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在一片混亂的指令中，合肥模式可以說是一股清流。
德國商報評價：將一座默默無聞的百萬人口城市打造成電動汽車中心。
英國《經濟學人》長篇評論標題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最佳實踐》。
其實合肥并非默默無名，當年張遼大戰逍遙津，如今有科技島和中科大這樣的名校，讓這座省會中不大的城市，成了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的混合體。但合肥模式卻很可能是一個“偶然”。
最早階段是投資京東方，這種投資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國企理直氣壯的擴張，它是解困，也是風投，是以入股的形式，而一直虧損的京東方楞是支楞起來了，合肥國資最終通過在二級市場減持等方式退出，凈收益約140億元，投資回報率高達271%，狠狠地賺了一大筆。
這是偶然嗎？
多少有點計劃經濟模式下的被動選擇，但這種偶然中包含了幾個重要的必然。
第一個必然，產業政策作了市場化的選擇。
我不是白給你投，不管你怎么樣，投出去的錢是股權，最終在證券市場回收，這是風投，是奔著長期主義的復利去的，用一個現實的介入，結束了林毅夫與張維迎的產業政策之爭，要政策有政策，要市場有市場，計劃經濟的藍天與市場的大海耦合，水天一色。
大約就是因為這個偶然，合肥開悟了。
它開啟了一個國家資本從中央指令走向向利而生的資本風投的長期主義，怎一個好字了得。
政府不再是主宰者，不再是威權主義的指令中心，不再創造項目，而是一切交給市場，來自市場的需求與產業的信號引導，自己不再下場，成了市場經濟的守夜人。
當然，風投要有容錯機制，這就是風投的姿態，十個項目九個賠，一個成功就名利雙收。合肥不缺少失敗的案例，但合肥的投資理念已經升階了，容錯率已經高達50%。
別小看這個容錯率，這是市場經濟的理念，對習慣了強計劃的辦公室精英來說，是一個躍遷。
真正的問題是，合肥模式很可能只適用于地方。
合肥可以梭哈，全國不行。
中國要改變是宏觀運行機制，而不要指望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有限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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