奴化制度，文化體制不同，改革起來比較費勁。
而結果呢？西藏上層的反動勢力以為我們軟弱，一直私自妄為地在行動，叛亂的發生，迫使我們不得不被迫做出應對。
同時毛主席進一步指示，針對西藏問題的策略應是“軍事上采取守勢，政治上采取攻勢”。
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盡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引誘叛軍進攻。
更為關鍵的是，毛主席對叛軍的逃亡問題也作出了明確部署：
“如果叛軍進攻時，在初期不要多殺傷，更不要出擊，最好使他們先得一些小勝利，使他們感到有望，才有大打一仗的可能。否則只能小打一陣，倉皇逃走。當然這樣也不壞，但不如大打一仗更為有利……他們逃走時，我以為一概不要阻攔，無論去山南、還是去印度，讓他們去。”
對于毛主席前邊的指示，大家都十分理解贊同，但是最后關于叛軍的問題，毛主席要求不追擊，讓指揮者們一頭霧水。
但是如果細究之下，我們才會發現毛主席的決策，處處透著高明的戰略眼光。
1、政治攻勢：分化瓦解敵人，爭取最大多數
毛主席深知，西藏問題的核心不在軍事，而在政治。叛軍上層與廣大被裹挾的民眾，必須區別對待。
若強行攔截、趕盡殺絕，只會將中間勢力推向對立面，給境外勢力以口實，多我們不利。
反之，放其離去，既展現了我方的寬容與大度，又能讓西藏人民看清誰才是真正維護和平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始終對達賴喇嘛留有余地。
叛亂期間，西藏方負責人譚冠三曾三次致信達賴，表明我們的立場。
當達賴出逃后，毛主席提出兩種處置辦法：
一是宣布為叛國者，悔罪后方可回來；二是宣布為被人挾持，仍希望他脫離叛眾、早日回來，保留其羅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
北京最終選擇了第二種辦法，保留了達賴的公開職務直至1964年。
2、軍事策略：集中力量，在境內干凈解決
1959年的西藏，地形復雜、交通閉塞，高山深谷遍布全境。
若我軍分兵追擊逃往山南或翻越喜馬拉雅山逃往印度的叛軍，勢必造成兵力分散、補給困難，甚至可能陷入無休止的拉鋸戰。
由此，與其把精力浪費在追剿散兵游勇上，不如集中力量收拾叛亂主力，畢其功于一役。
3、戰略上的遠見：清除隱患，推進改革
對于叛軍，毛主席看得很長遠：叛軍的逃亡，實際上是一個“排毒”的過程。
那些頑固分子，留在西藏只會給西藏添亂，興風作浪，危害百姓，那樣的話還不如讓他們離去，也利于我們對西藏民主的改革。
后來事實證明了那一判斷的正確性。
叛亂平息后，西藏于1961年起全面實行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封建農奴制，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
而那些逃往印度的叛亂分子，雖然在外國勢力的庇護下茍延殘喘，卻再也無法撼動西藏的穩定大局。
4、外交上的布局：揭露陰謀，占據道義制高點
1959年，國際局勢對于我們復雜而微妙。
印度高層尼赫魯雖然口頭上承認我們對西藏的主權，卻對叛亂分子采取曖昧態度，最終接納了達賴集團。
毛主席“不阻攔”的指示，實際上就是想要這樣的結果，將球踢給對方：
若強行攔截，可能引發中印邊境沖突，給印度以干涉借口；若放其離去，則讓印度的真實面目暴露無遺。
果然，達賴逃往印度后，尼赫魯為其提供庇護，印度政界和媒體大肆炒作“西藏問題”，煽動對華情緒。
但我們始終掌握著道義主動權，通過公布譚冠三與達賴的往來信件，揭露了叛亂分子的陰謀，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理解。
1959年3月20日，譚冠三審時度勢，果斷下令反擊。經過三天兩夜的激戰，拉薩的武裝叛亂被徹底平息。
1965年，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從此西藏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百萬農奴真正成為了國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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