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剿滅準噶爾部，屠盡男丁、滅其全族，在當時世界引起極大震動

1759年冬天，北京紫禁城里的炭火燒得很旺。乾隆坐在養(yǎng)心殿的西暖閣里，面前攤著一份剛從伊犁送回來的軍報。軍報上的字寫得很工整，大概意思是：天山南北兩路已全部肅清，準噶爾舊地盡歸大清版圖。他看完以后，把軍報擱在炕桌上，提起朱筆在奏折末尾批了三個字——＂知道了。＂然后他讓人把軍機大臣傅恒叫來，吩咐了兩件事：第一，在伊犁設將軍府，統(tǒng)轄天山南北；第二，把這個消息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刻在石碑上，立到格登山頂去。

格登山碑到今天還立在那里，碑文被風雨剝蝕得有些模糊了，但最后一行字還能辨認——＂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夏五月之吉。＂乾隆二十年是1755年，那是清軍第一次打進伊犁、活捉準噶爾汗達瓦齊的日子。從那天到乾隆二十四年徹底掃平殘局，前后不到四年。但如果從康熙二十七年算起，這場仗打了整整七十年。

七十年夠一個嬰兒長成古稀老人，也夠一場戰(zhàn)爭從戰(zhàn)術(shù)沖突演變成世仇。康熙二十七年是1688年，那一年準噶爾大汗噶爾丹率三萬鐵騎越過杭愛山，一舉攻入喀爾喀蒙古腹地。喀爾喀三部抵擋不住，舉族南逃，一直逃到漠南蒙古地界，向康熙求救。康熙派人去跟噶爾丹交涉，說你們都是蒙古人，何必趕盡殺絕。噶爾丹的回答很不客氣——他要求清朝把喀爾喀三部交出來，否則就帶兵南下。這一年康熙三十五歲，剛解決了三藩之亂和臺灣問題，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不吃這套。

但真正讓康熙意識到事情嚴重性的，是兩年后的烏爾會河之戰(zhàn)。1690年，康熙派理藩院尚書阿喇尼率兩萬清軍北上攔截噶爾丹。兩軍在烏爾會河遭遇，結(jié)果清軍大敗。不是因為人數(shù)不夠，是因為武器不在一個代差上。準噶爾軍大量裝備了從沙俄進口的火繩槍和輕型火炮，這些火器由俄國軍械師直接在伊犁河谷開設的作坊里組裝生產(chǎn)，準噶爾騎兵的火力密度已經(jīng)接近同時期歐洲步兵的水準。而清軍這邊還是以弓馬為主，火器比例不高，戰(zhàn)術(shù)上又輕敵冒進，一戰(zhàn)下來損失慘重。

烏爾會河的消息傳到北京，朝廷震動。康熙立刻決定親征。1690年到1696年間，他三次率大軍出塞，最遠一次打到了烏蘭巴托以東的昭莫多。昭莫多之戰(zhàn)是康熙一生中最兇險的一仗，清軍糧道被準噶爾騎兵反復切斷，康熙本人一度與主力部隊失去聯(lián)系，身邊只剩幾百名親兵。最終清軍靠數(shù)量優(yōu)勢和火炮布陣打贏了，噶爾丹主力被擊潰，但噶爾丹本人逃脫。次年噶爾丹在科布多病死，準噶爾暫時退了回去。

康熙沒有趁勝追擊，不是不想，是夠不著。準噶爾汗國的核心區(qū)域在伊犁河谷和今天哈薩克斯坦東部一帶，距離北京直線距離超過三千公里。在沒有鐵路、沒有汽車、甚至連像樣驛道都沒有的十八世紀，清軍要把足夠規(guī)模的部隊和后勤推到天山腳下，需要橫穿整個蒙古高原和戈壁沙漠。補給線過長，推進就必然吃力。一旦大軍深入，隨時面臨被準噶爾騎兵迂回包抄、圍點打援的風險。雙方隔著幾千里互相瞪了十幾年，打打停停，誰也吃不了誰。

雍正即位后換了個打法。他放棄主動遠征，轉(zhuǎn)為戰(zhàn)略防御，在和通泊一線修筑了大量堡壘群，試圖用一條軍事防線把準噶爾擋在阿爾泰山以西。和通泊堡壘群是雍正朝最大的邊防工程，從阿爾泰山南麓一直延伸到哈密，由上百座大小堡壘組成，駐軍最多時超過十萬人。但準噶爾新汗策妄阿拉布坦是個精明人，他沒有正面沖擊這條防線，而是繞了個大圈，從背后直插青藏高原。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其弟大策凌敦多布率六千精騎穿越昆侖山，奇襲拉薩，殺死了和清朝關(guān)系密切的拉藏汗，一度控制了整個西藏。清廷不得不調(diào)集川陜滇三省兵力，從四川打箭爐一線仰攻入藏，費了極大的代價才把準噶爾勢力逐出高原。

這場西藏爭奪戰(zhàn)持續(xù)了三年，打到1720年才算結(jié)束。清軍雖然收復了拉薩，但自身也元氣大傷。雍正朝對準噶爾的戰(zhàn)爭消耗之大，可以從一組數(shù)字看出端倪：僅雍正七年到十年這四年間，西北前線耗費的軍餉就高達兩千三百萬兩白銀，相當于當時全國一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到雍正末年，清廷對準噶爾的態(tài)度已經(jīng)變成了兩個字——忍著。

忍到乾隆二十年，轉(zhuǎn)機來了。準噶爾內(nèi)部爆發(fā)了一場劇烈的汗位爭奪戰(zhàn)。噶爾丹策零死后，他的幾個兒子和堂兄弟為了爭汗位互相砍殺，短短幾年間換了四任大汗。在這個過程中，準噶爾貴族分裂成了好幾個派系，彼此攻伐。其中一個叫達瓦齊的貴族殺了上一任大汗喇嘛達爾扎，自己登了位。但他坐穩(wěn)位子不到一年，另一個叫阿睦爾撒納的輝特部首領就起兵反對他。阿睦爾撒納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孫，血統(tǒng)上并不比達瓦齊差，兩幫人馬在伊犁河谷打了個天翻地覆。最終阿睦爾撒納敗了，帶著部眾兩萬余人東逃，一直逃到了清朝邊境的烏里雅蘇臺，向清朝請求歸附。

消息報到北京，乾隆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在乾清宮召集王公大臣開會，會上有爭議，有人主張收容即可、不必出兵，擔心打仗花錢太多。乾隆拍板了，說了一句話：＂準噶爾一日不滅，西域一日不寧。西域一日不寧，則蒙古一日不安。蒙古不安，則京師亦不安。＂

1755年春天，清軍兵分兩路：北路出烏里雅蘇臺，由定北將軍班第率領，西路出巴里坤，由定西將軍永常率領，兩路總兵力約五萬人。阿睦爾撒納的部眾充當前導和偵察，負責提供情報和引導路線。清軍這次準備得很充分，每名士兵配三匹輪換用馬，糧草彈藥由駝隊跟進，火器營攜帶了當時清軍最新列裝的＂威遠將軍炮＂。北路軍從科布多出發(fā)，穿越阿爾泰山，直插伊犁河谷。行軍途中幾乎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達瓦齊陣營內(nèi)部已經(jīng)分崩離析，很多部落首領選擇了中立，更多人帶著人馬跑路了。清軍兵臨伊犁城下時，達瓦齊還在宮里喝酒，聽到消息帶著幾百親兵往南逃，被追兵在昭蘇一帶活捉。

達瓦齊被抓之后，乾隆沒有殺他，而是封了他一個親王爵位，把他在北京養(yǎng)了起來，還給他娶了個滿洲貴族的女兒。達瓦齊的舊部被分編為旗，安置在熱河一帶。這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政治手腕，向所有準噶爾貴族釋放信號：投降了，日子還能過。

但最大的變量不是達瓦齊，是阿睦爾撒納。他幫清軍打準噶爾，不是想替大清效忠，是想借大清的力量把達瓦齊干掉之后自己來當準噶爾的汗。清軍剛撤，他就開始暗中聯(lián)絡舊部，準備反水。1756年夏天，阿睦爾撒納正式舉兵叛清。他的行動非常迅速，趁清軍主力已經(jīng)撤回內(nèi)地、留守部隊兵力空虛的空隙，突襲伊犁，包圍了清軍統(tǒng)帥班第的駐地。班第率衛(wèi)隊突圍未成，在伊犁城外的烏蘭庫圖勒山自刎殉國。他死后，伊犁再一次落入叛亂勢力手中。

乾隆接到班第死訊的反應，在《清高宗實錄》里有完整的記錄。他兩天沒有上朝，第三天一早上朝第一句話就是＂阿睦爾撒納，朕必手刃之。＂這句話從他嘴里說出來的時候，整個乾清宮里沒有一個人敢出聲。

1757年，乾隆發(fā)動了第二次西征。這一次他不再信任任何準噶爾貴族，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請降。他給前線統(tǒng)帥兆惠的諭旨措辭空前嚴厲，大意是：凡參與叛亂者，無論首領部眾，一律就地正法，不準再留后患。兆惠是滿洲正黃旗人，以鐵腕著稱，他嚴格執(zhí)行了乾隆的指令。清軍從三個方向合圍伊犁，對叛軍部落展開了地毯式的清剿。兆惠在給乾隆的奏折中用了四個字來描述戰(zhàn)場情況——＂斬獲殆盡＂。這四個字，在清代軍報體系中屬于最高級別的戰(zhàn)果描述，很少使用。

準噶爾的人口損耗并不僅僅來自清軍的清剿，瘟疫在其中扮演了同樣殘酷的角色。18世紀50年代，天花在伊犁河谷和準噶爾盆地大規(guī)模流行。天花對于蒙古人種來說是一種特別致命的傳染病，因為游牧社會缺乏隔離條件，一旦有人感染，整個部落都會被波及。據(jù)學者估計，準噶爾戰(zhàn)前總?cè)丝诖蠹s在八十萬到一百萬之間，戰(zhàn)爭直接造成的死亡在三十萬左右，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數(shù)大約二十萬到三十萬，加上饑荒和流散，總的人口損失在五十萬到八十萬之間。戰(zhàn)后伊犁河谷出現(xiàn)了大片無人區(qū)，有些地方走上一天一夜看不到一個氈房。一個曾經(jīng)統(tǒng)治中亞腹地的汗國，在短短幾年內(nèi)從世界地圖上被整體抹去了。

只有一支準噶爾部落完整地活了下來，那就是杜爾伯特部。杜爾伯特部很早就選擇了歸附清朝，在整個戰(zhàn)爭期間始終保持中立，拒絕參與任何叛亂。戰(zhàn)后清廷按照承諾保留了杜爾伯特部的部族編制和牧場，直到民國時期，杜爾伯特部依然是漠西蒙古中人口保存最完整的一支。這說明乾隆的清剿并不是沒有差別的。

阿睦爾撒納沒有死在戰(zhàn)場上。他兵敗之后逃往沙俄，穿越哈薩克草原一路跑到西伯利亞的托博爾斯克。清廷對沙俄的態(tài)度非常強硬，理藩院多次向沙俄樞密院發(fā)出措辭嚴厲的照會，引用《恰克圖條約》中關(guān)于雙方互不接納對方叛臣的條款，要求引渡。沙俄的態(tài)度很曖昧，既不答應也不拒絕，就一直拖著。乾隆二十二年底，阿睦爾撒納在西伯利亞的苦寒中染上天花，病死了。死訊傳到北京，乾隆讓人把他的遺體運回來，在伊犁示眾，然后挫骨揚灰。

戰(zhàn)后的重建工作推進得很快。1759年清軍繼續(xù)向西掃蕩，消滅了盤踞在南疆的大小和卓勢力，將塔里木盆地納入版圖。同年，伊犁將軍正式設立，首任將軍明瑞在伊犁河谷大興屯田，從南疆和陜甘遷了數(shù)萬農(nóng)戶過來，修建水利、開墾荒地。今天的烏魯木齊就是在那個時期開始建城的，當時叫迪化，意思是＂啟迪教化＂。

伊犁將軍的轄區(qū)極廣，東起巴里坤，西至巴爾喀什湖，北抵阿爾泰山，南到昆侖山脈，總面積超過二百萬平方公里，相當于今天中國國土面積的五分之一。格登山碑上刻的那一行字——＂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夏五月之吉＂——標的不是一場戰(zhàn)役的勝利，而是一個帝國版圖的結(jié)構(gòu)性重組。

這場戰(zhàn)爭在國際上引起的反應，遠比今天的想象要大。18世紀中葉，歐洲正處于七年戰(zhàn)爭的前夜，英法在北美和印度戰(zhàn)場上的對抗已經(jīng)白熱化。清朝在亞洲腹地打了一場規(guī)模宏大的滅國級戰(zhàn)役，消息通過俄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商隊、傳教士的報告以及東印度公司的情報網(wǎng)絡傳入歐洲。法國傳教士錢德明在北京寫了一封長信，詳細描述了清軍的行軍路線、兵力規(guī)模和戰(zhàn)后處理。這封信后來被收進了《耶穌會士書簡集》，在歐洲知識界引起了廣泛討論。伏爾泰在他那本寫乾隆的詩里提到過這場戰(zhàn)爭，語氣有些復雜——他一方面稱贊乾隆是開明的立法者，另一方面也對清軍的處置方式頗有微詞。

但真正被這場戰(zhàn)爭震懾的，不是遙遠的歐洲，是緊挨著準噶爾故地的沙俄和哈薩克汗國。沙俄原本一直在向南滲透中亞，清軍西征之后，兩國之間出現(xiàn)了重要的戰(zhàn)略緩沖區(qū)。乾隆堅持要求沙俄尊重清朝的領土主張，最終在幾個世紀以來首次有效遏制了其在這一方向的南下擴張。哈薩克汗國看到清軍的實力之后，很快主動向清朝遣使通好。中亞的勢力結(jié)構(gòu)由此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

1884年，光緒十年，清廷正式在新疆設省。從伊犁將軍到新疆巡撫，這片土地用了將近一個半世紀，從軍管區(qū)過渡到了正式的民政行政區(qū)。今天中國的西北疆域輪廓，往前追溯，最大的一個歷史節(jié)點就是那幾年。

格登山碑還立著。碑身是青石，風化得厲害，碑文得湊近了才能看清楚。山頂?shù)娘L很大，從伊犁河谷灌上來的氣流順著山坡往上卷，吹得碑座周圍的野草東倒西歪。站在山頂往南看，伊犁河從雪山腳下彎彎曲曲地流過，河兩岸的耕地連成一片，綠得發(fā)黑。二百多年前，這里剛打完仗的時候，耕地和村莊都不見了，只剩荒草和雜樹。后來人來了，引水、翻地、撒種、蓋房子，又花了不知道多少年，才重新把這片土地養(yǎng)回來。沒有人知道那些在這片土地上倒下的人是誰，叫什么名字，從哪里來。人們能知道的是，在那座碑立起來之后，這片土地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國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