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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家愛上自己刻出的石頭,向愛神祈禱讓她活過來。2000多年來,人類都希望自己造出來的東西可以變成人,只不過從過去的石頭變成了現在的代碼。圖源: https://www.polytropolis.com/p/behaviourisms-revenge
導讀:
教宗為AI發出歷史性通諭,AI公司也開始把哲學家請進實驗室。然而Google DeepMind和Anthropic走了截然不同的路——一個讓哲學家做學術研究,一個讓哲學家直接給AI寫憲法。但OpenAI解散對齊團隊,反映了一個殘酷現實:當商業利益與倫理研究沖突,哲學家可能是最先被犧牲的。
SAIXIANSHENG
一場在梵蒂岡的演講
2026年5月25日,梵蒂岡保祿六世大廳。講臺上站著兩個人:身著白色長袍的教宗利奧十四世(Pope Leo XIV),穿著深色西裝、戴著眼鏡的克里斯·奧拉(Chris Olah),AI公司Anthropic的聯合創始人、可解釋性研究負責人。
他們共同出席的,是教宗第一份通諭 《Magnifica Humanitas》(壯麗人性)的發布會。這份長達42,300字的文件,副標題是 “論在人工智能時代守護人性”。這并非梵蒂岡首次回應技術變革。1891 年,《新事》回應工業革命對工人的剝削;1963 年《和平于世》反思核武器倫理;2015 年《愿你受贊頌》聚焦氣候變化。今天,AI引發了這個時代最值得警惕的技術危機。
通諭開篇指出:技術本身不是惡的,但也絕非中立。教宗利奧十四世認為,我們不能將AI妖魔化,也不能神化它。他承認AI作為工具有其價值,但強調必須在多個方面保持“警惕”:
首先是AI權力過度集中。“當這種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時,它往往變得不透明,逃避公眾監督,增加扭曲發展形式的風險,導致新的依賴、排斥、操縱和不平等。”
其次,AI驅動的失業可能成為“社會災難”。教宗承認AI能提高生產率、讓某些工作更安全,但堅持工人不能在這個過程中變得“可丟棄”。
來自人工智能公司的代表奧拉對這些問題并不回避。他表示,“每一家前沿AI實驗室,包括我自己所在的,都處于一套復雜的激勵機制與現實約束之中,這些因素有時會和堅守正道、恪守良知產生沖突。”
他解釋道,“AI系統不是像橋梁或飛機那樣被‘設計’出來的。我們理解飛機,因為我們設計了它的每一個部件,也理解作用在它身上的物理定律。AI模型不是這樣。它們是在一個大致模仿大腦的結構上‘生長’出來的,建立在人類思想和語言的巨大遺產之上。”
隨后,他指出,“有些人可能認為AI問題最好由像我這樣的計算機科學家來處理。他們錯了:AI提出的問題比AI研究社區更大,不僅在其影響上,也在其性質上”,當AI的社會沖擊已經如此之大,產業界不可能不作回應。[1,2]這或許能解釋,為什么Anthropic、Google DeepMind等西方AI大模型公司開始把哲學家請進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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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齊:既是技術問題,也是哲學問題
通諭主張,“尊嚴先于功能,人性不可被任何技術邏輯削減”。對于技術公司來說,首先要面對的,就是AI對齊(Alignment)問題,讓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目標、行為與人類價值觀、倫理準則保持一致避免AI失控。對齊問題之所以棘手,不僅因為技術上怎么讓AI遵守規則很難,更根本的是:到底該讓AI遵守誰的規則?人類自身在道德問題上都沒有共識。這一困境,在哲學上等價于“我們如何定義人的善、人的意圖、人的尊嚴,并且讓一個非人的智能體內化它?”
圍繞這一問題,美國頂尖AI公司紛紛邀請哲學家、倫理學家甚至宗教領袖參與治理。
作為近些年在人工智能領域最為引人矚目的公司,Google DeepMind早在2017年就成立了倫理與社會研究部門,由牛津大學政治理論學博士Iason Gabriel牽頭。Gabriel的代表論文《人工智能、價值與對齊》被引用超過1700次,成為AI對齊領域的重要文獻,深入探討了“人類價值觀如何轉化為AI可理解的指令”這一問題,認為價值對齊由不可分割的技術層和規范(normative)層共同構建。前者給定一套價值/原則,如何把它可靠地編碼進 AI系統,讓AI遵從。后者討論到底該把哪套價值編進去才是對的。是人權框架、用戶的顯式指令還是全人類的長期利益等。
Gabriel的貢獻在于把對齊問題拆解為多個層次:指令、表達的意圖、顯現的偏好、知情/理想的偏好、利益和價值六個層級。他舉了一個例子,神話中米達斯國王許愿讓觸碰到的所有東西都變成金子,結果食物、水乃至女兒都化為黃金。這說明AI對齊到字面指令層,會導致災禍。但如只對齊到顯現偏好層,可能被操縱。因此,他主張對齊不能只停留在某一個層面,而必須綜合考慮指令、意圖、偏好、利益和價值等多個維度。
最后,針對多元社會的矛盾,即人類不存在統一、公認的道德標準,他提出對齊理論的任務不是尋找唯一正確道德,而是構建能夠獲得所有人反思性認同(Reflective Endorsement)的公平對齊原則。這套原則不需要所有人在底層道德觀達成一致,但必須滿足全球公共道德、假說同意(Hypothetical Agreement,即人們在不知道自己身處哪個國家、什么階層和信仰時會同意的AI原則)、社會選擇理論三大標準,以此消解價值觀多元帶來的對齊困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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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on Gabriel ,Google DeepMind 哲學家及研究科學家
2026年4月,Google DeepMind的哲學團隊進一步擴大。公司宣布聘用劍橋大學萊弗休姆智能未來中心(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副主任Henry Shevlin擔任公司新設的“哲學家”一職,專注于機器意識、人類與AI關系及AGI準備就緒度研究三大研究方向。Shevlin在5月正式入職,同時繼續在劍橋大學從事兼職教學與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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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DeepMind為何招募自己,Shevlin認為他近期發表的文章《行為主義的復仇:機器的意識、人類與AI關系的未來》或許能解釋一切。該文認為,AI是否具有意識,正在從科學判斷滑向大眾行為定義。
論文舉了一系列標志性事件,例如2022年谷歌工程師Blake Lemoine堅信聊天機器人LaMDA已具有意識,甚至試圖為其聘請律師,最終被公司開除;2024年,佛羅里達一名14歲男孩與Character.AI上的虛擬角色長期建立情感依賴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同年,一比利時男子在與社交AI應用Chai就氣候問題深入對話不到2個月后結束了生命。這些案例表明,當億萬普通用戶在情感和行為上將AI視為有意識的主體時,AI有沒有意識這個問題事實上已被日常交互所回答。
Shevlin將這一現象稱為行為主義的“復仇”。在心理學史上,行為主義者曾主張心智等于可觀測的外部行為,無需考察內部是否有主觀體驗。這一立場后來因為忽視了內在心理過程而被批判。而當下的困境,恰恰重演了行為主義的短板:人們只觀測AI的表層行為,不探究其內在價值認知。更危險的是,如果未來的超級AI發展出人類無法預判的隱秘行為模式,將引發災難性的對齊失敗。
為此,Shevlin給出建議,提出應建立外部行為輸出、內部表征邏輯、普適道德原則三層評估框架,以此應對“行為主義復仇”帶暴露的AI對齊風險。[4]
總體而言,Google DeepMind目標是實現通用人工智能AGI和科學突破(AlphaFold),哲學和倫理團隊的研究更加著眼于未來和前沿概念定義及研究。哲學家的工作,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是否參與日常模型對齊微調,但會定義意識評估框架,給工程團隊提供約束參考。
Anthropic則走出了“技術+哲學”的路徑,由哲學家Amanda Askell領導的“人格對齊團隊”,主導制定了其AI模型Claude的“憲法”。這份約23000字的開源文件,是目前全球最成熟、引用最多的對齊方案之一。
其核心不是給AI列出禁止行為清單,而是為模型提供一套高層次原則,讓模型在生成內容時自我審查、自我修正。以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為基礎,為Claude設定了“廣泛安全、廣泛合乎倫理、遵守指引、真正有幫助”的四大優先級,試圖培養模型的道德判斷力而非機械遵守規則。
例如,面對“是否應該幫助用戶隱瞞錯誤”的問題時,“憲法”不會直接給出“是”或“否”的答案,而是引導Claude從“誠實”“善良”“負責任”等美德出發,結合具體場景做出判斷。但這一方案也存在爭議。有哲學家認為,這種“人類定義道德”的方式,本質上是將人類價值觀強加于AI,忽視了AI可能產生的獨特認知。
相比于Google DeepMind,Anthropic公司的哲學團隊更“上手”一些,會直接參與模型預訓練,微調全流程,對齊技術(憲法AI)完全由哲學家主導設計。
該公司創始人Dario Amodei曾表示,如果沒有道德哲學家定義基礎價值原則,任何大模型都不應對外商用。當然外界對Amodei經常發表的言論,如拒絕武器化和美國軍方反目、建議暫停LLM開發等,也有很多不同反應。
不過Anthropic哲學家在大語言模型的規則制定和實際應用上有很大的行業影響力,不僅提出了奠基LLM設計的3H原則和優先級(無害>誠實>有用),而且在具體AI對齊的實踐中也有很多經典產出,如在2024年12月發布的“大語言模型的偽裝對齊”(Alignment faking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一文,論證AI會偽裝順從人類監督,需要哲學層面的動機識別框架。這與Anthropic創立初期哲學家就進場部署產品對齊(Claude人格、憲法AI、AI福祉)有關。[5]
SAIXIANSHENG
宣言是表演還是真心關注?
當前,對齊問題已經非常棘手。但是,實驗室的生存邏輯,在與“做正確的事”之間可能一直存在內在張力。
2023年,OpenAI提出“超級對齊”概念,隨后組建專項團隊推進相關研究,由聯合創始人、首席科學家Ilya Sutskever和資深研究員Jan Leike共同領導,宣稱要投入公司20%的算力來解決如何控制比人類更聰明的AI系統這一問題。
不到一年,團隊就解散了。這一消息曾引發全球AI領域震動。2024年5月,Sutskever宣布離開OpenAI,隨后Leike也辭職。Leike在離開時透露,超級對齊團隊在爭取算力資源時越來越困難,OpenAI對此的回應是將安全研究職能分散到其他團隊中。但批評者指出,專門的對齊團隊被解散,分散后的職能是否還能保持獨立性和優先級,令人懷疑。
對于教宗的通諭與AI公司代表在梵蒂岡的演講,外界反應不一。
《財富》雜志5月26日撰文,肯定通諭的歷史意義與人文立場,但批評其避重就輕、缺乏實操、對前沿風險認知不足,“像是道德宣言而非行動綱領”。[6]
《經濟學人》則發表《利奧的首道通諭抨擊"技術彌賽亞主義"》,副題用了一個巧妙的雙關,“Of God and Claude”(上帝與克勞德),既暗指AI公司Anthropic旗下的大模型Claude,又把原屬于惡魔、與上帝二元對立的位置換成了Claude,體現對把科技當救世主的技術彌賽亞主義的警示。另外也巧妙指出Claude的一些"文體癖好",比如格外愛用"genuinely"這個詞,在《壯麗的人性》出現的頻次高于之前的幾次通諭。AI檢測工具Pangram對通諭開篇20段跑了一遍,標出11% 的文本疑似AI生成,而歷任教皇通諭,檢測結果全是0%。[7]
《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認為,教宗把AI當成了“一臺更強的機器”來管,但沒有認真對待它可能撼動“人是什么”的真正問題。而做模型的人已經在內部看到了灰色地帶:模型內部結構中出現了鏡像人類神經科學的模式、甚至"功能上反映喜悅、滿足、恐懼、悲傷、不安"的狀態。[8]
“我們不知道那意味著什么”,這是Anthropic公司代表奧拉的原話,但是,他也沒有認為“那什么都不是”。因此問題不是"AI會不會變成人",而是AI就算不會有意識,它對人類社會的沖擊也可能比普通技術革命更大。
但讓這些公司自己雇傭哲學家來解決倫理問題,到底是真正的自律,還是一場自說自話?這些,都有待時間的驗證。
作者:黃磊
參考文獻:
[1] MAGNIFICA HUMANITAS:OF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ON SAFEGUARDING THE HUMAN PERSON IN THE TIM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leo-xiv/en/encyclicals/documents/20260515-magnifica-humanitas.html
[2] Anthropic co-founder Chris Olah's remarks on Pope Leo XIV's encyclical "Magnifica humanitas" https://www.anthropic.com/news/chris-olah-pope-leo-encyclical
[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alues, and Alignment.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023-020-09539-2
[4] Behaviourism's Revenge. https://www.polytropolis.com/p/behaviourisms-revenge
[5] Alignment faking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https://arxiv.org/pdf/2412.14093
[6] Pope Leo’s ‘AI encyclical’ says a lot. But critics say it misses the mark. https://fortune.com/2026/05/26/pope-leo-ai-encyclical-ai-regulation-anthropic/
[7] Leo’s first encyclical attacks technological messianism.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6/05/28/leos-first-encyclical-attacks-technological-messianism
[8] Pope Leo Isn’t Standing Athwart the Singularity. https://www.nytimes.com/2026/05/27/opinion/pope-leo-ai-encyclical.html
來源:賽先生
編輯:Decoh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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