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16年脫歐公投至今的十年間，英國已更換了七位首相，而1979年至2016年的近四十年里僅經歷了五位。這種高頻更迭并非單純的政局混亂，其背后存在深層的結構性矛盾。
脫歐困局與金融化的根源
許多人將首相更迭歸咎于脫歐，認為脫歐導致經濟規模縮減約6%-8%。這雖是重要背景，但更本質的原因在于英國經濟的高度金融化，金融資本已深刻影響國家經濟秩序。脫歐公投中，中部和北部老工業區大量選民投下支持票。自撒切爾時代以來，制造業逐漸被金融業替代，工廠關停、產業空心化，這種長期積累的失落感轉化為對既有體制的憤怒表達，脫歐只是情緒出口。特雷莎·梅任內三年主要精力用于談判脫歐協議，但無論偏向金融中心利益還是本土制造業，都會引發另一方的強烈反彈，這使其根本無力調和。
金融體系壓力與政策空間收窄
利茲·特拉斯任期僅49天。其推出的減稅預算案引發金融市場劇烈反應：英鎊貶值、國債收益率飆升，三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短期內顯著上行，養老基金衍生品頭寸承壓。這暴露出英國國債持有結構的脆弱性——外國央行和主權基金持有比例處于高位，杠桿對沖基金廣泛參與基差交易，市場波動時容易引發連鎖反應。斯塔默上臺時議會多數優勢較大，承諾重建公共服務，但其財政空間受限，政策落地難度極大。
跨大西洋的相似病癥
美國與英國面臨類似結構性問題。美國經歷去工業化，金融業在經濟總量中占比持續上升。2025年相關市場波動中，十年期美債收益率在短期內出現顯著上行，與對沖基金在國債市場的杠桿交易高度相關。這顯示兩國經濟金融化的核心特征高度趨同，只是美國因國力基礎更強，緩沖余地相對更大。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深度綁定于金融資本時，政策更替往往很難扭轉根本趨勢。真正的國家韌性，仍然根植于能生產什么、能創造什么，而非僅僅依賴金融中心的賬面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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