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泰鴻： 司徒雷登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兼談正確理解《別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兼談正確理解《別了司徒雷登》

（紀念司徒雷登150周年誕辰暨榮膺杭州市榮譽公民80周年座談會主題發言）

郭泰鴻，轉載自“陽明學苑”

今年是司徒雷登先生150周年誕辰。

司徒雷登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值得我們每一個杭州人直至中國人到現在還在紀念他？這自然首先是專家學者們研究的事。我作為一個普通杭州人，對這位出生在杭州、熟稔杭州方言土話、對中國做出不小貢獻的美國人，也有自己的看法。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國基督教（新教）傳教士、教育家、外交官。其父母皆為美國在華傳教士。

司徒雷登1876年6月24日生于中國杭州，原名John·Leighton·Stuart（中文音：約翰·雷登·斯圖爾特）。幼年在杭州長大。1887年返美求學，爾后成婚。他在美國大學畢業后，于1904年底攜妻返華，開始在中國傳教，并鉆研漢文。

他根據自己英文名字里的“雷登”“斯圖”的發音，給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司徒雷登。其中“斯圖”與中國傳統復姓“司徒”完全同音，簡直是天意。

他到杭州面館吃面，“湯寛”“味重”“毫梢”等杭州土話，這些現在年輕人未必知道的老杭州話，是他的口頭禪。

1907年他參與了杭州育英書院、之江學堂（即后來并入浙江大學的之江大學，司徒雷登弟弟司徒華林曾任校長）的籌建，后赴南京任金陵神學院希臘文教授、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還兼任美國新聞界聯合通訊社駐南京特約記者。

作為一名基督徒，司徒雷登找到了基督教的“愛”和孔子的“仁”之間的共同點，開始了他作為“中國人”的一生。

1918年美國南北長老會合并了在華四所教會大學，成立燕京大學。司徒雷登擔任校長兼校務長。

司徒雷登到任后，首先確定了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又請到了劉廷芳和洪業兩位名師，吸引了一大批學術大師紛紛奔赴燕京。到上個世紀20年代，燕大已經是名師云集，國文系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人，歷史系有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人，哲學系則有張東蓀等名宿。名師出高徒，那一時期的學生有雷潔瓊、冰心、費孝通、侯仁之、王種翰等。

燕京大學共花費360萬美元建成。其中司徒雷登在美國就活動十次，籌集資金250萬美元。司徒雷登還爭取到了美國鋁業大王霍爾(1863-1914年)巨額遺產建立的教育基金的資助，并成功地說服哈佛大學，1928年春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學社。這讓燕京大學躋身了世界一流大學地位。

“九·一八”事變后，司徒雷登支持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支持并親自帶領燕大學生南下向政府請愿。并說：“如果燕大學生沒有請愿，那說明我辦教育幾十年完全失敗了。”感動得學生熱淚盈眶。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日軍占領北京。司徒雷登繼續留燕京大學在北京，并在燕園升起美國星條旗，表示此處屬于美國財產，又特別在大門上貼上公告，不準日軍進入。還拒絕懸掛滿洲國旗。他穩定了燕園的四年安定。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1941年12月7日，司徒雷登即被逮捕，被囚禁至1945年8月5日日本投降，共三年八個月十天。

司徒雷登作為燕大校長，概括起來，為燕大做了五件事。一是定校訓：確定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校訓，作為貫徹始終的辦學指導方針；二是選校址，確定了現在未名湖畔的絕佳位置；三是籌校款，籌到了70%的建校經費；四是聘校師，延聘了一大批國內甚至國際知名人士來校任教；五是找校友，找到了建校近三百年的世界名校哈佛大學作為合作伙伴。正是因為司徒雷登的這五件事，使得建校僅僅三十年的燕京大學，躋身世界名校。

燕京大學存在33年，司徒雷登任校長27年，在不到一萬名（9998）畢業生中，為中國培養了55名院士。新中國成立后的科學院院士有42位來自燕京大學，工程院院士有11位來自燕京大學。二戰結束后中國政府代表在密蘇里軍艦上簽署受降書，中國派出的三位記者都是來自燕京大學。這證明了司徒雷登對中國教育的巨大貢獻。

在抗戰后期，美國與中共關系不錯。美國派遣了代表團訪問延安，并積極促進國共和談。和談破裂后，出自美蘇對抗和意識形態的原因，美國在國共內戰中，堅定地站在了國民黨一邊，給錢、給軍火、給顧問，希望消滅共產黨。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在重慶第一次見到司徒雷登，就滿臉笑容地對司徒雷登說：“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

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這是他沒有考慮過的職務，他已經因為年齡原因，辭去了燕京大學校長職務。他擔任大使以后，自然要全心全意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不折不扣地執行美國政府的各種指令，支持國民黨進行內戰。

此后幾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已經不可挽救。美國政府也對此失望。司徒雷登的任務，由支持國民黨轉為希望和共產黨新政權建立新的國家關系，并停止內戰。

在共產黨即將攻陷民國首都南京之際，外國使領館包括蘇聯大使館，紛紛隨著國民政府南遷廣州，而美國大使館和司徒雷登大使卻留在了南京，等待共產黨的到來。他們還存在最后的希望，想做最后一次努力。

在此期間，司徒雷登秘密接觸了中共代表黃華，探討中美關系的各種可能性。但最終沒能成功

三年多的大使經歷，司徒雷登并沒有完成任務。主要原因是，美國要求在新的中美國家關系中，保留多年來中國歷屆政府和美國簽訂的各種“友好條約”，還包括支付欠款、開放領土、設定租界等等。這種嚴重損害中國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的要求，中國怎么可能答應？因此，中美國家關系破裂。

國家關系影響到了人的關系。司徒雷登在美國，成了政治上親共、工作上失職的不可靠、不可信人物；而在中國，他又成了美國蠻橫堅持一百多年來在中國予取予求的霸權的代表人物。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悲劇。

紀念司徒雷登，不可不提的是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

由于在延安時候的關系，美國對共產黨是有一定好感的，并沒有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徹底對立。但在共產黨即將奪取政權之際，美國國家利益就徹底打倒了脆弱的抗戰友誼，關系迅速惡化。

所以，對1949年8月8日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我的學習理解，其內涵應該是“別了，司徒雷登大使”，而不是“別了，司徒雷登先生”。因為毛澤東告別的是美國大使這個美國政府的象征性人物，而非司徒雷登這個人。整篇文章，矛頭指向都是美國政府，而不是針對司徒雷登個人。

毛澤東寫道:“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云人物之一。”

可以看出，毛澤東的這段話里，除了“裝著”兩字是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駁斥美國大使所必須用詞之外，對司徒雷登個人，可以說是沒有一句人品道德的批評批判之意。但題目必須用《別了，司徒雷登》，因為他是大使，是美國政府的代表，也是美國對華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當時中國和他別了，就是和美國政府別了。

正是考慮到司徒雷登對中國的感情，對中國教育的貢獻，考慮到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務實態度，所以毛澤東除了在文章的開頭和結尾部分對他略加譏諷外，并沒有把美國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算到他的頭上。

但是，因為對這篇文章的不同理解，司徒雷登在大陸長期被負面評價。這是不公平的。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40年，司徒雷登不幸墜馬受傷，毛澤東曾經親自發電慰問。1949年6月，毛澤東對司徒雷登北上北京，也表示過態度，稱他“會被作為許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歡迎”。在得知司徒雷登要返美時，還說過“希望今后美國不再援助蔣介石在中國之反動政府；希望美國能按照羅斯福總統、史迪威將軍和華萊士先生的方式制定其政策。如果美國將來能這樣對待中國，中國自然會以同樣友好回報。而這一切之實現就有賴于司徒先生回國的努力了。”從“老朋友”“有賴于”這兩個詞，可見毛澤東對司徒雷登是寄予希望的。假如毛澤東認為司徒雷登是一個敵對分子、反動分子，絕不會說這樣的話。

周恩來后來也曾對司徒雷登的歷史功過說過這樣一段話：“對于司徒雷登個人的問題，我們必須既評估個人品德，亦衡量權力影響。當然，他是帝國主義的代表——執行其政策的政府人員。但是他在被日本人拘禁時期所表現的個人品德是值得欽佩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仍居留中國一段時間，期望著和共產黨談判。這在當時美國政府對華要求、對華政策沒有改變的情況下，自然不會有結果。他于同年8月2日返美，隨即退休，1962年9月19日在華盛頓病故。終年86歲。

長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對于政治顯然沒有像對于教育那樣掌控自如。他失意于美國國內政治力量、離開了中國共產黨，也因1949年的政治轉向得罪了他過去的老朋友蔣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歲壽辰，當時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請示蔣介石是否以蔣的名義贈送鮮花，蔣冷漠地回答：“不必了。”

司徒雷登成了一個美國對華政策失誤、失敗的替罪羊。他回國后，還保留了駐華大使的職務，但并沒有去臺灣任職。相反，卻還為中國共產黨辯護，他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說“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雖然受到蘇俄很深的影響，但是具有‘完全的中國特色’。”他把中國和美國頭號敵人蘇聯區分了開來，這有利于降低美國政府對新中國的敵意。司徒雷登這個用詞“完全的中國特色”，說明了他對中國新政府的客觀認識，并沒有因意識形態而把中蘇放到一起。

三個月后，他中風倒地，從此臥床不起。只有他的秘書傅涇波，這位中國清朝王公后裔、燕京大學政治系畢業生，像一個兒子一般服侍在身邊沒有兒女的司徒雷登的身邊。直到送別人世。

我珍惜和緬懷司徒雷登先生對中國人民的感情，銘記和感謝司徒雷登校長對中國教育的貢獻，也理解司徒雷登大使作為美國駐華使節的職務作為。

司徒雷登遺言是歸葬中國燕大舊址。這是有他選擇理由的。他一生和中國的三個城市有較深關系。一是杭州，他的出生地，幼年感情所在；二是北京，燕大所在地，凝聚了他一生的教育成果；三是南京，他最終政治職務的履職地，在美國具有最大影響。

他希望歸葬北京燕大，說明他對自己一生與中國的關系、在中國的成就，最看重的是創辦了燕大。由于種種原因，這個愿望歷經多年而未能實現。最終他的出生地杭州人民接受了他。

2008年11月17日上午，司徒雷登骨灰歸葬于他的出生地——中國杭州。杭州市政府及杭州人民在安賢園墓區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安葬儀式，杭州市政府領導和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出席了儀式并致辭。一大批年已耄耋的燕京大學校友，也遠程趕來參加。

此前，他的父母和兩個弟弟均葬在杭州。而奉送司徒雷登骨灰回到出生之地的，則是傅涇波的兒子傅履仁。

為了完成司徒雷登骨灰歸葬中國的愿望，傅家父子整整奔波交涉了四十多年，終于達成司徒雷登遺愿。回到杭州，總算也差強人意了。寫到此處，我不禁為傅家父子真摯的感情、執著的意念、不懈的努力，而深深感動、深深佩服。這真是令人潸然淚下。司徒雷登離開中國后的十三年，無權無勢無金錢，政治上還受到麥卡錫主義者的質疑，但其吸引傅家父子如斯，可見人格感召力于一斑。

有人為之撰寫了一副挽聯：生于錢塘，長于錢塘，二萬里云山，終有魂歸中國夢；思盡心力，勞盡心力，五十年風雨，留得遺恨未名湖！

司徒雷登是美國人，美國的兒子，也是杭州的兒子。他自稱“是一個中國人更甚于是一個美國人”。

司徒雷登遺作《在華五十年》記述了他在華的經歷和對華的情感。

司徒雷登遺言，把1946年11月周恩來送給他留作紀念的一只中國明代的五色花瓶物歸原主。

司徒雷登的出生地在杭州耶穌堂弄，是一條隱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司徒雷登故居也位于此。故居是司徒雷登之父約翰·林頓·司徒爾特來杭傳教后所建，建筑中西式結合，對研究司徒雷登及杭州基督教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意義。故居現為浙江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辟為司徒雷登紀念館對外開放。故居圍墻外，有一尊司徒雷登的半身塑像。

司徒雷登故居的鎮館之寶是1946年10月中華民國杭州市政府授予他榮譽公民時，同時授予的一把鐫刻有“杭州市榮譽公民司徒雷登先生”及日期的純金鑰匙。

永遠紀念司徒雷登先生！

（作者：郭泰鴻，原杭州市委副秘書長、市政研室主任、富陽市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