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臉識別技術應用的隱私風險與完善路徑

人臉識別技術的快速普及正在放大個人信息保護的信息安全風險。由于人臉信息具備唯一性、不可更改性，一旦泄露，用戶無法像更換密碼一樣“重置”自己的面部特征，這使得相關數據安全問題比傳統個人信息泄露更具持續性危害。在司法實踐中，人臉識別侵權責任的認定仍面臨諸多障礙。本文將從侵權法視角出發，探討人臉識別技術應用中的隱私風險與完善路徑。

人臉識別技術應用的

侵權風險

一是隱私泄露風險。人臉信息具有唯一性與穩定性，能夠關聯至個人身份、行蹤、消費記錄等多維度敏感數據，形成完整的個人畫像。當前，部分應用服務提供者安全意識薄弱，在數據存儲、傳輸環節缺乏加密等基本防護措施，導致人臉數據易被竊取或泄露。

二是知情權侵權風險。個人信息保護法要求處理敏感信息須獲單獨同意，但在實際操作中，“知情同意”常被強制捆綁服務，形同虛設。公共場所攝像頭自動采集用戶數據，用戶往往不知情、無從選擇。2025年施行的《人臉識別技術應用安全管理辦法》明確要求，在公共場所安裝人臉識別設備應當設置顯著提示標識，但在實踐中，許多場所并未嚴格執行，用戶仍處于“被觀看”而不自知的狀態。

三是身份冒用風險。隨著AI技術的發展，AI偽造視頻已成為人臉識別領域的新型侵權形態。不法分子利用公開渠道獲取的照片或視頻，通過AI技術合成動態人臉，用于制作情色視頻、實施電信詐騙等，導致受害者身份被冒用。這種行為不僅侵犯個人的肖像權、名譽權，更嚴重的是沖擊了“眼見為實”的社會信任基礎。受害者的人格尊嚴和社會評價可能因虛假視頻的傳播而遭受不可逆的損害。

人臉識別侵權

責任認定的難點

第一，是否構成侵權行為難以確定。早期的司法實踐，如2016年Facebook“標簽服務”案，曾將法律焦點置于人臉信息的物理載體上，試圖區分紙質照片與數字圖像。該案認為，由于紙質照片無法直接被計算機系統處理，因此不屬于生物識別信息。然而，這種觀點已無法適應當前的技術環境。從網絡安全的角度看，任何形式的人臉圖像——無論是物理照片還是數字文件，都只是原始數據源。通過光學字符識別（OCR）或圖像掃描等低成本技術手段，物理信息可被迅速、無損地轉換為數字格式，并進一步被算法處理，提取出唯一且不變的生物特征向量。因此，安全風險的根源并非信息的載體形式，而是其背后所蘊含的可用于身份認證的數據本質?！锻ㄓ脭祿Ｗo條例》（GDPR）為此提供了界定：對照片的處理本身不必然構成對生物特征數據的處理，關鍵在于是否“通過特定技術手段”進行處理，以實現對自然人的唯一性識別與認證。這一界定將侵權的判斷基點從靜態的“數據是什么”，轉向了動態的“對數據做了什么”，更符合網絡空間中數據處理的實際情況。但在實踐中仍然難以得到具體實施。

第二，損害事實認定困難。一是精神損害的抽象性。人臉信息泄露后，受害人往往處于焦慮和恐懼之中，擔心信息被用于違法犯罪，但這種精神痛苦難以量化。按照民法典的規定，精神損害賠償以“嚴重”為要件，而“嚴重”的標準在實踐中把握較嚴，許多受害人因無法證明精神損害的嚴重程度而無法獲得賠償。二是未來風險的不確定性。信息泄露后，損害可能不會立即顯現，而是潛伏數年。受害人無法在訴訟時證明“已經發生”的損害，只能主張“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這種風險能否被認定為損害，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司法實踐中也存在分歧。三是財產損失的隱蔽性。基于人臉信息的“大數據殺熟”往往以正常的商業定價為掩蓋，受害人難以察覺自己支付了更高價格，更難以證明價格差異與人臉信息處理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完善人臉識別

侵權責任認定的措施

1.建立差異評估機制

應當通過規范性文件明確：凡是涉及人臉信息采集、存儲、使用的場景，均須進行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評估報告應當作為采購人臉識別系統的前置條件，沒有評估報告或者評估不通過的，不得投入使用。對于不同場景，應當采取差異化的評估模式。第一類，公共場所大規模監控場景，如商場、景區、公共交通等。這類場景涉及不特定多數人的信息采集，侵權風險高、影響范圍廣，應當采用全面評估模式。評估事項不僅包括技術安全性，還必須涵蓋采集范圍是否合理、提示標識是否顯著、替代驗證方式是否充分、數據存儲是否合規、是否與第三方共享等全流程事項。第二類，商業營銷與精準推送場景，如售樓處、培訓機構、零售門店等。這類場景的核心風險在于“無感侵權”和“大數據殺熟”，應當采用重點評估模式，聚焦于用戶知情同意是否落實、數據是否被用于超出預期的目的、是否存在算法歧視等問題。第三類，身份核驗與便捷服務場景，如小區門禁、健身房刷臉入場、手機解鎖等。這類場景對用戶權益影響相對較小，可以采用簡化評估模式，重點評估技術系統的安全可靠性、第三方的資質認證、數據本地化存儲等情況。

2.完善“知情—同意”模式

由于人臉識別技術的易采集性和非接觸性，“知情—同意”模式往往很難落實。為了更有效地保護公民的人臉識別信息，必須提高“知情—同意”機制的實際應用能力。對信息處理者而言，應當在“知情告知”這一基本規則上，對其進行改進，進一步加強“告知”的持續性。目前，“知情—同意”模式的“告知”通常是一次性的，但由于互聯網的互動性和流動性，在不同處理環節會出現不同的處理手段，信息主體往往只能對最開始的信息處理方式有所了解，因此很難及時預測到可能發生的危機并及時應對。完善“同意”模式，建立動態的同意制度。面對每一次超出原始告知目的或使用范圍的人臉識別信息處理時，信息處理者都要告知信息主體，并在獲取他們的重新同意后進行下一步操作，讓信息主體參與人臉識別信息處理的全過程，加強信息主體的選擇權，使其在人臉識別信息處理的整個過程中都可以進行同意或者撤銷同意的選擇。同時，還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溝通平臺，為信息主體獲取信息、做出同意或者撤銷同意的選擇搭建便捷渠道。

3.健全侵權責任認定與損害賠償制度

一是明確人臉識別的侵權主體。在人臉識別侵權的訴訟中，首先要確定侵權責任主體。人臉識別技術其實屬于一種產品，自然可以適用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對人臉識別技術的用戶來說，人臉識別是一項由運營商提供的技術。對運營商來講，人臉識別是由開發商提供的一項服務，其與產品責任中的生產者、銷售者是完全對應的。產品責任屬于一種特別的侵權責任，生產者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銷售者承擔過錯責任原則。當因人臉識別技術本身的原因造成侵權時，不管有沒有過錯，被侵權者都可以直接要求開發商賠償；但如果是運營商的過錯造成人臉識別技術上的缺陷，被侵權者還可以直接要求運營商負最終賠償責任。

二是明確損害賠償的范圍。人臉識別信息兼顧人格權益和財產權益，在司法實踐中難以確定人臉識別侵權是否帶來損害以及損害的大小，對損害賠償的量化評估十分困難。因此，需要明確損害賠償的范圍，保護被侵權方的合法權益。一方面要擴大對損害認定的解釋，將未來風險納入損害賠償的范圍?！皺嗬藶榱吮苊馊四樞畔⑿孤端鶐淼膿p害會采取各種預防措施，預防性支出與維權支出都可以從侵權法的預防功能、補償功能中找到理論依據?！痹诖_定具體危險程度時，不僅要考慮信息主體所承受的實際損失，還要考慮將來可能發生的損失，在具體危險程度達到一定程度后，將其納入損害賠償的范圍。與此同時，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未來風險的損害賠償范圍，也應當加以限制，依據個人信息的類型、信息處理方式與目的，以及預防措施的合理性來進行判斷，不能將面部識別所產生的一切風險都包括在內。另一方面，降低精神損害賠償認定門檻，確保信息主體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時能夠獲得相應的法律保護?！叭四樧R別技術在應用領域有所突破，之前的認定標準已經難以適應人臉識別相關侵權案件的需要，如依舊采用之前的嚴重精神損害判定方式，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信息權利人被侵權的風險。信息主體長期處于個人信息泄露的恐懼之下，且沒有具體解決方案，并不利于科技的發展與生活水平的提高?！睘榇耍谒痉▽嵺`中，有必要對人臉識別侵權行為所引起的精神損害賠償做出專門的規定，取消對精神損害嚴重程度的要求，降低精神損害賠償的門檻。同時，也應該賦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權，在對人臉識別信息侵權各因素進行充分考量以后，做出公平合理的判決。

結語

人臉信息作為生物識別信息，兼具人格利益和財產價值，其保護水平應當高于一般個人信息。法律的完善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規則的落地執行。唯有立法、監管、司法、社會多方協同，才能在人臉識別時代實現技術創新與隱私保護的動態平衡，讓“刷臉”真正成為安全、便捷、可信的技術應用。

來源：《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雜志

作者：新疆財經大學法學院 呂佩澤

（本文不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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