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了，為什么我們還在談論“四渡赤水”？

1935年1月，貴州土城，赤水河冰冷刺骨。

蔣介石調集約40萬兵力四面合圍，而中央紅軍僅剩3萬余人。3萬對40萬，這不是戰斗，是絕境。

往前走是冰河，往后看是追兵。那個站在赤水河邊的人，并不知道接下來還要連續渡河，更不知道這次軍事指揮會成為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他只知道——不能停在這里。

于是，他邁出了第一步。

一渡——承認困境，是最大的勇敢。

一渡赤水，不是勝利，是面臨困境的應對與調整。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原定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1935年1月28日，土城受挫后，毛澤東同志敏銳地覺察，這是一場難以為繼的危險戰斗，再戰對紅軍極為不利。因而，他果斷地做出決定：立即撤出戰斗，西渡赤水，甩掉追兵，挺進川南。

“撤”，這個字，在戰場上有時比“沖”更難。真正的勇敢，不是面對局勢變化時的盲目堅持，而是在該轉身的時候，有轉身的清醒。

二渡——退無可退，恰恰是絕地反擊的時機。

一渡后，紅軍在扎西地區集結整編，川滇敵軍很快從南北兩面向扎西逼近。在退無可退時，毛澤東等同志抓住黔北敵軍兵力空虛的戰機，指揮紅軍于2月18日至21日，分別從太平灘、二郎灘等地二渡赤水，重入貴州。

隨后，紅軍取桐梓，奪婁山關，再占遵義城。五天之內，紅軍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3000余人。

二渡赤水的勝利，恰恰是在最不被看好的時刻打出來的。毛澤東巧妙調度，指揮紅軍迭出重拳，導演了長征之后中央紅軍的最大一次勝利。

三渡——被困之時，“動”字就是轉機。

遵義大捷后，蔣介石急飛重慶坐鎮指揮，調集重兵，企圖圍殲紅軍。毛澤東等同志指揮軍隊反復“調動”敵人，在運動中尋找有利戰機。3月16日至17日，紅軍在茅臺鎮附近三渡赤水，西進川南。

在困境中最大的問題，或許不是沒有辦法，而是想了一百種可能，卻一步都沒邁出去。

三渡赤水的智慧——行動。動起來，敵人的部署就會被打亂，局面就會出現縫隙，結果就會發生轉變。

四渡——正合奇勝，無往而不利。

國民黨軍果然聽從“調動”，重新部署兵力，試圖“畢其功于一役”，徹底圍殲紅軍。紅軍則巧布疑兵，在3月20日以一個團偽裝主力繼續誘敵西進，而真正的主力于3月21日至22日迅速四渡赤水。

隨后，紅軍南渡烏江，佯攻貴陽。此時，蔣介石于貴陽坐鎮指揮，城內兵力空虛。紅軍兵臨貴陽，蔣介石急調滇軍。滇軍一出，云南空虛，紅軍直向金沙江。

從一渡的被動轉移，到二渡的主動進攻，再到三渡、四渡的聲東擊西、機動靈活——四渡赤水，完成了一場從“被動撤退”到“主動突圍”的戰略轉變。

作為官方合作伙伴，長城葡萄酒選擇與電影《四渡》站在一起，正是因為這一份跨越90年的精神共鳴。

長城葡萄酒也曾走過一條“渡河”之路。從最初中國葡萄酒產業的“一張白紙”（沒有技術、沒有標準），到研制第一瓶干白、第一瓶干紅，再到三次拿下國家科技進步獎，產品出口多個國家地區、在國際評酒會上屢獲大獎，這背后是幾代人在葡萄園里年復一年的堅守。從一無所有到走向世界，長城葡萄酒的每一次前進、每一次突破，都是在絕境中不肯低頭的堅持。正因為走過這條路，長城更能理解“四渡”背后的意義——是在沒有路的地方蹚出一條路的勇氣；是在不可能中尋找可能，在絕境中不肯認輸。

90年后，我們為什么還要反復談論“四渡赤水”？

因為人人都會面臨自己的“赤水河”。它可能是攻堅時期殫精竭慮的日子，可能是人生路口上舉棋不定的選擇，也可能是被各種壓力裹挾卻仍咬牙前行的瞬間。

當年紅軍在赤水河邊反復架橋渡河，如今的人們同樣在自己的“赤水河”邊反復試探、調整、再出發。

困境從來不是終點，選擇邁出第一步就是轉機。真正的長城，從來不只矗立于山河之間。它存在于一扇扇被拆下來搭成浮橋的門板中，存在于一杯杯從無到有的葡萄酒里，存在于每一個深夜焦慮、第二天卻依舊愿意重新出發的普通人身上。

《四渡》要做的，就是把這種“在絕境中尋找出路”的力量，從歷史中打撈出來，傳遞給如今的你我。

今年恰逢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大型史詩電影《四渡》于6月26日登陸全國院線。我們不妨走進影院吧，在光影錯落之間，看看1935年那個冬天，一群人在冰河邊是怎樣邁出第一步；看看當身后是幾十萬追兵、眼前是冰冷河水時，紅軍戰士需要多大勇氣，才能選擇踏進湍流；看看當紅軍戰士回頭望時，那些他們原本以為翻不過去的坎，是如何被甩在身后的。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赤水河。它不在貴州，不在歷史書里——它在每一個普通人決定“再試一次”的瞬間。那些瞬間，也許不會載入史冊，但正是它們，構筑起一個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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