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祖武：回憶楊向奎先生

楊向老治學的廣大風格

楊先生是位大家，他和張振珮先生不一樣，和謝老的風格也完全不一樣。楊先生更傾向于他的兩位老師。楊先生經(jīng)常給我提起他的這兩位老師。一位就是顧頡剛先生，一位就是錢賓四先生。這兩位先生的特點就是很博大，同時彼此風格也不一樣。錢先生在博大當中又有專精，專精在中國古代的學術和思想史。楊先生走的是這兩位老師的路子，而且他很有個人的天賦。楊先生又發(fā)展了顧先生勇于去思考歷史問題，勇于去抓住一點去思考歷史問題的風格。

楊先生既是大史學家，也是大思想家。向老是河北豐潤人，性格豪爽，而治學也有豪邁風格，格局和視野都很大，思考也很深入，有著一種恢宏的氣勢。這也體現(xiàn)在他的講課中。他的思路很開闊，口才也很好。在我聽過課的老前輩中，有兩位老師講課講得最精彩。一位就是楊先生。楊向老的課，那是滿堂生風啊。講得好得很。另外一位就是北大的商鴻逵先生。商先生的課也講得很好。他們都不用講稿。但是向老過了80歲，有一次從青島回北京，我去看他。他就給我講，我老了。我說沒有啊，您身體很好啊。他說，不，以前我不管在哪里講課，講兩個小時都不覺得累，但是這一次我在山東青島，講20分鐘就沒有話了，老了!

楊先生早年是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思想成名的，早在6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個書時，他就出大名了。楊先生晚年不僅去思考中國古代社會和思想問題，而且又把讀書的視野大大擴展到自然科學了，具體來說就是理論物理學，而且是鉆進去了，鉆得很深。他研究相對論，研究宇宙大爆炸的“熵”。當年他給我們講墨經(jīng)。他對墨子評價很高，認為墨子代表的科學眼光不亞于古希臘羅馬。他用高等數(shù)學來演算墨子，用高等數(shù)學的方程式來講墨經(jīng)，這是他最擅長的，我簡直聽不懂。我是很偏科的人，微積分啊，方程啊，我根本聽不懂。

楊先生對他的理論物理學很自信。記得有一次他拿了一本美國的書給我看，書里有美國的科學家引用他的觀點的文章。楊先生的研究結果在社科院本身就有不同的看法。楊先生還告訴我，社科院的一位領導把美國引用楊先生的文章收集起來，送給科學院一位老先生審定，結果令向老很失望。他對我說，他們不理解我。我的這些結果，全都是我思考出來的，是我用數(shù)學方程式推演出來的，但沒有實驗室的檢驗。因為科學要講實驗室的檢驗，是可以重復驗證的，所以科學院不接受我的結論。楊先生的理論，理論物理學、相對論的這些成果，沒有得到科學界主流所認可。后來楊老去世后，在追思會上，我專門講，楊先生講的“熵”我不懂，對相對論的質(zhì)疑我也不懂，所以對楊老的理論物理研究，我是接不了班的。楊先生過世前對他的理論物理研究是充滿自信的。一位參加追思會的年紀比我還長的首師大老先生悄悄對我說，以后你不要講楊先生是理論物理學的研究者了，說了你是幫倒忙。楊先生在學術界，就憑他的歷史學方面的成就，他就已經(jīng)站住腳了，你再拿他的理論物理研究成就來替他說話，很多人不能接受。

楊先生走得太早，當然他是90歲走的。他走得不痛苦，他沒想到他會走。我還記得，他在90歲的時候，我們還在國際飯店給他辦了一個祝壽會，院領導還來了。結果不久先生就住院了，但他還是沒想到他會走。他住在協(xié)和醫(yī)院，我去看他。他對我說，你以后要吸取我的教訓，要多吃蘋果，要多吃魚，要多動。你看我，每天要從東總布胡同走到平安里去游泳，要加強鍛煉，要注意營養(yǎng)。沒想到不到一周，病情惡化了。等我接到電話趕到醫(yī)院時，老先生已經(jīng)走了。慶幸的是，他體溫還在，我還可以感受到他的體溫。我趕快把他從床上扶起來，給他換衣服，然后用擔架送到太平間去。作為他的弟子，我總算趕上送走先生。

楊向老的高風亮節(jié)

楊向老指導我們的方式主要是叫我們寫讀書報告，每個月叫我們交一份讀書報告。因為他要了解這個月你在看什么書，有什么心得，針對你的報告，他再給你講。楊向老對讀書報告一般只是批幾個字。我寫畢業(yè)論文時，每寫完一章就送給他看，他也只是批幾個字。當然，這一方面與我個人情況有關，那時我已經(jīng)三十多歲了，也讀了一些書。另一方面也與楊向老是大家有關，先生主要在于大方向、大格局的引領和指導。我們今天不能把這個方法普遍化，要根據(jù)具體情況，比如我?guī)ё约旱膶W生，我都要逐字逐句地改。現(xiàn)在的學生與我們有距離，所以要因人而異，因材施教。另外就是他那時自己也很忙，要做《清儒學案新編》,那是他晚年的一個大計劃。所以，指導我們幾個弟子不是他主要精力所在。我印象中，那兩位師兄，因為他們寫的都是政治制度史，楊向老就委托其他老師一起指導。我是跟他做清代思想史，所以，在我身上，可以說是用了一點心吧。張政烺先生給我們講版本目錄學，也叫我們交讀書報告，他也很簡單，也只是批幾個字。

楊向老待我這幾十年很好。80年代中的一天，楊向老把我叫到他家中去，拿了一張稿紙——過去歷史所用的大稿子——給我。稿子上邊寫了大概30個詞條。一條一行，每條大致寫多少字，也大致有個規(guī)定。其中除了“三皇五帝”外，都是清代學術史的條目。

楊向老說，你拿去，試寫寫，一個月以后交給我。我以為還是像以前讀書時那樣，先生要叫我寫讀書報告。

一個月后,我把詞條交給先生。先生仔細地看了,然后對我說,“三皇五帝”這條啊,你沒有好好讀書,沒有好好讀顧先生和我的書,沒解決問題,就不要了,其他的二十多條寫得不錯,你的這個讀書報告就通過了。

一直到了90年代,我才知道原委。有一次我在香山飯店開會,遇著《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分卷的一位責編。他對我說,“陳先生,我沒想到你這么年輕,我們一直以為你是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前輩”——那時我五十多歲,身體很好,也沒有老態(tài)——“當初能夠在我們大百科全書寫二十多個詞條的人不多的啊。”回來我到圖書館翻大百科全書,才發(fā)現(xiàn)這二十多個詞條。這時我才知道,當初楊向老叫我寫的詞條,是給大百科全書寫的條目啊。讓我感慨的是,詞條署的全都是我的名字。楊向老直到過世的時候,也沒有給我講過這個事。楊向老高風亮節(jié),不像今天有的老師,把事情交給學生去做,自己什么也沒有做,最后卻什么東西都還要和學生署名。

楊向老指引我走上清代學術研究道路

我在二年級的時候,楊先生就把我的畢業(yè)論文題目定了,叫我做“顧炎武評傳”。就猶如那天我在歷史所講的,他有他的深意啊。一個從近期來看,他是想讓我為他的“清儒學案新編”寫一個“亭林學案”;第二個就是從長遠來看,希望我能把他的事業(yè)繼承發(fā)揚下去。

“做清代學術史，要從顧炎武開始”,這是楊向老的原話，“所以我給你出這個題目，你去好好地做”。怎么做?則是我完全自己去摸索的。因為老先生是大家，他也因材施教，我跟他的時候，已經(jīng)35歲了，有了一定的積累。我自己在研究顧炎武的實踐當中，我就知道，做學問——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未必對，并且主要是我們做學術史——要選一個大家來做。做的時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慢慢地把這位大家在學術界所交往的人，甚至是攻擊他的人及其有關的歷史都吸附、團聚起來了，這就可以對研究對象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同時你也會掌握面上的知識，也就是他那個時代的知識。所以，我從顧亭林入手，后面做《清初學術思辨錄》,原因就在這里。研究顧亭林，肯定要涉及黃宗羲，也會涉及孫奇逢等明末清初的學術大家、名家，最后自然對清初八十年的學術有了一個認識，最后也就自然有《清初學術思辨錄》這本書的問世。

20世紀70年代末，楊向老已經(jīng)下決心要寫一部《清儒學案新編》了。他認為徐世昌的《清儒學案》“龐雜無類”,所以楊向老要像他的老師錢賓四先生那樣重新做一個《清儒學案新編》。他是為了讓我給其中的《亭林學案》做些基礎工作。從長遠來看，也是想為我在清代三百年的學問當中，能夠取得發(fā)言權。因為老人家不是以只治清代三百年學術史成家的，而是通的，是貫通古今的大家。他也希望我不只是顧亭林研究的專門名家，而是要對清代學術史有一個通貫的了解，成為整個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學人。

《清儒學案新編》后來由齊魯書社出版，但很不理想。為什么呢?因為當年，楊向老是希望我能幫他，實現(xiàn)他的計劃，但我最多半年——也就是留所半年后——就正好趕上改革開放以后所謂“科學的春天”來了，人文社會科學都要上大計劃。國家早就注意到了要關注清史，原來鄭老早就提出這些問題來。80年代初，“清代全史”和“清代人物傳稿”列入國家重大項目。這兩個項目就擺在歷史所，并且恰好就在我所在的清史研究室。當初所里之所以把我留下來，就是為了給國家做大事，具體就是做這兩個項目。

而楊向老的項目只是他個人承擔，沒被列入國家重大項目，所以所里不允許更多的人參加他的項目。

楊向老有一個專職的學術助手，是過去舊社會金陵大學學經(jīng)濟畢業(yè)的，他對這一行不熟悉，所以，學術助手最后變成了收發(fā)員。在這種情況下，楊向老靠個人的力量做不好，最后只有到處請人幫著寫，也有老人寫。楊向老的同學王樹民先生就是一位，但主要是楊向老自己寫。寫完后，由于沒有人幫助校對，所以付印以后，失誤太多。楊向老生前親口給我說過，“祖武同志”——楊向老一直叫我“祖武同志”——“等以后你有了時間，你幫我把《清儒學案新編》認真地校勘一次，出一本《校勘記》。”老先生是講“出一本”啊，之所以要出“一本”,是因為這套書是多卷本，有八九本之多，所以需要專門出“一本”《校勘記》。我答應了。很快老人家走了。他走后，齊魯書社也發(fā)現(xiàn)問題不少，他們打電話給我，說書社有這個計劃，希望我作為楊向老的弟子能做這個事。我答應了，但是說要慢慢做，因為那時我參加的大項目很多。除了上述的兩個項目外，還有楊向老交給我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分卷，還有《中國歷史大詞典》、黃宣民先生的《中國史稿》等，所以我說，我慢慢做。但是出版社不是這個思路，他們等不起。隨著楊先生的去世，這個工作就慢慢冷下來了。

《清儒學案新編》失誤很多，如果你有意去讀，可以看看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楊先生自己寫的每一個案主的“學術思想傳略”那部分。這部分楊向老走的是黃宗羲的學術評論路線，是他自己很精到的見解。讀了這部分，就基本了解老先生的主張了。資料選編部分可以不讀，因為錯誤很多。盡管楊先生盡量核對原著,但清代的文獻太多，他無法一一對校。

遺憾的是，因為各種原因，楊向老至今沒有出版全集。這不僅是他個人的遺憾，也是學術界的一個損失。對此，我也愛莫能助，無能為力。

楊向老對我飽含期望，也許我也算沒有辜負老先生吧。楊先生過世這么多年，我依然在這三百年學術史中刻苦鉆研，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爭取把老一輩沒有解決的問題一項一項地解決，也把老一輩沒有提出的問題一項一項地提出來，讓往后的年輕人去深入。學術界對我的這個方向和精神，或許也大致認可。所以，1992年到2003年，基本上我每年都應邀去臺灣，講的一個主題，不管哪一所大學，基本都是三百年學術史。有一次在臺灣師大，講的主題就是錢賓四先生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先生的夫人錢胡美綺也來了，坐在下面聽完講座，最后表示認可，并且和我共進午餐。

清代學術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觀問題

錢賓四先生是楊向老的老師，真正的老師。錢賓四先生在北大教書的時候，楊向老在北大歷史系念書，楊先生、鄧廣銘先生、張政烺先生、何茲全先生是同班同學，有成績單為證。我親眼看到過這個成績單——他們北大那一班聽課的成績單。我只能算是錢賓四先生的再傳弟子。在錢賓四先生過世后的1995年，在香港中文大學，開會紀念錢先生一百周年冥誕。海內(nèi)外錢先生的弟子及再傳弟子都來了，云集在香港中文大學。嚴耕望老前輩及許倬云、余英時、劉述先等先生都來了。楊向老在北大的許多同學也來了。本來楊向老接到邀請也要去的，但他畢竟85歲了，社科院關心老先生的身體健康，為了保護老先生，就勸說他不要與會。后來香港中文大學就邀請我與會，一是因為我是楊先生的弟子，同時可能也是因為我在這個領域所做出的初步成果受到他們的關注。在那次會上，我上臺去講，講“錢賓四先生對清代學術史研究的貢獻”。這篇文章實際上我有考慮，如果你深入琢磨這篇文章，你就會看出，實際上我是把錢賓四先生和余英時先生他們師徒兩位的心得合為一體，最后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解決他們要回答的近三百年學術史流變的問題。

研究歷史，必須把思想史或者哲學史上的人物、事件和現(xiàn)象擺到那個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中去，這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錢先生強調(diào)“不識宋學，則無以識近代”。這就把近三百年的學術史上溯到宋學，把宋學與清代學術一體貫通，合為一體來看待后者。我表彰了錢先生的這一觀點。同時，錢先生還有一個主張，余先生沒有表彰，那就是“學術流變，與時消息”,強調(diào)學術流變與社會時代的密切關系。應該說，最終決定學術的是那個時代，是那個社會。余先生的貢獻則在于提出學術發(fā)展的“內(nèi)在理路”觀點。這個觀點恰好是我們新中國建立后，尤其是十年“文革”浩劫后我們沒有解決好的問題，而且是一個關乎全局的問題，必須要解決。如果解決不好，歷史問題、學術問題就被簡單化了，也把唯物史觀機械化、庸俗化了。所以我也表彰余先生的“內(nèi)在理路”說。但是我主張要把兩者結合起來，要走錢先生的路。那次我發(fā)言完后，坐在前排的許倬云和余英時先生都站了起來，和我說話，許倬云先生說，你的口音和鄧公一樣啊。余先生說，我知道你。

錢先生“學術流變，與時消息”的思想很重要，它的合理部分與唯物史觀是相通的。“內(nèi)在理路”說沒有很好地繼承這條路線，有著明顯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解釋宋明理學何以走向枯竭的問題，所以余先生最后只有又走到宋明理學家以“尊德性”“道問學”去分門別戶的老路上去了。如果按照唯物史觀的講法，這個問題相對來講就比較好解決。

為什么明末以后中國的學問沒有沿著宋明理學的路繼續(xù)往前走，又不能走到一條嶄新的路上去，走到比宋明理學思維水準更高的學術形態(tài)上去?為什么?這個問題要靠唯物史觀來解決。因為那個時候，明末清初的中國經(jīng)濟、封建的自給自足小農(nóng)經(jīng)濟還是很頑固落后的，左右當時中國歷史命運的仍舊是與封建宗法制紐結在一起的封建地主階級及其國家機器。在這種生產(chǎn)方式之下，不可能超越生產(chǎn)方式的制約，產(chǎn)生另外一個思想形態(tài)。指望思想自身去產(chǎn)生另外一個思想形態(tài)，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宋明理學的路又走不下去了。我很贊成章太炎先生的一個主張——認為“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余華”——也就是說，宋明理學作為一個學術體系已經(jīng)枯竭了，它要解決的學術問題，已經(jīng)回答了，它要論證的封建倫理、道德秩序已經(jīng)用“天理”二字固定下來了。王陽明講的“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既解決了要解決的問題，又把宋明理學引入了一個沒有準繩為依據(jù)的極端，結果陽明后學跟著這個極端，再往前走，就把孔孟、六經(jīng)，連同封建的基本倫常都推倒了。王陽明的思想為什么在明清之際發(fā)展不了?陽明的思想本來是要解決問題，但最后只是一個火花而已，不能激起回響。回響就是李贄、泰州學派他們走向極端，社會不容納，最后經(jīng)學起來了。為什么呢?因為中國學問沒有其他路啊，結果就自然走向?qū)χ袊鴰浊甑膫鹘y(tǒng)學問進行整理和總結的道路，這樣就產(chǎn)生了乾嘉學派，或者說是貫通清代的“樸學”,也就把中國學術在入清后沒有再沿著理學走的問題解釋清楚了。我們要客觀評價乾嘉學派和一代樸學的歷史貢獻，如果沒有這三百年對數(shù)千年中國學術和典籍的系統(tǒng)整理和總結，就不可能有民國以后直到今天，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提高和普及。

尊重和重視具體實際的歷史事實，這是認識歷史的關鍵，也是唯物史觀的具體表現(xiàn)，而如何貫徹唯物史觀也是一個需要嚴肅、認真對待的問題。不是主觀上聲稱即可，而是要在具體的研究中體現(xiàn)。我跟楊先生做研究，首先我自己腦子很清楚，要對中國實際國情有著清醒的認識，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正確認識歷史事實，一切以歷史事實為依據(jù)，否則唯物史觀就被僵化、庸俗了。

正是基于這樣一個根本認識，所以從追隨楊向老問學，從《顧炎武評傳》,到完成早期習作《清代學術思辨錄》《中國學案史》,再到十余年前寫《清代學術源流》,直到晚近整理《清史稿儒林傳校讀記》,對不同歷史時期具體國情的探討，都是我試圖梳理清代學術史的基本出發(fā)點。與之同時，從“以經(jīng)學濟理學之窮”主張的提出，到把清代學術的基本歷史特征歸納為對中國數(shù)千年學術的整理和總結，直到齊心合力，解決清代學術歷史定位的呼吁，無一不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解決具體歷史問題的嘗試。

來源：《恩重如山：陳祖武先生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