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鄧飛
到底什么時候應該防止過猶不及，什么時候應該矯枉必須過正？在三國時代，蜀漢曾經面臨大旱災，糧食不足了，當然要節省糧食，不能用糧食來釀酒了。蜀漢朝廷嚴令禁止，違者判刑。執法人員甚至在搜查到平民家中的釀酒工具之后，打算把擁有釀酒工具的罪刑等同于釀酒，這就引起爭議了。
有天，大臣簡雍與劉備一起外出，看到一男一女同行，簡雍對劉備說：“這對男女有奸情！應當拿下！”劉備愕然：“你怎么知道他們有奸情？”
簡雍回答：“兩人身上有奸情的‘作案工具’啊！這和有釀酒工具與釀酒同罪的道理一樣！”劉備被逗得大笑，明白簡雍的道理了，就免去了持有釀酒工具等同釀酒的罪罰。
故事的道理，先說簡雍，一如《三國志》作者陳壽的評價：“滑稽”，這不是我們今天理解“滑稽”的意思，這是延續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的定義。用今天的話來說，對上級給意見，不能“蠻干”，要“巧干”，既要點中要害，也要用對方聽得進去的方式來表達。這不是什么過分要求，這是合乎人情、合乎人性。
但從劉備的角度，就很少有論及的。劉備是整個國家的最后責任人，所有的治亂興亡，都由他來最后承擔。當時蜀漢的立國目標，當然是北伐曹魏、興復漢室，因此要最大限度開發和集中包括糧食在內的各種資源，以備戰時需要。況且蜀漢是三國之中疆域最小、人口最少的，北伐中原是以弱擊強，曹魏拖得起，蜀漢拖不得。
一場旱災帶來的糧食危機，遠不只影響民生，更影響北伐的戰爭物資之積累，拖慢北伐準備時間的進度。劉備對此當然心中有數，當然對此有非常深刻的政策焦慮。把持有釀酒工具等同釀酒的過猶不及做法，其實就是反映出他的這種焦慮感，并不完全因為執行人員的邀功。過猶不及是過火了，但如果老劉身邊的輔政顧問們沒能想到他這份根本的焦慮，沒能為消除這份根本焦慮提供有效的替代解決方案，而單純是反對過猶不及，其實也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這也是平時常說的“反對和批評當然容易，提出解決方案才是最難”。
附上原文及出處：《三國志·蜀書·簡雍傳》
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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