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大舉移居歐洲，從地理套利到重拾焦慮

以下文章來源于鳳凰衛視，作者碧德

文/碧德

編輯/漆菲

◆美國獨立日游行活動中的葡萄牙移民。（圖源：WikiLists）

葡萄牙亞速爾群島孤懸于北大西洋中央，世界地圖上，這片群島猶如一枚被大洋遺落的棋子：東距葡萄牙本土里斯本約1500公里，東南距非洲摩洛哥海岸約1600公里，西距美國東海岸紐約約3900公里，遺世而獨立。

這一獨特地理地位賦予其絕佳的戰略紅利，無數橫跨大西洋的海底光纜在此交會，遠洋輪渡在此停靠補給。由美軍主導運營的拉杰斯空軍基地位于其中的特塞拉島（Terceira），二戰及冷戰時期曾是美國輻射歐洲與中東的軍事行動中繼站。

自19世紀末起，因島內農業經濟陷于停滯，加之火山爆發頻繁，大批年輕的亞速爾島民登上駛往美國的捕鯨船。他們在馬薩諸塞州、羅德島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土地上扎根，用汗水澆灌出美式中產的果實。經過幾代人的繁衍與“鏈式移民”，全美如今生活著約130萬名有亞速爾背景的葡萄牙裔美國人。在波士頓以及新貝德福德的街區，至今保留著講葡語的咖啡館與傳統的圣靈節游行活動。

這場綿延百年的遷徙潮，卻在近年悄然停滯，甚至出現歷史性“逆流”。在愈發極化的政治撕裂、階層內卷以及居高不下的槍支暴力陰影下，越來越多的二代、三代移民選擇放棄祖輩在大洋彼岸苦心經營的底牌，轉身回到祖輩逃離的故土。數據顯示，2019年前后，亞速爾群島見證了近代首次移民凈順差，“出走史”轉為“回流史”。

葡萄牙政府因勢利導，推出旨在搶人的“回歸計劃”（Programa Regressar）。不僅為返鄉的海外后裔提供安置資金，更開出長達五年、額度高達50%的個人所得稅減免紅利。

主動的尋根者之外，亦有被動的歸鄉人。受到特朗普政府大規模驅逐移民政策的陣痛波及，大批早年非法滯留美國的老一代島民被強制遣返，逼得亞速爾地方政府不得不在2025年成立應急工作組，以消化這股突如其來的回流潮。

亞速爾人“反向航行”的故事絕非孤例。當政治抑郁與美式內卷的低氣壓籠罩北美大陸，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無論是擁有歐洲血統的移民后代，還是陷入中年迷茫的中產精英——正將目光投向大西洋彼岸。他們背起行囊，奔向葡萄牙的海岸、愛爾蘭的鄉村、西班牙的陽光與德國的職場。

這場反向奔赴中，歐洲成了新的精神燈塔，這些人試圖在舊大陸里重新拼湊出那個被當代美國社會所遺落的、關于安寧與平等保障的“逆向美國夢”。

破解“地理套利”的財富密碼

去年，美國經歷了自大蕭條以來從未明確出現過的情況：遷出人口多于遷入人口。

皮尤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2025年，約18萬名持藍本護照的美國公民選擇遠走他鄉，為幾十年來美國規模最大的人口外流。據布魯金斯學會測算，美國2025年的凈移民人數達到負15萬人左右，2026年的流出量或將進一步增加。

與此同時，蓋洛普于2025年年底發布的民調顯示，多達五分之一的美國受訪者表達了對于永久移居海外的渴望。這種“逃離”意志在年輕女性群體中呈爆發式增長，比例飆升至 40%，為同齡男性的兩倍之多。這一前所未有的性別鴻溝，正將美國最具活力的群體之一推向大西洋彼岸。

◆大批海外游客來到希臘雅典衛城。（圖源：美聯社）

一部分人更以近乎斷裂的方式與母國決裂，完全放棄美國國籍。移民機構的數據顯示，2025年宣告“棄籍”的美國公民逼近5000人，在遍布全球的美國使領館，積壓的申請預約如雪片般累積，已突破3萬份。

在制度層面，這場身份的注銷潮亦有某種“黑色幽默”式的助推——隨著2025年棄籍手續費從2350美元驟降至450美元，曾經的經濟門檻被抹平，變相激勵了那些對美利堅夢幻滅的精英們按下人生“重啟鍵”。

從北美大陸溢出的移民中，大部分被歐洲這塊古老的“生活方式磁場”所吸引。目前，常住歐洲的美國公民總數已突破150萬人大關。

葡萄牙移民局的數據顯示，僅2025年一年，常住該國的美國公民數量就暴漲了40%，若將時鐘撥回新冠疫情前的2016年，這一數字增幅更是達到驚人的500%。過去10年間，居住在西班牙的美國人數量幾乎增長了一倍，居住在捷克的美國人數量增長了一倍以上。

2025年，移居德國的美國人首次超過移居美國的德國人，大西洋兩岸的“人才引力”發生歷史性逆轉。擁有寬松血統入籍政策、豐厚科技企業稅收紅利以及天然英語環境的愛爾蘭也成為不少美國人眼中的避風港，該國2025年迎來10000名美國人，約是2024年的兩倍。

得益于近一個世紀前簽署的《美荷友好條約》，美國公民在荷蘭無需本地雇主擔保，只需創辦企業并注入4500歐元的保證金，即可解鎖兩年的居留權。這一政策吸引到大批的美國創業者與自由職業者，讓在荷蘭常居的美國人總數飆升至 3.3萬人次的歷史新高。

◆美劇《艾米麗在巴黎》講述了美國女孩艾米麗在巴黎的工作和生活。（圖源：該劇劇照）

法國推行的長期居留簽證（VLS-TS），為渴望“法式慢生活”的美國中產開辟了一條財務綠色通道。盡管申請人必須承諾不進入法國勞動力市場，但該政策實際上默許了遠程辦公的存在。只要申請人的境外收入或存款跨過法國官方的財務紅線，就能在無需本土雇主擔保的情況下順利續簽，并在五年后合法解鎖在法國乃至歐洲的永久居留權。

不同于歷史上那些與苦難、戰爭相連的難民潮，亦不同于小眾的銀發退休養老移民潮，這股以美國中產階級為主力的遷徙浪潮，很大程度上為新冠疫情所塑造。2020年起，硅谷、西雅圖與紐約的科技巨頭紛紛將工作模式切入遠程辦公的軌道，為這場跨洋遷徙提供了關鍵推力。

長期受困于內需不足的葡萄牙等南歐國家順勢拋出橄欖枝，在傳統的“黃金簽證”（購房換居留）之外，葡萄牙于2022年底實施“數字游民簽證”，旨在吸納全球的高凈值人群與技術精英。西班牙也因為頒布類似簽證，成為備受美國中產青睞的第二大移民目的地。

不少人更是另辟蹊徑，選擇移居到性價比更高的巴爾干國家，如克羅地亞和阿爾巴尼亞。今年年初，在搬遷服務公司Expatsi主辦的一次電話會議上，近400名美國人報名學習如何移居阿爾巴尼亞。該國提供一種特殊簽證，允許美國公民在當地生活和工作，一年內免征境外所得稅，且不會多加盤問。

大批美國年輕精英破解了“地理套利”的財富密碼：他們一邊拿著動輒十幾萬美元的年薪，一邊落腳在月租僅一千多歐元的歐洲海景公寓。在顯著稀釋生活成本的同時，他們可以無縫享有當地醫療體系的庇護。

將美式中產焦慮帶到葡萄牙

不過，這場看似瀟灑的逃離，內里仍烙印著美國中產階級標志性的焦慮。

位于里斯本核心地帶的坎波德歐里克（Campo de Ourique）社區，儼然成為“新上東區”或“小波士頓”。在街區的中央公園和高檔有機超市里，講著純正美式英語、推著嬰兒車的美國女性隨處可見。

里斯本周邊的卡魯斯美國國際學校（CAIS）等頂級教育機構，近幾年的入學申請排起長隊，學費也一路飆升。從父母的視角出發，搬遷是為了讓孩子逃離美國校園周而復始的“防彈演習”，但在大西洋這一端，他們卻忍不住用美元重筑起一道阻隔本地社會的“教育防火墻”。

與之呼應的還有里斯本的皇家王子區。這片坐落著19世紀浪漫主義與摩爾復興風格建筑的古老街區，如今被裹挾著強勁購買力的美式“士紳化”浪潮所改造。精品咖啡浪潮店、販售羽衣甘藍的輕食沙拉鋪，以及加州移民開辦的冥想瑜伽工作坊，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這里變身為美國高凈值移民、科技新貴與藝術擁躉的網紅大本營。

◆里斯本皇家王子區受到美國高凈值移民的青睞。（圖源：Flickr）

諷刺的是，這些人最初往往宣稱要逃離美國無孔不入的消費主義陷阱，去追求一種樸實無華的歐洲日常生活。但當他們憑借強大的購買力將本地原住民擠出中心城區，并建立起一個只有他們才消費得起的“飛地”時，他們實際上在脅迫本地人用英語去迎合那些被精心包裝過的“反叛理想”。

一些人口學者將這一現象定義為“特權移動下的空間美元化”。這些標榜個性化實驗與身份重塑的“生活方式移民”，用逃離美式內卷和槍支暴力來美化自己的搬遷行為，并認為自身的道德立場高于跨國富豪與普通游客。

他們熱衷于在社交媒體上傳播吃葡式蛋撻、聽法朵音樂等生活方式，但現實中與本地社會的融合僅停留在消費層面，客觀上反而造成本地人被驅逐，在資本主義框架下衍生出新的全球不平等結構。

◆里斯本古老街區阿爾法瑪（Alfama）的一間咖啡館。（圖源：英國《衛報》）

2014至2024年的十年間，里斯本的房價攀升了近176%，核心歷史街區的漲幅超過200%，讓其從歐洲最經濟實惠的宜居之城演變為最不可負擔的城市。Numbeo發布的數據顯示，在衡量大都市民生痛感的房價收入比（注：住房價格與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上，里斯本已達到21.8，超過巴黎（19.5）和倫敦（17.2）等歐洲大城市。

這種外來資本對本地民生的攪動，在政治層面產生深刻回響。2019年成立的葡萄牙極右翼政黨“夠了”（Chega），精準收割那些被高昂房租放逐的本地中下階層。該黨在葡萄牙議會230個總席位中擁有60席，已是議會第二大黨和主要反對黨。

2026年年初的總統選舉中，“夠了”黨黨魁安德烈·文圖拉（André Ventura）一度進入決選輪次，推動葡萄牙政治版圖加速右轉。文圖拉多次在議會辯論中抨擊前政府頒布的外籍移民特殊稅收政策，將其定義為對本土納稅人的“反向歧視”。

◆葡萄牙“夠了”黨的支持者抗議游客推動當地房價上漲。（圖源：路透社）

采取鮮明排外立場的“夠了”黨，其政治算計中帶有典型的福利沙文主義雙標。他們對來自南亞、非洲等欠發達地區的勞工移民持強硬排外立場，指責其帶來了社會安全隱患，卻對來自發達國家的數字游民相對寬容，視其為“高價值外國人”。

眼下，“夠了”黨正在推動一項提案，旨在將申請入籍外國人的法定居住年限從5年延長至10年。雖然其核心目標是限制欠發達地區的移民，但同樣影響到指望在短期內獲取歐盟身份的美國公民。可以說，這些宣稱逃離特朗普治下政治極化的美國自由派，反而孵化了葡萄牙民粹主義的政治反噬。

在柏林實現加補丁版“美國夢”

如果說選擇移居南歐國家的美國人是在追逐一種告別主流競技場的“退隱式生活”，那么將目光落在德國的美國人，則希望進行一場意識形態與職場上的重構。他們并非美式競爭中的逃兵，只是不愿再忍受母國日益加劇的政治撕裂與“永遠在線”的惡性內卷。

對于這群既無法放棄專業抱負又渴望捍衛生活尊嚴的年輕精英，既保有社會民主底線又能用法令捍衛勞工權益的德國無疑極具吸引力。美國自由派在性少數平權、性別平等和多元文化等議題上的價值訴求，均能與德國強固的社會共識無縫嵌合。

對很多人而言，德國社會可謂“美國夢”的加補丁升級版。德國奉行的“萊茵資本主義”（即社會市場經濟），迥異于大洋彼岸那種自由放任、贏者通吃的“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制度化的福利國家網絡構成強大的社會兜底機制，將絕大多數人置于安全網內，從根本上抹去因失業或罹患重病而陷入階層跌落的底層恐懼。

26歲的簡·佩雷拉（Jane Pereira）曾是美國二代移民。30多年前，她的父親作為家中長子，帶著僅有的兩個手提箱從斯里蘭卡來到美國，最終定居科羅拉多州。由于半數家族成員生活在美國之外，簡自幼在一種跨國界的坐標系中長大，看著同齡表親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中成長，讓她對在國外的生活充滿向往。

◆一位街頭藝術家在柏林東邊畫廊前表演。（圖源：TripSavvy）

三年前，她面臨和父輩相似的跨國抉擇。彼時在首都華盛頓特區從事氣候政策傳播工作的簡，迎來生活的轉折點——她的伴侶獲得了美國國務院資助的富布萊特獎學金，得以赴柏林開展研究。

在華盛頓特區這座“權力之城”，工作與生活的邊界極其模糊，簡被高度原子化的精英主義職場文化所驅動，日常需要隨時回復老板的信息。在尋求職業錨定與生活平衡的權衡下，她決定和伴侶一起搬到柏林。

作為歐洲少有的英語母語者友好型城市，柏林擁有國際化的專業崗位，且接納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步調。簡順利進入一家歐洲非政府組織，繼續從事氣候政策倡導工作。在這里，她發現勞工權益得到法令的保護。當地龐大的自由職業者、藝術家和多元社群，也重塑了她的社交圈。

“在華盛頓參加派對時，人們問你的第一件事往往是‘你在哪工作’或‘你為誰工作’；但在柏林，人們更有興趣了解‘你是誰’和‘你做什么’，機構和頭銜沒有那么重的分量。”簡告訴《鳳凰周刊》。

簡在柏林落腳后不久，特朗普重返白宮，開啟美國政治史上最具顛覆性的周期。這讓簡的跨國移居在客觀上蒙上一層“先見之明”的底色。地理上的距離讓她免受美國政治急轉直下的沖擊，比如特朗普宣布再次退出《巴黎協定》并推翻拜登政府通過的《通脹削減法案》，讓國內的氣候政治圈遭受重創。

看著往日的同事和朋友仍在苦苦支撐，簡反而有種“幸存者的內疚感”。她說：“我們這一代美國人多多少少被灌輸了‘美國是第一、是最偉大的國家’這種思想。親眼看著這個神話分崩離析，許多人陷入了迷茫。”

在簡的人生軌跡里，移民這一議題折射出復雜的代際與跨國階層多維性。“9·11”事件之后，簡的父親在美國機場經常遭遇無端攔截；由于“膚色不對”，他在驅車經過得克薩斯州等美墨邊境地區時，會成為警方種族執法（Racial profiling）的目標。

◆美國邊境巡邏隊的執法人員在對美墨交界處要求尋求庇護者排隊檢查。（圖源：美聯社）

這些深植于日常的種族歧視，逐漸消磨了父親對“美國夢”的自豪感。因此，當簡決定離開美國時，父親表達了理解與支持。他告訴簡，她正在重復自己當年的道路，只是這一次，父輩歷經打拼賦予其的美國公民身份，讓她能擁有自由流動的權利。

作為美國公民，簡在德國的落地經歷與來自“全球南方”的難民或非歐盟國家的技術移民有著天壤之別。簡向《鳳凰周刊》坦言：“我深知自己擁有一種極大的特權。我是因為‘想來’而來到這里，且有能力在不同體制中自如穿梭，而不必面對太多歧視。”

僅僅花了幾個小時，德國外國學歷認證中心（ZAB）便承認了簡在美國高校的學位，接著，她聘請的專業律師協助其辦理了歐盟藍卡，并快速辦好了居留證件。盡管簡仍需攻克德語的難關，但在柏林這個高度國際化的社會，語言壁壘并未對她的職業生存構成實質性威脅。

相比之下，來自中國、印度等非歐盟第三國的留學生和技術移民，想要獲得居留許可，往往需要經歷一部“西西弗斯式”的血淚史。

德國的移民系統一向運轉低效，線上預約系統常年癱瘓，一些移民因此被迫于寒冬季節在外管局門前安營扎寨，僅為搶奪一個當天的號碼。審批期間，他們還需遭遇辦事員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粗魯問詢。而在法律層面，由于沒有西方國家的特殊簽證豁免（如美國公民享有的《居留法》第41條特殊優待，即“先入境后辦簽”的豁免權），非歐盟移民一旦遭遇居留證件斷檔，將立刻面臨被遣返的系統性風險。

這種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讓大批依靠技術簽證在德扎根的年輕移民承受著巨大的精神高壓。

與歐洲人一起加入失業大軍

“家人們，回旋鏢來了，我被裁員了。”最新一則視頻中，在社交平臺Instagram坐擁24萬粉絲的博主瓦妮莎（Vanessa Wachtmeister）神色沮喪地說道。這位35歲的博主來自美國洛杉磯，曾在中國教授英語，并在那里結識了后來的德國丈夫。

五年前，兩人移居柏林，瓦妮莎加入一家跨國旅游科技公司擔任遠程產品經理，并成功入籍德國。2025年，她將自己完美的遷徙體驗發表在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上——她拿著六位數美元的高薪，享受著柏林廉價而高品質的生活。她不僅迅速還清在美上學期間背負的10萬美元學生貸款，每月還能結余上千美元用于理財投資。

◆2025年，瓦妮莎在CNBC上分享了自己在柏林的生活。（圖源：CNBC報道截圖）

一直以來，瓦妮莎都經營著關于“地理套利”的敘事。她還制作了一份名為《90天內在歐洲輕松獲聘》的實操指南，將跨境求職咨詢做成副業。然而，這一由遠程高薪紅利與西歐福利制度共同編織的“歐版美國夢”，在實體經濟接連失速的寒冬中遭遇撞擊。

“整整八年付出，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公司給出的解雇理由是：因人工智能（AI）的介入不得不提高運營效率。”瓦妮莎自嘲道，“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沉浸式體驗德國的失業救濟金該怎么領吧……”

自2023年宏觀經濟錄得負增長以來，德國頻繁陷入經濟增長的“技術性衰退”泥潭。曾經的西歐經濟火車頭，如今飽受高企的能源成本與全球需求疲軟的結構性拖累。中小型企業紛紛宣告倒閉或將生產線外遷，多家大型企業乃至制造業巨頭相繼啟動裁員計劃。最新消息顯示，大眾汽車集團考慮加大成本削減力度，擬將裁員規模擴大至10萬人，并可能關閉4家德國工廠。

德國聯邦勞工局的職業空缺指數顯示，面向高技術、管理類以及跨國英語崗位的招聘需求過去兩年內驟降近30%。對于像簡和瓦妮莎這樣高度依賴全英語工作環境的移居者而言，他們所置身的互聯網初創圈、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跨國咨詢行業，恰恰成為本輪經濟失速之下沖擊最厲害的領域。

◆2024年9月26日，德國巴登-符騰堡州路德維希堡，畢業生正在參加當地政府舉辦的招聘會。

研究機構Uniwunder的追蹤報告指出，在德國，超半數年輕求職者的活躍求職時間已超過4個月，部分特定行業的求職周期甚至被拉長至一年以上。

當德國本土的畢業生面臨過去十年來最嚴峻的求職寒冬，外籍員工不可避免成為最先受影響的群體。由于德國及歐盟明令禁止企業在招聘中出現基于國籍、種族或宗教的歧視，越來越多企業開始在招聘條件中筑起隱秘的合規防線：“必須具備商務母語級別（C1/C2）的德語聽說讀寫能力。”這相當于宣告英語母語者跨國職場紅利時代的終結。

德國聯邦勞工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領取第一期失業救濟金（簡稱ALGI）的人數在過去一年內增加了7.6萬人。這項福利主要面向剛剛失業、此前持續繳納失業保險的勞動者，一般可領取相當于稅后工資60%（有子女者為67%）的補助。這意味著，德國失業壓力已開始從傳統的低技能崗位蔓延至企業中產和辦公室崗位。

作為政治與科技重鎮的柏林，情況更為慘烈：全市領取第一期失業救濟金的人數較去年同期大幅上漲13.8%，常住失業人口中超四成是外國移民。

殘酷的現實，無疑給“彼岸草更綠”的想象畫上了句號。葡萄牙的住房危機正在催生更激烈的本土主義情緒，德國制造業的寒冬也讓國際人才市場迅速降溫。那些希望逃離美國的人會發現，遷徙可以改變地址，卻無法改變全球化退潮、經濟放緩和身份焦慮交織的時代。世上本沒有完美的體制伊甸園能夠豁免全球性停滯帶來的時代陣痛。所謂的遠方并非解藥，而是另一種考卷。

排版 /李惠雅

你如何看待大量美國人移居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