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我此言良久立”，一場跨越千年的互相看見｜夜讀

最近，《琵琶行》以歌曲的形式在網絡上爆火，一時間全網都在“感我此言良久立”。

如果了解唐代士人與歌妓之間并不平等的身份關系，了解唐五代文學中情感如何被書寫、被修飾、也被權力遮蔽，乃至了解白居易一生的“風流”書寫，就會更能明白這一刻的難得。

閱讀《禮法之外：唐五代的情感書寫》中的這些文字，你會看到在不平等的現實秩序中，文學曾經寫出過一場短暫卻動人的互相看見，它深刻挑戰了當時的社會秩序和文學傳統。

本文來源：《禮法之外：唐五代的情感書寫》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洪越

01

士人與妓人：情感背后的身份秩序

在唐代，無論官妓、家妓還是民妓，她們的社會地位都遠遠低于士人，是士人買賣、擁有、饋贈的對象，其主要功能是事宴佐歡。這種經濟層面上的士妓關系，在白居易的詠妓詩中多有表現，如與同年征召伶妓侍宴，教導家妓努力工作（“莫辭辛苦供歡宴”），更換年輕美貌的家妓（“三嫌老丑換蛾眉”）。

最能體現白居易把家妓作為可以買賣、交換的個人財產的例子，是他把妓和馬放在一起描寫，比如告誡士人“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理由是馬養肥、妓女長大后就會更換新的主人。晚年病風后，白居易為節省開支處理財產，多次寫詩說最舍不得自己的愛馬和寵妓。例如，當裴度提出用良馬交換白居易的一位歌妓，白居易說年老的自己需要她唱歌娛情，劉禹錫也作詩唱和。在這組唱和詩中，白居易把裴度比作攜妓隱居東山的“風流”謝安，劉禹錫則稱，如果白居易用歌妓交換名馬，便是“奇才”，可見當時的士人認為愛妾換馬是風流的行為。

白居易的很多詠妓詩寫到士妓之間的感情。關于中晚唐詠妓詩表現的感情類型，王凌靚華著重分析了三種情況。第一種是士人對妓女的渴望，詩人通過在詩中表達對妓人的愛慕來贊美她的魅力和恭維宴會的主人。第二種是士人對妓人的同情，這種感情在敘述妓人生平的詩中最常見。第三種是愛情，很多詩敘寫士妓之間的風流韻事，彼此深情，詩人借此既顯示自己的文學才華，又塑造了自己的風流形象。這三種感情類型在白詩中都很常見。第一種如在張愔席上贈關盼盼詩，《晚春欲攜酒尋沈四著作先以六韻寄之》寄詩沈述師說希望見到他那位擅長演唱陽關詞的歌妓，《戲答思黯》對牛僧孺說希望見到他的彈箏妓。第二種如《琵琶行》。第三種感情在白居易筆下經常表現為不能忘情，有時妓人不能忘情于士人，有時士人不能忘情于妓人。

02

“不能忘情”：有情形象的刻意塑造

先說妓人不能忘情于士大夫。宇文所安在分析中唐浪漫傳奇時談到，由于風月場中的關系由金錢支撐，女性一方的情愛表達往往會因為兩性關系中的經濟因素而受到質疑，所以這些故事用女子在經濟上不依賴男方的情節來表現她們的真情。

同樣，官妓的職責是為地方官服務，包括演唱地方官的詩，因此白居易用描寫官妓對離任后的地方官的思念來表現她們的真情。在杭州刺史任上，白居易寄詩告訴前杭州刺史嚴休復，說他讓官妓演唱自己的“新詞”，卻聽到一名妓人唱嚴休復的詩，于是略帶醋意地戲謔評論說：“但是人家有遺愛，就中蘇小感恩多。”這是在恭維嚴休復的才情，說杭州歌妓記掛他，是出于對他的感情。

白居易也用同樣的手法夸耀自己的魅力。離任蘇州設宴告別時，他描寫在座官妓對他依依不舍，“欲語離情翠黛低”，并囑咐她們“莫忘使君吟詠處”。離任后，白居易想象杭州和蘇州的官妓沒有忘記自己。在送姚和赴任杭州刺史的詩中，白居易想象姚和到杭州后，自己任期間的“故妓”向姚和詢問自己的消息的情景，而他則托姚和帶給她們兩首“新詩”傳唱。友人也參與塑造白居易被歌妓思念的形象。當白居易寄詩給蘇州刺史劉禹錫，回憶自己任蘇州刺史時度過的快樂時光，劉禹錫在答詩中恭維白居易，說蘇州的歌妓仍然記得他這位寄情杯酒的白太守，仍在歌唱他的詩篇，甚至有官妓因思念白居易而流下淚水：

座中皆言白太守，不負風光向杯酒。

酒酣擘箋飛逸韻，至今傳在人人口。

報白君，相思空望嵩丘云。

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

家妓不能忘情于主人也是白詩中經常出現的主題。他和張仲素寫的《燕子樓》詩，就贊美張愔愛妓關盼盼在主人死后“念舊愛而不嫁”。白居易作于晚年的《不能忘情吟》則描寫家妓不忍離開自己的戲劇化場景。當時，白居易病風，于是決定減少家用開支，計劃賣馬放妓。詩中描寫馬不肯走，妓不肯去，家妓樊素致辭，說駱馬和自己都有情于主人，希望主人留下他們。前面分析白居易通過描寫官妓不能忘情于嚴休復稱贊后者的魅力，這里寫樊素不能忘情于主君，也是同樣的用意。但和官妓只表達思念之情不同，樊素用情的告白對主人提出了要求，這在白居易，甚至中晚唐的詠妓詩中都很特別。《不能忘情吟》中樊素的致辭是這樣的：

辭曰：主乘此駱五年，凡千有八百日。銜橛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

致辭包括三個層次。前兩個層次從駱馬和家妓的實用價值著手，論證他們不應該被解職。首先，駱馬和樊素事主多年，兢兢業業履行職責，從沒有過失，證明了他們的價值。其次，駱馬和樊素還在壯年，可以繼續服侍主人。這兩個理由都是在經濟層面強調自己有價值。不過在這個層面上，白居易可以說，雖然駱馬和家妓都有用，但自己目前實在需要削減開支。

樊素致辭中最有力的是第三個理由，屬于感情層面的考量。她說駱馬和自己有情于主人，因此不忍離去，然后反問，難道只有主君“無情”？樊素對白居易提出了感情的要求，說明她認為主人和妓/馬之間的關系應該是雙向的：如果妓/馬忠心侍奉主人，主人也應該把妓/馬留在家里，善待他們。樊素的話給主人兩個選擇，一個是賣馬放妓，承擔“無情”的名聲；另一個是留下馬與妓人，證明他有情。白居易說他選擇了后者，說明他認同樊素所描述的主人和妓/馬之間雙向感情關系的邏輯。

前面談到，白居易在一些詩中把妓/馬當作可以買賣和交換的個人財產，這首詩則顯示，他不總是把他們作為“簡單的東西”來對待。他這樣解釋自己留下駱馬和樊素的原因：

噫！予非圣達，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柅。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

白居易

馮友蘭談魏晉風流的時候說，晉人經常區別能忘情和不能忘情。能忘情不是無情，而是有超越自我的深情，因有玄心而能超越自我，因此雖有情而無我。超越自我的人從天或道的觀點看人生事物，他的情與萬物有共鳴和同情，卻不因個人的禍福成敗而發生哀樂。忘情不易達到，多數人更像《世說新語》“傷逝”篇記述的王戎，執著于自我的得失。王戎因喪子而悲傷，山簡問：“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答：“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這則軼事肯定執著自我得失的真情。白居易把自己對寵妓、愛馬的感情放在魏晉的情的話語中，為其確立價值。

不過，雖然白居易在《不能忘情吟》中寫他留下了駱馬和家妓，但在現實中他還是按原計劃賣馬放妓了。之所以寫留下了他們，是因為不如此不能維系他的有情形象。

03

警惕修辭：情感也會遮蔽權力關系

與妓人不忘情于士人這個感情模式相對應的，是士人不忘情于妓女。這個模式也出現在白居易和其他同時代詩人的作品中。悼念亡妓是中唐出現的新詩歌類型。雖然悼亡詩從潘岳就有，但基本上都是悼念妻子，到了中唐才有比較多人作詩悼念自己和友人亡故的家妓，這說明士人和家妓的感情關系在九世紀的社交生活中可以被接受了。思念以前的妓人也成為中唐詩的新主題。在《對酒有懷寄李十九郎中》里面，白居易說自己對以前的三位家妓不能忘情：

往年江外拋桃葉（結之也），去歲樓中別柳枝（樊、蠻也）。寂寞春來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吟君舊句情難忘，風月何時是盡時。（李君嘗有悼故妓詩云：“直應人世無風月，恰是心中忘卻時。”今故云。）

結之是白居易從杭州帶回洛陽的妓人，姓陳，二人有過十年“歡愛”。詩中說“拋桃葉”，似乎暗示是白居易離開了她。樊素、小蠻是白居易在洛陽的家妓，從十三四歲就在他家，后來在白居易病風后清理財產時讓她們離開了。前面討論《不能忘情吟》描寫樊素有情于主人，這首詩寫白居易不能忘情于樊素等家妓，表現了主人和家妓相互的感情。

然而，情的話語也可以遮蔽主人決定家妓命運的權力關系。這些家妓被遣離后下落如何，是成為別人的家妓還是像杜牧描寫的張好好那樣去酒肆工作謀生，她們的生活有沒有保障，詩中都沒有交代。

用情的語言遮蔽權力關系的修辭策略，在白居易對官妓的描寫中也能看到。在《醉戲諸妓》這首詩中，他問在座的官妓，誰愿意在他退休后跟隨他歸隱：“不知明日休官后，逐我東山去是誰？”“逐”字暗示官妓有選擇的自由，可以因為對他有情而在他離任后追隨他。

但實際上，作為刺史的白居易才有權決定是否為一名官妓脫籍，把她收為家妓。強調官妓有自由選擇的權力，更多是為了渲染自己的魅力。這類表述說明，白居易想要彰顯的風流情感需要以遮蔽現實中士妓之間的等級秩序和權力關系為前提。

▲ 南唐 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

有研究者注意到白居易的女性觀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說他前期在樂府詩中積極為女性代言，后期則變成偎紅倚翠的老人。

一般認為這個轉變跟白居易不同階段人生理想的變化有關。他入仕初期希望通過諷諭詩改革社會，后半生則以享受人生為目標，這影響了他的女性觀。舒蕪提出，白居易的這種變化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因為人在少壯時往往有公心，明辨是非善惡，到暮年則趨于老朽，不再關心他人的苦樂。

不過，白詩對女性態度的不一致，不完全是創作的前期和后期、人的青年和暮年的差別，也跟創作的場合、讀者、文體有密切的關系，因此他在同一個階段寫的詩也會包含不同的觀點。比如同樣是在入仕初期，他一方面在《秦中吟》《新樂府》等諷諭詩中批評朝廷官員沉迷妓樂、不顧政事，另一方面在酒席宴會寫的社交詩中贊美妓樂行樂。這里，對妓樂活動的批評和贊美，取決于不同創作場合、接受對象對詩的體式的要求。

白居易的詩對女性的態度，也跟作者與所寫女性的距離有關。如果描寫的女性是抽象的群體，如貧女或白頭宮女，他可以從她們的角度同情其艱難處境。但如果描寫的女性與白居易及其友人有直接的關系，比如是他任刺史時的官妓，或者他和朋友的家妓，則往往采取男性的視角。

比如，白居易寫宮人，會感慨她們在皇宮中虛度青春、年老色衰的悲涼，但是對他自己和別的士人購置的家妓，他傾向于站在士人的立場，傷感主人死后家妓散盡、歡娛不再，至于家妓在主人死后命運如何，他并不關注。被書寫的女性與詩人距離越近，對她們的描寫和詩人自我形象的塑造也就越交織在一起，不利于詩人自我形象的女性視角也就越需要被遮蔽和過濾。

▲ 唐 周昉《簪花仕女圖》

04

“感我此言良久立”：一場互相的同情

《長恨歌》《琵琶行》這兩首白居易流傳最廣的詩，都是不限于男性單一視角、描寫男女間相互感情的作品。

《長恨歌》歌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感情。前半部分講述唐玄宗寵愛和失去楊貴妃的故事，后半部分則描寫楊貴妃對唐玄宗的深情，使他們之間相互的愛情得以成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長恨歌》表現的感情超越了等級秩序。在詩的結尾，楊貴妃回憶生前與玄宗立下愛情誓約：“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其中的“比翼鳥”和“連理枝”，是文學傳統中常用的表達夫婦之愛的意象，比如《孔雀東南飛》和韓朋的故事都描寫夫婦生前被迫分離，死后墳上的樹根枝相連，象征他們生死不渝的深情。但唐玄宗和楊貴妃不是普通夫婦。皇帝需要眾多嬪妃保證子嗣繁衍，以保障皇族的利益，專情于一個妃子與王朝利益有沖突。但唐玄宗和楊貴妃把王朝利益和皇帝妃子的尊卑秩序放在一邊，立下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愛情誓言。

雖說《長恨歌》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感情表現出一種矛盾的態度，一方面批評女色禍國，另一方面歌詠他們的真摯感情，也正是這種矛盾使詩的主題究竟是規諷帝王還是歌詠情事成為學者爭論的熱點，不過詩的結尾落實在愛情誓言不能實現的“恨”，也是《長恨歌》題目中的“恨”字，表達了因為楊貴妃的死，他們在此世同享歡樂的可能性也已經完全喪失、無法挽回的悲哀。這種對有情人不能成眷屬的傷感，顯然是對超越等級秩序的男女之情的歌頌。

《琵琶行》描寫了士與妓的相互同情。這首詩在白居易貶謫初期寫成，背景是他在江州浦口送別客人，遇到一位彈琵琶的女子，她本來是長安倡女，年長后成為商人婦。白居易邀請琵琶女參加他們的酒席，于是她彈京城曲，講述自己的身世，白居易感慨贈詩。學者早就注意到《琵琶行》受到杜甫《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和元稹《琵琶歌》的影響。但與杜甫和元稹關注舞蹈者、彈琵琶者的技藝不同，白居易被琵琶女的人生際遇感動。他對琵琶女的態度是同情和認同，他在琵琶女身上看到了自己：她年輕時在長安備受歡迎，年長后流落江湖為商人婦；自己曾在京城任官清顯，現在貶謫到偏遠外地，所以“同是天涯淪落人”。這種士人認同倡女命運的表述并不多見。雖然不少中唐士人描述對歌妓的同情，但很少把自己的命運和一個倡女類比。

白居易這種對一個具體的人的跨階級、跨性別的認同，在王粲的《七哀詩》可以找到先例。詩中描寫戰亂中王粲告別親友南下，路上看到一個饑餓的婦人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路邊。王粲三次使用“棄”字，描寫自己離開家鄉（“復棄中國去”）、母親拋下孩子（“抱子棄草間”）、自己拋下婦人（“驅馬棄之去”），將自己離開家鄉親朋、離開路邊的無助婦人，與婦人丟棄孩子，呈現為同樣性質的行為。詩中最感人的部分是那個母親向王粲解釋她拋棄孩子的理由（“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然后王粲心中不忍、驅馬棄之而去的場景。《七哀詩》寫兩個拋棄者的不忍和無奈，《琵琶行》則寫兩個人生走下坡路的人的悲哀。

明 郭詡《琵琶行圖軸》（局部）

最特別的是，《琵琶行》不只寫了白居易對琵琶女的同情，也寫了琵琶女對白居易的同情。互相的同情形成對稱的結構：詩的序言描寫白居易聽到琵琶女自述經歷而有所感動（“感斯人言”），詩的末尾則描寫琵琶女聽到白居易自述貶謫經歷而有所感動（“感我此言”）。兩個感動的結果都是用自己擅長的文學藝術作品慰藉對方：白居易把琵琶女的故事、技藝以及他們的相遇寫成長歌，琵琶女則把對白居易經歷的感動和同情融入音樂，再彈一曲使滿座掩泣。一般來說，同情會造成優越感；但這里，互相的同情促成了平等的關系。《長恨歌》《琵琶行》描寫的男女情，無論是愛情還是同情，都超越了階級、性別的等級秩序，這也許是它們別具魅力且這魅力沒有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消失的重要原因。

《長恨歌》《琵琶行》之所以能敘寫男女之間相互的情感和平等的關系，作者和人物的距離是一個重要的條件。《長恨歌》中的人物距離白居易的寫作已有半個世紀。《琵琶行》雖然寫的是白居易的親身經歷，可是琵琶女和白居易沒有直接的關系，琵琶女既不是他的家妓，也不是他轄區內的官妓。他們偶然相遇，隨即各奔東西，因此作者不必顧忌因為描寫她的思想感情而損害自己的形象，這給描寫女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相比較而言，在敘述自己的親密關系時表現男女雙方的視角就困難得多。在中晚唐作家中，元稹是進行這方面嘗試的先鋒。他用不同的文體寫自己（或友人）的戀情，力圖在表現女性視角的同時塑造男性的風流形象，結果引發出文本中難以彌合的矛盾和縫隙。

真正的相互理解，

從來都不是輕易發生的事。

重讀《琵琶行》時，

既聽見詩與歌里的動人回響，

也看見“感我此言良久立”之難得。

TONIGHT

把“風流”視為一個時代知識階層的“癥候”

探尋寫情文學自主、恒久的昨日世界

-End-

觀點資料來源：

《禮法之外：唐五代的情感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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