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老同學特意叮囑普京：俄羅斯若想翻身，就得跟著中國路子學

2026年6月26日，圣彼得堡，第十四屆國際法律論壇的青年分論壇正在舉行。

一位73歲的老人走上講臺。他叫亞歷山大·巴斯特里金，執掌被稱為“俄版FBI”的俄羅斯聯邦調查委員會已近16年。

但臺下的人更清楚他另一個身份——1975年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他和普京是同班同學，是普京核心圈子里極少敢于直言的實權人物。

巴斯特里金開口就說：“我們到底在建設什么？資本主義嗎？翻來覆去就只有市場經濟這一個說法，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能站得住腳的思想指引。”

執掌全國重大刑事案件偵查的強力部門一把手，當著一眾法律界精英的面說俄羅斯“丟了魂”。這話的分量遠比任何反對派的警告都更讓人后背發涼。

巴斯特里金先回憶了蘇聯時代——孩子們在愛國主義精神浸潤下長大，正是這種精神讓蘇聯在衛國戰爭中扛住了納粹。

但話鋒一轉，他把矛頭對準了當下的俄羅斯：這個國家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經濟也不是軍事，而是沒有一套清晰的思想指南。

他把問題的根子指向了俄羅斯憲法第13條。1993年葉利欽時期通過的憲法寫得明明白白：任何意識形態都不得確立為國家或強制性的意識形態。

當年葉利欽為了跟蘇聯體制徹底切割，在西方顧問指導下，親手在法理上掐斷了俄羅斯確立主流意識形態的可能。

三十多年過去，這塊空白地帶沒有被自由和多元填滿，反而被虛無占據。

巴斯特里金反問：俄羅斯憲法里，除了強調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一些寬泛的傳統價值觀之外，關于“俄羅斯要去哪兒、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一個字都沒寫。

巴斯特里金其實不是第一次說這話。2016年他就公開呼吁過要在憲法里確立國家意識形態。2025年他又一次發聲，說要把國家意識形態寫進憲法。

2026年6月26日，他在論壇上再次提議修憲——通過全民公投給俄羅斯確立一套國家意識形態。

他選這個時間點把話說到這個份上，不是心血來潮。四年多的消耗戰，前線蒸發了海量的資源和人員，后方的耐心也在一點一點被侵蝕。

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6月15日至21日的民調顯示，普京信任度76.7%，認可度70.4%。但另據俄羅斯公眾輿論基金會同期民調，普京信任度已降至69%——沖突爆發以來的最低點。

2022年秋天宣布動員、2023年戰場最膠著的時候，這個數字也從來沒低于74%到76%。信任度正在松動，核心圈感受到的危機比外界看到的更真實。

拋出診斷之后，巴斯特里金罕見地以中國作為正面參照樣本。

他說：“中國之所以能發展這么快，根子就是方向明確、信仰清晰，自己知道要走什么樣的路。”

他特別強調，“我三次到訪中國，中國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市場經濟完美結合，企業家排隊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為國家發展做貢獻。”

巴斯特里金還專門引用了中國憲法的表述：“中國憲法明確規定——中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那我們呢？資本主義？沒人說得清楚。市場經濟，然后呢？沒有意識形態！”

這番話的分量有多重？說話的人不是鍵盤俠，不是象牙塔里的學者，而是俄羅斯執法系統的核心人物、普京幾十年的老同學。在數千人的國際場合說這話，懂行的人都明白這聲音的分量。

這也不是他第一次提類似觀點。早在十年前西方剛加碼對俄制裁的時候，他就公開說過俄羅斯需要一套明確的國家思想體系。

十年過去，他不僅沒改想法，說得反而更直接了。這一次他甚至提出了更大膽的主張——通過全民公投修改憲法，允許俄羅斯確立一套正式的國家指導思想。

巴斯特里金想表達的也不是讓俄羅斯變成中國，而是說俄羅斯該像中國一樣，找到屬于自己的方向感。一個沒有方向感的國家，就像一個沒有導航的艦隊——馬力再足，也到不了目的地。

他的建議很具體：恢復蘇聯時代的青少年組織體系，類似當年的少先隊和共青團，用組織化的方式把年輕人凝聚起來。他甚至提出將刑事責任年齡從16歲降至12歲。

在他看來，俄羅斯的年輕人正在變成“精神上的孤兒”。國家沒有給他們一套值得相信、值得為之奮斗的價值體系，結果就是有的走向極端，有的走向犯罪，有的徹底躺平。

據俄羅斯聯邦調查委員會統計，2025年俄羅斯青少年犯罪同比飆升21%，未成年人實施的嚴重犯罪案件接近12700起——比2024年多了約2000起。

2026年上半年，調查人員又立了6107起涉及青少年的刑事案件。2025年全年記錄了6起校園襲擊事件，另有18起被提前制止的襲擊預謀。

一個國家的孩子在系統性地出問題，這不是哪個家庭教育失敗就能解釋的。

巴斯特里金看得清楚——沒有意識形態做引導，俄羅斯在法律和道德上就沒法要求所有人為國家做出更多奉獻。沒有這根定海神針，蘇聯解體的危機就有可能重演。

經濟數據同樣扎心。俄羅斯政府2026年5月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從1.3%大幅下調到了0.4%。

2026年1到5月，聯邦預算赤字達到6.01萬億盧布，約合770億美元，已經超過了全年3.786萬億盧布的預定目標。

2026年5月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收入同比下降近50%。征兵的壓力也在加大，光靠高薪和含糊的“去納粹化”口號，已經很難再點燃基層民眾的激情。

巴斯特里金還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建議追究家長因子女犯罪而承擔的刑事責任；建議追究學校管理者因疏忽導致校園襲擊的刑事責任；建議加強對學校安保公司的政府監管。

這些建議背后是一套完整的邏輯——國家需要一套統一的思想體系來凝聚社會，需要一套完整的組織體系來培養下一代。

普京曾說過一句廣為流傳的話：不為蘇聯解體感到遺憾的人沒有心，試圖完全復制蘇聯的人沒有頭腦。

這句話本身就折射出俄羅斯當代精英的內在張力——在懷念與現實之間不斷搖擺，卻始終難以找到穩定支點。

正如分析人士所指出的，巴斯特里金的發言與其說是在提供解決方案，不如說是在發出一種警示：俄羅斯已經進入一個必須重新回答“國家為何存在”這一根本問題的階段。

當普京核心圈子里待了近16年的人開始公開喊出“丟了魂”這樣的詞，把中國模式擺在臺面上當作參照物，這意味著連最核心的圈層也感受到了危機。

巴斯特里金給出的答案是明確的：如果俄羅斯想找到出路，就得跟著中國路子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