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掌握在資本家手里多可怕？孫玉良：讓窮人連奴隸都做不成

文｜孫玉良

最近幾年，關于人工智能的討論越來越熱，大家都在談論“AI時代”的美好前景。但我始終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擔憂：當AI的算力和算法掌握在少數資本巨頭手中，普通人連“被剝削”的資格都可能失去。過去資本家還需要工人出賣勞動力，需要他們進工廠、坐辦公室，可當AI能把絕大多數工作都干完，窮人就連“奴隸”都做不成了。因為資本不再需要你的勞動，你成了系統中“多余的人”。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并不是危言聳聽。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技術紅利最終落入誰的口袋。以前的技術革命替代的主要是體力勞動，藍領工人首當其沖。但這一輪AI浪潮不一樣，它直接沖進了寫作、翻譯、客服、設計、財務、法務、甚至初級編程這些白領崗位。過去，無數普通家庭的孩子拼了命考大學，就是為了脫離體力勞動，靠知識和技能改變命運。可現在，寒窗苦讀十幾年掌握的那些知識、技能，一個大模型幾秒鐘就能完成。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也顯示，全球約四分之一崗位受到生成式AI不同程度的影響，文員類職業暴露度最高。

更扎心的是，AI替代的不僅是低技能工作，中等社會經濟地位的重復性腦力勞動崗位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形成“中間塌陷、兩極擴張”的就業極化現象。這意味著大量中產崗位正在消失，而新創造的崗位集中于少數掌握核心技能的群體。普通人的上升通道在變窄，社會流動的通道被阻塞，群體固化將進一步加劇。

為什么AI會把窮人推向“連奴隸都做不成”的境地？因為資本借助AI實現了對人的“全面壟斷”。當前AI發展的核心特征，是少數科技巨頭對算力、數據、模型等核心生產資料形成了絕對控制。從芯片到云基礎設施，從大模型到用戶數據，整個產業鏈的關鍵環節被幾家巨頭牢牢把持。生產資料的控制者不僅壟斷市場，更開始壟斷社會運行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學術界把這種現象稱為“技術封建主義”。少數科技巨頭像封建領主一樣掌握數據和平臺，普通用戶則像農奴一樣被束縛在這些平臺上，失去對自身勞動成果的控制權。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壟斷不是簡單的財富集中。科技巨頭通過算法治理，對用戶進行自動化管理，你在平臺上留下的數據、行為、偏好，都成了資本收割的“數字地租”。你以為是免費使用，其實你本身就是被收割的產品。

過去的技術革命從發明到基礎設施建成至少需要幾十年，期間存在制度調整和社會博弈的空間。而這次的AI時代到來，基礎模型、算力、數據的控制權在短短幾年內就高度集中于少數巨頭，社會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消化沖擊、重構保障體系，這是令我所擔憂的。這形成了一種現象：技術越進步，窮人越焦慮。AI不只替代體力，還大規模觸及人類的認知能力，開始替代某些腦力勞動。美國已有90%的管理者采用了某種算法工具來指導、監控或評估員工。在全方位、高強度的算法指令面前，勞動者完成任務的每一個步驟都被無形的數字意志精確牽引，勞動的自主性和能動性正在被算法全面消解。

更重要的是分配邏輯變了。過去的技術進步最終會通過就業創造、工資提升形成一種包容性增長格局。但AI時代，創新收益與成本嚴重脫節，勞動收入份額持續萎縮，資本收益日益集中于頂端。多位經濟學家都警告，AI存在拉大收入差距的自然傾向，技術紅利更多向資本端傾斜，職業技能形成鮮明分水嶺，被替代的群體收入增長將受到明顯制約。

那怎么辦？排斥AI？排斥沒有用，只能被時代淘汰。所以我一再強調，年輕人要學AI、用AI，這是生存的基本功夫。而作為執政者、作為社會制度的頂層設計者而言，在未制定好合理的分配制度前，不要讓AI吞掉普通人的飯碗。這是我一貫的觀點，否則就會引起社會動亂。如果AI創造的財富最終只進入少數科技資本賬戶，而普通人的工資越來越低、物價房租醫療教育成本卻依然高企，那么所謂“技術進步”最后就會變成多數人的生存焦慮。一個社會如果只剩資本狂歡，沒有勞動者消費能力，經濟也會失去活力。原因很簡單，沒人有收入，誰來消費？沒人敢結婚，誰來生孩子？沒人相信未來，誰還愿意長期投入？

因此，兩條腿走路必須兩條腿都要硬：一邊大力推動AI發展，搶占全球產業制高點；另一邊強調“穩就業”“科技向善”“完善社會保障”。要通過累進稅制、數字經濟專項稅收等手段進行合理再分配，把AI的“效率紅利”逐步轉化為勞動者的“收入紅利”。要在AI從研發到應用的全過程中貫徹“兼顧就業”的原則，使技術創新與擴大就業實現最大兼容。

我們是社會主義制度，技術必須服務人，而不是反過來讓人變成技術的犧牲品。社會主義制度在這方面有著區別于資本主義的重要優勢，我們不是資本邏輯主導，而是“以人為本”。社會發展到什么時候也不要忘了：要讓AI為人民服務，而不要讓AI變成殺人的刀。資本主義社會如何發展我們管不了，但我們一定要管好自己的社會能夠實現有序發展。如果未來只有機器越來越聰明，人卻越來越廉價，那這樣的AI時代，算哪門子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