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走后，陳毅和項英大吵一架，陳毅怒罵項英是“五心不凈”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從瑞金出發，開始長征。留守中央蘇區的領導重任，落在了中共中央分局書記項英和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身上。一個28歲，是蘇區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的最高負責人；一個33歲，名義上是辦事處主任，卻連軍權都沒被交到手里。
博古、李德在臨走前對陳毅的不信任是寫在明面上的，他們寧可把軍事指揮權全部交給打仗不在行的項英，也不愿給這個從井岡山時期就跟著毛澤東打游擊的老兵。兩人剛剛接過留守的擔子，就發現彼此在同一個問題上存在著根本性的分歧：剩下不到3萬人的部隊和1萬多名傷病員，到底該怎么活下去。

爭吵
項英的思路很直接：把還能打仗的紅24師和地方武裝收縮到瑞金、會昌、于都、寧都四縣之間的三角地帶，依托陣地把敵人擋在外面。他繼續在根據地征兵，甚至動員傷愈的戰士帶傷上陣。在項英看來，中央蘇區是紅軍用鮮血打下來的，一寸也不能丟，丟了就是對革命犯罪。
陳毅一聽就急了，他當時右腿被炮彈炸傷還沒好，躺在病床上聽完項英的部署，立刻掙扎著坐起來反對。他的判斷跟項英完全相反：這點兵力集中起來跟國民黨幾十萬大軍正面硬碰硬，就是白白送死。唯一的生路是把部隊化整為零，分散鉆進深山密林打游擊，保存火種等待時機。

兩人在這個問題上的第一次交鋒，項英不為所動。他咬死一條：中央走之前定下來的方針就是保衛蘇區，改不得。在項英的認知體系里，上級的命令就是鐵律，執行命令是黨員的基本素質，哪怕這個命令在實際情況面前已經明顯行不通了。
陳毅的認知體系則完全不同。他長期跟隨毛澤東在井岡山和贛南閩西打游擊，深知游擊戰的核心邏輯不是死守某個地方，而是以保存有生力量為首要目標，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在他看來，中央留下來的根本任務是把這支隊伍保存下來，而不是把蘇區的地盤守到最后一寸。

到了11月中旬，國民黨軍連續攻占興國、寧都、長汀，蘇區控制范圍急劇縮小到瑞金、會昌、于都、寧都四縣交界處長約百里、寬六七十里的小小三角地帶。此時項英仍然在等待中央的新指示，而陳毅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直接對項英說了一番極其尖銳的話：中央現在帶著主力在湘桂黔一帶艱苦轉戰，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既然中央已經指定由我們領導蘇區的斗爭，我們就要對中央負責，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對策，不能把幾萬人的性命押在死等一紙電文上。

項英被逼到了墻角，終于松口讓陳毅起草一份分散游擊的指示。陳毅當場揮毫，文不加點地完成。然而項英并沒有立刻發布這份指示，而是決定將指示以電報方式發給中央等待批復。這一等，又是將近兩個月。
從1934年11月到1935年1月，項英數次給中央發去請示電報，但中央當時正忙于遵義會議的召開和主力紅軍的突圍，無暇顧及留守部隊。在等待中央回復的這段時間里，項英把陳毅那份指示壓在案頭，繼續以紅24師為主力，用正規戰的方式死守三角地帶。

于都、瑞金、汀州相繼丟失。牛嶺一仗，五個團被敵人一個團逐個擊破。國民黨軍步步收緊包圍圈，留守部隊的生存空間一天比一天逼仄，傷員和物資損耗觸目驚心。項英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承認“戰斗打得像兒戲”，但他仍然不肯主動改變戰略方針，在電報中加了一句“以堅持黨性”為由等候中央指示。
這句話徹底激怒了陳毅。在他看來，眼前每拖延一天，陣地就丟掉幾座，部隊就折損一批，這不是在堅持黨性，是在堅持教條主義。他終于拍著桌子吼出那句后來被反復記述的話：“五心不定，輸個干凈！”說完拂袖而去。項英愣在原地。

陳毅說的“五心”，不是指項英對革命不忠誠，而是指他在決策時既想守住蘇區又怕擔政治責任、既不愿違抗中央舊方針又擔心部隊打光、還對局勢抱有僥幸心理。五種心理互相拉扯，導致他在最需要果斷決策的時刻始終下不了決心。
合作
就在兩人關系降到冰點的時候，轉機終于從中央傳來。1935年2月13日，遵義會議結束不到一個月，正在長征途中率領紅軍與追擊之敵周旋的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發出了那份后來被稱為“二月指示”的十萬火急電報，要求留守部隊“堅持游擊戰爭”。

此時遵義會議已經糾正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路線，中央的決策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2月17日，中央分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部隊分成九路向外突圍，開展游擊戰爭。項英和陳毅率領其中一路。
從分兵突圍那一刻起，之前所有的爭執都失去了意義。項英帶著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機關少數人員突圍之后，立刻面對一個極其殘酷的現實：國民黨軍隊的圍堵遠比預想中更嚴密，每一路突圍隊伍都付出了慘重的傷亡。

項英、陳毅和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率領300余人先后轉移到贛粵邊油山一帶，中央分局委員陳潭秋、鄧子恢、譚震林率100余人轉移到閩西地區。抵達油山時，這支隊伍衣衫襤褸，彈藥所剩無幾，電臺也在突圍途中被埋掉了。
從1935年春天起，項英和陳毅在油山朝夕相處，靠相互扶持熬過了饑餓、疾病和敵人的反復清剿。沒有中央指示，沒有外部援助，每一仗要不要打、往哪打、打到什么程度就撤，全靠兩人商量著定。

這時候的項英已經不固執了，因為殘酷的生存現實已經把之前所有教條主義的僥幸敲得粉碎；而陳毅也從不拿之前的爭吵說事，因為兩個人都清楚，現在吵贏了也沒用，活下去才是唯一的硬道理。陳毅后來自己總結過游擊戰爭的原則：“打不贏就跑，跑不了就藏，藏不了就拼。”這些原則就是兩人在這片山林里用一次次的死里逃生換來的。
但1940年那次最后的分別，陳毅還是沒忍住，又把那八個字甩給了項英。當時陳毅要離開皖南軍部北渡長江去蘇北抗日，臨行前跟項英說：形勢變了，部隊不能再窩在皖南，必須趕緊往江北轉移，避開國民黨的包圍圈。

項英還是猶豫不決，擔心轉移途中損失太大，擔心江北條件太差，擔心中央的態度不夠明確。陳毅被逼急了，幾乎把六年前在蘇區那場爭吵的原話又重復了一遍：“五心不定，輸個干凈！”話撂完就走了，沒想到這一走就是永別。半年后皖南事變爆發，項英在突圍途中被叛徒殺害。
從1934年中央蘇區那間破舊的會議室到1940年皖南云嶺的那次臨別，陳毅和項英這對冤家在整整六年里共同經歷了留守蘇區的潰敗、三年游擊的生死考驗、新四軍的組建和抗戰初期的風雨。

他們的爭吵從來不涉及個人恩怨，只圍繞一個問題：在巨大壓力和不確定性的面前，一個領導者到底應該先保部隊的命，還是先保路線的純。這個問題放到今天，依然不輕松。而當年在那間昏暗的會議室里，兩個人都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一個用鮮血和沉默，一個用那八個擲地有聲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