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薩德離開一年半，敘利亞人后悔了嗎？看看百年前的新疆就知道了

2024年12月8日凌晨，大馬士革上空傳來了幾聲零星的槍響，那不是戰斗，是慶祝。執政了二十四年的巴沙爾·阿薩德，連同他父親留下的那套統治機器，在短短十二天的軍事推進中崩塌得干干凈凈。

阿薩德離開敘利亞，隨后與家人抵達莫斯科并獲得俄方庇護。而大馬士革的大街小巷，人們撕下墻上那些印著阿薩德頭像的海報，把它們扔進火堆，又踩上幾腳。塞德納亞監獄被打開，大批囚犯獲釋。人們隨后在狹窄牢房和散落的檔案中尋找失蹤親屬留下的線索，但關于秘密地下監區仍關押大量人員的傳言，最終沒有得到證實。

那一刻的敘利亞人相信，黎明已經到來。可眼下已經是2026年的仲夏，距離那個瘋狂的十二月過去一年半了。

一年半過去，敘利亞并沒有形成一種可以用“全民后悔”概括的情緒。相當一部分民眾仍把新政權視為擺脫阿薩德統治后的希望，但經濟困境、沿海殺戮、蘇韋達沖突以及權力過度集中，也讓少數派和部分城市居民的失望迅速累積。

一個曾經令全世界震驚的問題正在慢慢浮出水面——敘利亞人，后悔了嗎？要認真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新疆去看一看。

那片戈壁沙漠之下，埋著一個被人反復忽視的答案。

2024年12月19日，當時仍是敘利亞事實領導人的艾哈邁德·沙拉，在總統府接受BBC記者杰里米·鮑恩采訪，但更多人熟悉的是他的化名——朱拉尼。

2024年12月19日，朱拉尼在總統府接受了BBC記者杰里米·鮑恩的專訪。他穿著剪裁合體的西裝，語調平穩，面帶微笑。

當話題轉到女性受教育權時，他更是脫口而出＂當然可以＂，甚至舉例說伊德利卜的大學里女性學生比例超過百分之六十。那番話說得漂亮，漂亮到當時不少國際媒體都被打動了。新當局政治事務部門發言人烏拜達·阿爾納烏特隨后聲稱，女性因生理和心理特點不適合某些職位，并以國防部門為例。

但這個坐在皮質沙發上侃侃而談的男人，到底是誰？他領導的沙姆解放組織，沙姆解放組織的核心前身是努斯拉陣線，而努斯拉陣線本身曾是基地組織在敘利亞的分支。2016年，該組織宣布與基地組織切割并更名，次年又聯合其他武裝組建沙姆解放組織。

這個組織在過去十年間，換了無數個招牌——努斯拉陣線、征服陣線、沙姆解放組織，每一次改名都伴隨著一次公關式的＂去極端化＂聲明，但組織的核心成員基本沒有大的變動，那些經年累月在戰壕里、在極端教義里成長起來的人，依然掌握著槍桿子。

這就好比一間掛了三次新招牌的餐館，廚房里的廚子從來沒換過，你能指望端出來的菜完全變個味道嗎？朱拉尼上臺以后辦得最上心的一件事，不是重建被戰爭摧毀的水電基礎設施，不是安置幾百萬流離失所的難民，而是跑去聯合國游說。

他要求把自己和沙姆解放組織的高層從制裁名單里剔除出去。2025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2799號決議，美俄英法罕見地站到了同一邊投下贊成票，把朱拉尼和內政部門負責人移出＂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名單。

全場唯一投下棄權票的，是中國。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當時說得毫不客氣——敘利亞眼下的局勢極其危險，大批極端主義分子正在趁亂做大，安理會的任何決議都必須考慮反恐這個根本前提。

2025年11月6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2799號決議，將沙拉和時任內政部長阿納斯·哈塔卜兩人從“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制裁名單中移除。包括美俄英法在內的14國投下贊成票，中國棄權。中國代表強調，安理會應充分評估敘利亞反恐形勢、外國恐怖主義戰斗人員問題及調整制裁可能帶來的長期影響。

朱拉尼曾經拍著胸脯說女性有受教育的權利。更值得追問的是，沙拉拿伊德利卜高校的女性比例證明自己尊重女性教育，但在沙姆解放組織長期主導的伊德利卜，政治學與媒體學院自2022至2023學年成立起便不招收女性。承諾與其既有治理記錄之間，顯然存在不小的縫隙。

政府發言人烏拜達·阿爾納烏特更是公開表態，說女性因為＂生理和心理特質＂，不適合出任國防部這類關鍵部門的職務。嘴上要包容，行動上卻處處設限，這已經不是簡單的言行不一，這是有意識的欺騙。

真正讓所有幻想徹底破滅的，是2025年3月那三天。3月6日至9日，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在短短72小時內發生了系統性的屠殺。

武裝人員挨家挨戶地查身份證，只要證件上顯示這戶人家屬于阿拉維派——也就是阿薩德家族所屬的教派——就直接下手。據聯合國后來的調查，至少有一千三百多名平民在這場行動中喪生。

有母親親眼看著自己的三個兒子被槍決在客廳里，婦女、老人、兒童都沒能幸免。聯合國后來把這場事件定性為＂處決式襲擊＂。

經濟方面的崩塌同樣觸目驚心。根據世界糧食計劃署2025年下半年的數據，敘利亞大約有一半人口處于糧食不安全狀態，失業率飆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阿薩德時代雖然專制，雖然被制裁，雖然有戰爭，但對大多數普通家庭而言，經濟危機仍然深重，并伴有有限企穩”，而不是單向的“政權更迭后經濟全面崩塌。而現在，面包價格翻了幾番，電力供應比戰時還不穩定，醫院里連基本的藥品都難以為繼。

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的裂痕，也在急速擴大。阿拉維派、德魯茲派、基督徒、庫爾德人，每一個非遜尼派群體都開始感到不安。

其實這一切，中國人在很久以前就見過了。劇本幾乎一模一樣，只是舞臺換了一處，主角換了名字。

1826年，張格爾從中亞出發，率軍攻入清朝治下的南疆。他打出的旗號，和朱拉尼這兩年說的話，驚人地相似——他說要把維吾爾族百姓從清政府的＂暴政＂下解放出來，要恢復所謂的宗教純潔，要讓所有人重獲尊嚴，為此他打出了＂圣戰＂的招牌。

那時候的南疆，清政府的伯克制度確實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底層百姓的賦稅負擔很重。所以張格爾那些煽動性的口號，一說出口就有了土壤。

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田——南疆西四城的百姓中，不少人主動打開城門迎接他，把他視為救星。然后呢？

張格爾進城之后辦的第一件事，是屠城。凡是稍有抵抗的城池，他的軍隊都毫不留情。

他征收的稅賦，比清政府離譜十倍，金銀牲畜、糧食珠寶、乃至年輕女性，都在他的搜刮范圍內。當時南疆流傳一句話，叫＂兵過如梳，匪過如篦，張格爾過如剃刀＂。

清軍路過像梳子過一遍，土匪過如篦子過一遍，而張格爾過去，連頭皮都要刮下來。那幾年，南疆幾乎家家都在辦喪事。

1828年，清軍擒獲張格爾，押送北京處決。但南疆的苦難沒有結束。

他的家族和追隨者接連發動叛亂，1830年的玉素普之亂，1847年的＂七和卓之亂＂，一次又一次以＂解放＂和＂圣戰＂為名，一次又一次以劫掠和屠殺為實。到了1865年，浩罕汗國的軍官阿古柏乘著清政府焦頭爛額，率軍占領了整個南疆。

1865年，浩罕軍官阿古柏進入新疆，隨后數年逐步擴張勢力，控制南疆多地，并一度將勢力延伸至迪化和吐魯番。他在英俄角力之間謀求外部支持，以宗教權威和軍事統治維持政權。他用最嚴格的宗教教法來統治，把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都套上了枷鎖。

1876年，在左宗棠統籌下，劉錦棠、金順等率軍入疆，至1878年初基本收復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地區。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陷入緊張，左宗棠由肅州向哈密移駐，留下了“舁櫬出關”的著名歷史敘事。

他們不是沒吃過清政府的苦，只是當他們真正見識過什么叫＂解放者＂之后，他們終于明白——清政府再糟糕，至少還給他們留下了活著的空間；而在張格爾、阿古柏這些＂救世主＂手下，活著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奢望。

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推翻一個不義的政權，并不等同于建立一個正義的政權。這中間隔著的東西，遠遠不止一場軍事勝利。

它需要成熟的制度設計、法治的土壤、多元共識的凝聚，以及一個愿意約束自己權力的執政者。這些東西，朱拉尼和他背后的組織，一樣都沒有。

他們所有的資本，就是槍、教條，以及一張越來越會說話的嘴。

第二個觀察是關于＂話術＂的。我發現張格爾、阿古柏、朱拉尼——這三個隔著近兩百年的人物，他們上臺前說的話高度雷同。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套話術:＂你們的舊統治者是暴君＂、＂我會給你們帶來自由＂、＂我尊重多元和平等＂。

而他們上臺后的做法，同樣高度雷同——用更極端的暴力、更狹隘的身份認同、更嚴酷的意識形態來維持權力。這不是偶然，這是規律。

凡是靠推翻舊秩序而崛起、但自身缺乏成熟制度支撐的政權，幾乎必然要走向這條路。因為除了暴力和教條，他們真的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依靠。

第三，我想說說所謂的＂國際承認＂這件事。2025年那份把朱拉尼移出制裁名單的聯合國決議，美俄英法罕見地站在同一邊，只有中國投了棄權票。

這件事本身就非常值得玩味。在國際政治的算計中，一個＂能維持秩序的強人＂，往往比一個＂未必穩定的良政＂更受歡迎。

西方國家真的相信朱拉尼變了嗎？我不這么認為。他們只是需要一個能替他們管住敘利亞這塊亂地的人罷了。

至于這個人上臺后殺了多少平民、剝奪了多少女性的權利、把多少少數派逼進絕境，那都是次要的。這種功利主義的國際政治邏輯，恰恰是讓張格爾、阿古柏這類人物在歷史上反復出現的深層原因。

第四，我特別想強調女性權利這個議題。朱拉尼在BBC鏡頭前說＂女性當然有受教育權＂，可他統治下的伊德利卜大學政治學院拒絕招收女生；他任命的政府發言人公開說女性＂不適合＂擔任要職；他自己因為一張合影就要求身邊的女性遮住頭發。

這些細節看起來是小事，但連起來看就是一整套系統性的性別歧視機制正在被安裝到敘利亞的社會結構里去。而一旦這套機制運轉起來，想要拆除它需要幾代人的時間。

阿富汗塔利班就是最直白的前車之鑒。第五，判斷一個政權的好壞，從來不能只看它說了什么，而要看它做了什么，更要看它建立了什么樣的制度去約束它自己。

阿薩德家族的統治當然有它的罪惡，敘利亞人對舊政權的痛恨完全可以理解。但僅僅因為痛恨舊的，就輕信新的，這是所有革命故事里最經典也最慘痛的悲劇模板。

南疆百姓用血寫下的教訓，一百多年后原封不動地在敘利亞重演了一遍。最后我想說，敘利亞人現在的處境，其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說他們完全后悔，不公平——因為阿薩德時代的酷刑地牢、化學武器、失蹤的十幾萬人，那些血債是真實的；說他們完全沒后悔，也不公平——因為眼下新當局已經制造了嚴重的人權侵害，并暴露出武裝整合、宗派保護和司法追責上的巨大漏洞。但就現有證據而言，還不能簡單把它與阿薩德政權數十年累積的系統性暴力畫上等號。

真正的問題不是＂該不該趕走阿薩德＂，而是＂趕走阿薩德之后，敘利亞人有沒有為自己爭取到一個真正的新起點＂。答案眼下看起來，是沒有。

歷史給過南疆百姓類似的教訓，如今又擺在敘利亞人面前。對我們這些旁觀者而言，最該記住的一句話或許是——警惕一切承諾給你自由的人，因為他們的手里，往往握著更沉重的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