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定位、框架與核心板塊

文丨關品方

筆者過去20年來經常到珠海，跨度長達4個5年規劃，對珠海過去的經濟發展略有認識；認為可以借鑒珠海制定“十五五”規劃的經驗，編制香港特區的首份五年規劃。珠海“十五五”與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有借鑒的邊界，但不是照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有明訓，這是筆者本文的關鍵出發點。

筆者認為可直接借鑒的，是珠海規劃的方法論。首先是頂層對齊機制。珠海“十五五”完全對標國家、廣東省“十五五”，構建“國家/省/市”三級戰略傳導。香港首份五年規劃需要同步對接國家“十五五”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把國家賦予香港的八大中心定位轉化為五年量化行動目標。

有關“四大板塊一體化”的底層邏輯，珠海堅持“教育－科技－數字智慧城市-現代金融產業”的聯動布局，不把它們割裂為單一各自獨立領域，以人才為紐帶打通全鏈條。

大灣區跨境協同機制的建設是總綱。珠海核心抓手（即處在主駕位置的任務）是珠澳要素互通、數據跨境、政務資質互認。香港可以復制這套跨境合作框架，落地深港、港珠跨境創新、金融互通和民生互通項目。

珠海實行“規劃定方向/年度政府工作報告分解任務/財政預算配套資金/中期評估調整指標”的閉環規劃，是一個實干型落地體系。香港可以把五年規劃作為頂層綱領，將每年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逐項拆解落地，形成長期有效的執行機制。

香港近年已強調：《有為政府+高效市場》要取得平衡，這方面和珠海的思路相同。珠海既要做強政府數字基建、科創平臺、公共教育投入，又要放開市場產業投資。香港從傳統“小政府大市場”轉向主動統籌中長期發展的轉型需求，兩地的思路吻合。

但香港又不能照搬珠海的規劃構思，必須差異化地調整，在底層建構有所約束。原因首先是規劃屬性不同，內地五年規劃含約束性硬性指標，具備法定執行效力；香港的首份五年規劃因為初試，應定位為戰略行動綱領，以預期性目標、政策引導、土地/財稅激勵為主，暫無須強制考核指標，落地應依靠市場化工具，包括稅收優惠、產業園區、人才引進補貼等柔性誘導。

兩地雖同為特區，但性質不同，行政系統和經濟體制方面存在稟賦（endowment）差異。珠海定位是西岸制造業、海洋經濟、低空經濟、珠澳同城，側重實體經濟和新型工業化。香港定位是全球離岸金融、國際化科研、高端專業服務、北部都會區開發。香港不可強求大規模制造業，重點應放在發展數字經濟、創新科技、高端服務業三方面。

香港著重以資本市場引領生產要素流動，需直面港珠（和港深）在制度與規則方面存在的差異，無須爭辯孰優孰劣。香港資本自由流動、普通法、數據跨境規則、出入境人才政策獨立；珠海依托內地統一要素市場，跨境合作規則尺度不同，香港規劃跨境數據和金融互通，需要適配“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

筆者認同不少規劃專家的核心判斷，同意智慧城市、教育、金融和科技完全可以作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四大支柱”重點。這四大板塊不是孤立的分項，而是循環賦能的互動閉環。例如教育提供科創人才，科技產出數字技術、支撐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完善數字基建、賦能金融科技，金融資本反哺教育科研與科創產業；同時應疊加大灣區跨境協同，構成香港五年發展的核心引擎。這思路和珠海“十五五”“科教產城融合”的思路高度契合。

香港的規劃又不能只局限于四大板塊，還需配套北部都會區的空間布局、航運貿易、民生住房和風險防控（又稱安全應急），以此作為四大支撐底座，詳細分析有什么短板或軟肋需要補齊及加固。四大板塊是產業與創新主線，四大支撐是保障與維穩體系。

香港借鑒珠海“十五五”規劃的經驗，應進一步研究四大板塊的五年規劃落地方案。

（一）智慧城市。對標珠海全域數字治理，打造大灣區國際化智慧都市。筆者在本月13日已有文章分析過，不再重復。香港應參照，并擬定五年核心任務是全域數字治理底座建設，搭建香港版的“一網統管”智慧平臺，整合交通、水務、治安、房屋、醫療數據；在北部都會區先行做到全域物聯網感知、AI應急預警，打造韌性智慧城市示范區，期以5年，覆蓋全港屋邨和社區。能否做到要研究。做得到才寫進規劃。其次是以跨境數字互通為核心特色，復制珠澳數據跨境試點的經驗，擴容港深、港珠跨境數據流通，建立合規跨境數據沙盒；打通灣區政務“跨境通辦”，學歷、職業資質、企業信用互認。智慧產業場景落地，應包括推進AI智慧交通、自動駕駛示范區、智慧醫療、智慧校園全覆蓋；依托商業數據交換平臺（CDI）打通金融、商貿數字化場景，以智慧城市底座支撐金融科技、科創產業落地。以數字普惠民生，讓市民看得見摸得到；期望能做到全流程電子政務免證辦理，長者智慧便民系統，縮小數字鴻溝，對標珠海“智慧民生均等化”的目標。

（二）教育可對標珠海科教人才一體化，構建國際化人才培育循環體系。香港應參照，并擬定5年核心任務是分層人才培育體系。基礎教育著重普及科創、數字、金融通識課程，建設全港智慧校園。高等教研著重加大八大院校基礎科研資金（是否應加入都會大學？待定），擴建北部都會區高校科研園區；落地30億港元前沿科技研究計劃，引進全球頂尖科研團隊。職業專業技術教育著重擴充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醫藥、高端職業培訓，對接灣區產業人才需求。更為重要的，是灣區教育協同。可考慮復制珠澳高校聯合實驗室模式，推動及深化港深、港珠高校聯合辦學、學分互認、科研設備共享；打通內地優秀人才赴港求學、實習綠色通道。最后是全球人才引進配套。應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劃，配套人才住房、稅務優惠，形成“本地培育+海外引進+內地輸送”三位一體的人才供給，解決香港科創人才缺口。怎樣讓科創人才把根留住？要深挖根由（root cause）、提解決方案。

（三）創新科技可對標珠海新質生產力布局，建設國際創科中心。香港應參照，并擬定5年核心任務是前沿科研布局。關鍵是發揮國際化優勢，重點發展AI、生物醫藥、量子科技、微電子、綠色低碳科技；落地香港AI研發院、國際臨床試驗學院，補齊上游基礎研究的短板。為了落實產業轉化的載體建設，應依托北部都會區建設連片創科產業園，港深深度合作，吸引內地與國際戰略科創企業落戶；借鑒珠海“產業強鏈工程”，打造香港特色科創研發產業鏈（三箭齊發：生物醫藥、金融科技、AI算法）。

這就離不開科創與灣區聯動。港深科創走廊協同分工：香港主攻基礎研究和理論研究、國際臨床、投資融資；深圳珠海負責中試、制造量產，形成“港研發、灣區產、全球銷”的協同模式。香港的特色是科技金融聯動，灣區無法取代。應打通科研成果股權投/融資、科創企業上市綠色通道，以金融板塊讓資本賦能（empower）科創成果落地。

（四）即使金融，也可以借鑒珠海產業金融的思路，鞏固香港成為全球離岸金融樞紐。珠海“十五五”的金融定位是服務珠澳科創、先進制造、跨境貿易的產業金融；配合香港升級為《國際化高端金融+金融科技》雙主線。深圳“十五五”的金融定位亦大同小異。深圳和珠海都對香港在金融方面有高度期待。香港應參照配合，擬定5年核心任務是鞏固傳統國際金融的核心優勢，做強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國際資產管理、全域保險服務與風險管理中心；拓展大宗商品、綠色金融、可持續金融市場，對接國家金融強國戰略。金融科技應深度融合智慧城市與科技創新；完善開放API（“APP編程接口”）、商業數據交換平臺，發展跨境數字支付、智能風控、AI財富管理；依托智慧城市的海量民生及企業數據，豐富金融科技應用場景。關鍵是灣區跨境金融協同，可復制珠海跨境金融試點經驗，擴容深港珠跨境理財通、保險通；建立灣區統一綠色投/融資平臺，服務大灣區科創企業的融資需求。至于金融風險統籌，香港更是責無旁貸。應規劃配套跨境資本流動風險防控機制，平衡開放與安全，落實類似珠海“統籌發展與安全”的規劃原則。

本文已太長，筆者最后建議：為了完整地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全流程，可全套參考借鑒珠海規劃的編制機制，不用從零開始。要承認深圳和珠海長期以來做五年規劃的經驗十分豐富。

第一步是戰略對齊（即“頂層設計”），對上要逐條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香港八大中心五年階段性目標；對內要錨定“由治及興、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總綱領；對灣區要與廣東、珠海和深圳的“十五五”規劃開展專項對接，梳理跨境共建重大項目清單，納入香港的五年規劃。

第二步是四大板塊的專項調研與公眾咨詢。可以借鑒珠海規劃，進行多輪社會征詢機制，分行業、市民、立法會、大灣區城市四輪咨詢。專業機構要虛話少講，實事求是，建言翔實，去頭截尾，直達核心。可分設智慧城市、教育、科創、金融四大專項工作組，聯合業界和學界制定細分指標。以北部都會區、民生住房、航運貿易和風險防控作為配套支撐章節，平衡產業發展與民生訴求。最后形成咨詢白皮書，量化五年預期目標（科研投入占比、科創企業增量、跨境金融規模、智慧社區覆蓋率、人才新增數量）。

第三步是空間與項目落地布局，可參考珠海“項目跟著規劃走”的核心經驗，十分有效。空間載體以北部都會區作為四大板塊核心承載區，集中布局智慧新城、高校科研集群、科創產業園、跨境金融合作區；港島和九龍可優化成熟金融和高校存量資源。據此制定重大項目清單，每個板塊梳理五年標志性工程（如跨境數據樞紐、AI研發院、灣區聯合實驗室、綠色金融交易所、全域智慧治理平臺）。要素配套包括土地供應、財政五年資金預算、人才政策、跨境合作機制。應聚焦對應配套，確保規劃可落地而不是“大只講”。

最后一步是建立年度分解與中期評估閉環。每年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應拆解五年規劃年度任務，配套專項資金。規劃實施第三年應開展中期評估，對標珠海評估機制，根據經濟狀況和灣區合作進展，動態調整目標與項目。應設立特首統籌專班以確保四大板塊協同，避免智慧城市、教育、科創和金融各自為政。

內地70多年來的規劃實踐，為香港提供重要啟示。我們應杜絕四大板塊的割裂發展，必須建立聯動機制。教育供給適配人才、科技提供數字底座、城市拓展智慧場景、金融提供充裕資本；要做到“科教數產”四融合。香港是外向型定位，面向全球市場，四大板塊所有政策需突出國際化和跨境聯通的特色。香港更要平衡市場與政府的邊界，不照搬內地的強約束指標，多用稅收減免、土地優惠、產業補貼、人才引進等柔性政策引導市場；政府重點投入公共基建、基礎科研、全民教育、落實土地用途改革。最后是同步統籌安全應急底線，在智慧城市跨境數據、跨境金融流通、科創技術引進的過程中設立風險防控章節，落實“統籌發展與安全”的規劃要求（如上述）。

民生導向應貫穿規劃制定的全程思維。四大板塊的最終落腳點是改善市民生活：智慧城市便利民生、教育提升青年發展機會、科創和金融都是為了創造就業。切忌單純GDP導向、產業導向和資本導向，忽視民生訴求。筆者認為，以智慧城市、教育、科技和金融作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四大核心支柱，可直接參考珠海“科教產城一體化”的成熟經驗，同時要適配香港國際化和“一國兩制”獨特稟賦，踐行編制規劃的核心邏輯。這樣做，香港首份五年發展規劃必會成功。謹以此文，拋磚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