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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昨天經濟導報的一位記者傳來了十多年前我在《經濟導報》上發表的一個專訪。背景是當年胡錦濤總書記到山東來調研,談到了城市和農村雙向流動的問題。直到現在為止,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因此再把這個專訪發表一下,以期引起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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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8日,導報記者初磊濟南報道:
胡錦濤總書記上月在山東考察時,強調城鄉“雙向流動”,即城市資源向農村流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在擴內需、保增長背景下,“雙向流動”與解決“三農”問題和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有何關聯?其能為山東帶來什么?
經濟導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山東社會科學院省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秦慶武。
一,“單向流動”致城鄉差距
擴大身為山東農村經濟研究權威專家,秦慶武對“雙向流動”的提法極為關注。
秦慶武分析認為,“由‘單’而‘雙’,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由之路和有效措施。”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
“農村剩余勞動力與城市工業化進程相伴而生,這是中國經濟變革的主要推動力,是社會進步的標志;而城市通過向農村提供知識信息、人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等資源,反哺農村,能夠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
為何要讓“城市資源向農村流動”,秦慶武認為,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農村的土地、人才和資金等生產要素不斷流入城市,因此,城鄉差距逐步擴大。
據其分析,1995年前后,全國的耕地面積為19.51億畝,到2007年,僅剩18.25億畝,以每年1000多萬畝的速度減少。
為何減少?因為城市建設生產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而由于土地流失產生的失地農民數量每年增加三四千萬人。
“土地流入城市,使農民失去了寶貴的生產資料,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家園,這是農民巨大財富的流失 。”秦慶武說。
工業化進程吸引了農村的勞動力,并且這部分勞動力多為農村精英。1993年到1994年間,農村外出務工數量達到高潮,每年成千上萬的農民進入城市,參與城市建設。
一組數據顯示,當時的存量農民工數量為2.26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7%,其中,離土離鄉的農民工為1.3億人。
城市化進程中,由于農業的比較效應低,資金只活躍在城市。農民工把在城市賺來的錢存入銀行,而銀行又將這部分錢投入到城市。
“資本永遠追逐利潤,所以遠離農村。”以山東為例,每年從農村流入城市的資金高達2000多億元,單從郵政儲蓄網點流入城市的資金就為600億元到700億元。
二,惠農政策應更寬泛
“單靠市場這雙‘看不見的手’,很難改變農村資源流出的局面,政府‘看見的手’應發揮作用,從科教文等寬泛意義上補貼農民和農村。”
秦慶武認為,包括減稅、資金直補在內的“惠農”政策力度不夠,國家對農民和農村的扶持政策應延伸到更寬的資源領域。
賦予農民自治權等民主權利;農民不僅有土地使用權,且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角度來看,應讓農民獲得土地等財產性收入;
讓農民享有與成立國際合作社聯盟類似的組織化權利;新型合作醫療中,1名農民每年僅享受100元補貼,而城鎮居民每人每年為1000元,有失公允;農民和城鎮居民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產品和服務。
“希望更多的資源流向農村,特別是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秦慶武給出一條建議,“從‘多予少取放活’來看,最關鍵的是賦予農民自己辦金融的權利。”
進入農村的資金以盈利為目的,而農民自己辦金融,可以用自己的資金為農村辦更多的事,這是促進農村發展、改變農村資源短缺的推動力。當然,對農民辦金融要加強監管。
秦慶武提出,“單向流動使農村資源凈流出,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而轉變該差距的辦法就是雙向流動,使更多的資源不是流出而是流入,”唯有如此,才能具體落實“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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