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為何同為大敵壓境時唐玄宗能夠西逃入蜀，而崇禎卻無法南遷最終選擇自縊身亡？
755年臘月的長安夜風又冷又干，宮燈被吹得東搖西擺。李隆基悄聲問高力士：“眾軍可跟得走嗎？”太監低頭回道：“圣意已決，護駕者不敢后隊?！边@一句，等于給大明三百年后那位朱由檢拋出一只遙遠的影子——皇帝若要走，誰來陪他顛沛？誰又擔責任？
自周禮以來，“社稷在京師”是共識，天子離城，天下易心?？蓪线~的唐玄宗來說，潼關一破，死守長安就是等死。他索性閉眼一咬牙，將“萬歲出城”當成唯一活路。大殿里文武倒抽冷氣，無人敢拍案阻攔，皆知失去都城雖重，亡國更重。凌晨時分，玄宗換上輕甲，馬首南向。盛樂軍號拉響，他走得并不體面，卻活成了后來藩鎮合兵、再起中興的火種。
一路向西南，形勢并非外人想象的從容。馬嵬坡前夜，禁軍糧餉已空，兵士在夜色里低語：“再餓下去，咱們跟誰混？”玄宗急令楊國忠搜刮蜀中進貢的彩緞，當場拆卸分發，才壓住火氣。翌日的兵變固然慘烈，楊貴妃香消，卻也算替長安的爛攤子做了替罪。隨后，劍門關、嘉陵江天然屏障一層接一層，叛軍追來不及，朝廷殘余得以落腳成都，社稷脈搏尚存。
時間一晃到1644年，北京城墻外塵土滾滾。朱由檢在乾清宮抱著最后一本《日講紀要》，對周延儒壓低聲音：“若我南遷，你敢隨朕走嗎？”首輔沉吟良久，輕聲回了句：“臣負不起脫社稷之名?！贝丝?，話比刀子快，把皇帝的退路割得只剩懸梁。
明末不是缺路，而是缺路上能吃的糧和能打的兵。關內十年旱蝗，稅賦跌到萬歷三成；遼東敗后，精銳盡散；吳三桂帶著兩萬關寧鐵騎隔著山海關，最快也要十余日才能趕到京師。城中算賬，真正能護駕出城的不過千人，且欠餉半年。有人提議借銀號印鈔，戶部書辦搖頭：“庫銀只夠鑄十萬兩小錢，還沒出京就得餓死。”皇帝聽完長嘆，不再言語。
更要命的是地形。北京到南京須經河洛平原、汴梁故道、淮北鹽堿地，皆一馬平川，李自成的騎兵日行二百里，隨時能截斷。唐玄宗的蜀道則不同：秦嶺天險夾著棧道，追兵多一人就掉一騎。明廷若硬走江南，需沿運河南撤，可運河兩岸倉廩空空，清軍又在遼東窺視，等于兩面受敵。
有人說朱由崧不是照樣從洛陽逃到南京？那是六百里夜奔的孤注一擲，帶的不過幾十騎，沿途靠寺廟施粥才沒餓死。若把皇帝、后妃、宗室、檔案、金冊一股腦拖在路上，這支隊伍就再沒輕裝的可能。
明末還有一個不易被注意的暗礁——道德負擔。大臣心里清楚，南遷意味著把祖宗陵寢和北直隸百姓拋下。當年徽宗、端宗都有過倉皇南渡的記錄，史家一筆“失宗廟”寫進去，后代罵聲不斷。朱由檢不僅擔心亡國，更擔心“棄社稷”的罵名。因此他寧可在景山那棵老槐樹上了結，也不愿冒險留下執政合法性被后世討伐。
有人拿唐玄宗的晚景嘲笑，說終究還是退位旁落?？蓜e忘了，肅宗在靈武即位后，憑借藩鎮勤王和西北騎兵慢慢收復兩京，唐朝又續了百余年；倘若玄宗死守長安，歷史很可能就此腰斬。決斷的速度，軍隊的成色，后勤的厚薄，地理的臂彎，加上觀念的枷鎖，這幾張牌一攤開，唐與明的牌面高低已判若云泥。朱由檢手上只剩硬扛，扛不動，就剩那根脖頸粗細的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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