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范文瀾同志

范文瀾于1940年1月到延安，時年47歲，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同年開始撰寫《中國通史簡編》。

▲范文瀾

早在1938年冬，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號召學習馬列主義、中國歷史和時事。以后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就著手編寫《中國通史簡編》，預定全書十幾萬字，供一般干部補習文化課之用。當時主要困難是沒有材料，舊延安府沒有一部二十四史或《資治通鑒》。陜甘寧邊區被日寇、偽軍和國民黨封鎖，書報很難運進來。我在延安大學圖書館工作過，我們在重慶、西安訂購的國民黨報紙，如《中央日報》《西京日報》等等，也經常被特務扣留，難得一個月沒有殘缺。其他書報雜志之少缺可想而知。延安的書籍是依靠從蔣管區來的同志們隨身攜帶來的，是依靠負責同志到蔣管區工作時購買來的。歷史研究室七位同志分工撰寫《中國通史簡編》，一無材料，二無集體寫作的經驗，寫成初稿后，詳略不同，意見不一，合為一書，實為困難。因此，中宣部就叫范文瀾從頭重寫。范文瀾先寫了一篇《關于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刊于1940年5月《中國文化》一卷三期），說明自己對于中國歷史分期的意見。然后把《中國通史簡編》初稿在《中國文化》（1940年11月到1941年1月，即二卷三、四、五期）上陸續發表了前三章，征求意見。在《引言》中說：“陸續發表已成的初稿，藉以獲得同志們以及全國歷史學者的嚴正批評，來改正自己的錯誤?！边@時，在寫作中也打破了十幾萬字的預算。

范文瀾帶著自己的幾十箱書到延安，都交給了中宣部。其中有《四部叢刊》初、二、三編，有前四史、胡注《資治通鑒》和《十三經注疏》等等，還有一些近代史的資料。這樣就解決了撰寫通史的困難。范文瀾埋頭寫作，1941年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寫作如故。1941年9月《中國通史簡編》上冊（從遠古到五代十國）出版，前三章對于已發表的初稿有所訂正。1942年12月中冊（從宋遼到清鴉片戰爭前）出版，共50多萬字。1942年春整風運動開始，暫停寫作。1943年范文瀾調到中宣部工作，還是繼續寫《中國通史簡編》下冊，從鴉片戰爭開始寫起。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寫完義和團運動。原計劃下冊上編寫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下編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因為抗日戰爭勝利，晉冀魯豫邊區要成立北方大學，請范文瀾去當校長，所以1945年冬撰寫《中國通史簡編》下冊的工作暫停。在延安已經完成的稿子，托葉蠖生整理出版。因為下冊稿子的內容與體例，和以前出版的《通史》上中冊不同，所以改名為《中國近代史》；又因為舊民主主義革命部分還未寫完，所以叫做“上編第一分冊”；1946年在延安出版，共30萬字。

▲現收藏于中國歷史研究院圖書檔案館的《中國通史簡編稿本》

《中國通史簡編》之外，范文瀾在延安還寫了《中國經學史的演變》《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誰革命？革誰的命？》《袁世凱再版》《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從煩惱到快樂》等許多學術論文、時局論文和小冊子等等。還寫了一部《中國近代史》，約20萬字，不曾出版。稿本帶到晉冀魯豫邊區。進北京時，竟被保管人給丟失了?？谷諔馉帟r期，1940年到1945年五年多點的時間中，范文瀾孜孜不倦，艱苦寫作，所印出的著作在百萬字以上。

從延安到晉冀魯豫邊區，范文瀾是經過北京走的。一路辛苦，得了眼病，醫治困難，最后一目失明了。1946年4月，范文瀾到達北方大學任校長。1947年新年時開始修改《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開始修改時，由我和王南參加工作。我們讀給他聽，他提出應修改之處，叫我們去查書；他口授修改意見，由我們擬稿；把草稿讀給他聽，最后完稿。這時工作多在晚上，有時繼續到夜深，夫人戴冠芳幾次催促，他總是說：“就完了，就完了，改完這一點就休息了。”我和王南提出：“范老，休息吧，我們也困了?！彼@才停止工作，還向我們說：“明天你們早一點來！”1947年暑假，北方大學成立了歷史研究室。這個研究室的任務，是搜集材料，準備繼續寫完《中國近代史》；并且修改《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這時工作人員多了，也不僅是晚上工作了，1948年我們在晉冀魯豫邊區印出了《通史》和《近代史》的修訂本。先印的《近代史》第一次修訂本，因為太行山新華書店原先出版的《中國通史》名為第一到第六分冊，所以《近代史》就用《中國通史簡編》第七、八分冊的名義出版了?！吨袊ㄊ贰返谝淮涡抻啽?，增加了歷代年表和范文瀾的兩篇文章，印為精裝兩冊。香港翻印的《通史》和《近代史》就是這個第一次修訂本，把著者姓名改為“武波”。

1947年冬三查運動開始，歷史研究室停止工作。1948年夏，晉冀魯豫邊區和晉察冀邊區合并為華北區。北方大學和華北聯合大學都遷到正定，合并為華北大學，吳玉章任校長，成仿吾和范文瀾任副校長。北方大學歷史研究室改名為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隸屬華北大學研究部。范文瀾兼任華北大學研究部主任，仍兼歷史研究室主任。到達正定不久，范文瀾因眼病，不得不停止工作，到醫院治療。直到北京解放以后，才回來。進入北京后，1950年華北大學改為人民大學，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改為中國科學院的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任所長。在北京將《中國近代史》繼續修訂；《中國通史簡編》又修訂一次，在北京新華書店出版為平裝三冊；在上海出版為精裝一冊。以后范文瀾就集中精力來修改《通史》，實際是重寫，由原來的50多萬字擴大到200萬字，續寫《近代史》的工作停止了。這時范文瀾一目失明，又得肺病，工作困難。但是還有許多文章要寫，許多工作要做。到1964年寫完《中國通史簡編》第四冊隋唐五代部分（1965年8月出版）。幾年來，范文瀾帶病工作，經常是醫生迫令休息。1969年7月29日范文瀾終于因病逝世。

▲原華北大學主要負責人合影，左四為范文瀾。

范文瀾治學嚴肅認真，一絲不茍。在延安寫作時所用的圖書，離開時一本也不曾帶出來。1946年后修改《通史》和《近代史》時，依靠北方大學所收集的圖書。有些資料是延安所沒有的，但是有些在延安用的書籍卻沒有了。因此，修改工作有一定的困難。1949年進入北京，資料的條件好了，但是他的修改工作也更加繁重了。第一，是查找可靠的版本來?？睍械囊摹Ｈ绨选督贰分兴械囊牟槌鲈瓉淼某鎏?，盡可能排除二道手的材料，根據原始材料來校勘。第二，是根據所見到的資料來補充、訂正并且改寫書中的字句、段落和章節。第三，是根據讀者來信、同志們建議以及當時學術界討論的意見，訂正修補。在修訂工作中，一是?？蔽淖謱φ`，一是檢查敘事是否真實，一是審訂對于歷史問題的提法是否恰當。不論問題大小，只要有所發現，或經別人提出，都認真對待。接到讀者來信，立刻核對史料和提法，按照正確的意見改正。不論來信的意見正確與否，都復函說明或公開答復。如果認為自己錯了，絕不強辯；如果認為自己不錯，則申述理由?！蛾P于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一文，是他對于撰寫《中國通史簡編》的自我批評。

因為來北京以后，發現的新資料較多，所以《中國近代史》修訂也較多。例如第八章《對抗瓜分運動的義和團運動》一章中，增加了一些新資料，有幾大段是重寫的。第三章《太平天國革命》一章中也是如此，關于李秀成的評價一段是重寫的。在北京見到曾家所存《李秀成供》十四張照片之后，重新考慮問題。找來了孟森翻印的曾刻本《李秀成供》，和王南反復研究，幾次易稿，最后才定下來，認為李秀成被俘以后，晚節不好。但到發稿的前夕，范文瀾突然通知我“明天不要發稿，因為有人對于李秀成的晚節表示惋惜，所以稿子還要改?！弊詈蟾倪^付印，即1951年7月出版的修訂第二版。但是出版之后，范文瀾對我說：“這樣寫還是不妥。下次重印，一定要在評李秀成一段最后，加上這句話。”當時交給我一張紙條，上寫：“事實上，不論李秀成當時究竟有何種想法，向敵人乞降的可恥行為，任何辯解都不能減輕他自己造成的大污辱?！边@些事例，充分表明了他的科學態度和認真負責的精神。

總之，范文瀾治學的態度：第一是反對說空話，處處言之有據。第二是詳細占有材料，從材料中引出結論。材料要經過審查，選取最可靠的最能說明問題實質的記載。第三是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范文瀾這種老老實實的科學態度，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范文瀾熱心幫助后進。1940年初夏，我離開馬列學院回學校教書時，特到范文瀾處求教。這是我第一次拜見他，我稱他范老。他立刻說：“不要這樣稱呼，都是同志嘛，要叫同志?！蔽艺f明我的要求，他樣樣都答應，還說：“你在工作中有困難，隨時來找我，我盡力幫助你。”以后我不斷去請教。寫信去，很快就得到回信，親身去，他立刻停止工作來解決我的困難。有一次我問“萬俟卨”，我說：“姓moqi，我知道，名字讀不準。”他因浙江口音，怕我聽不懂，立即拿出《說文解字》來叫我讀：“卨，讀與鍥同。私列切?！币院蟾段臑懝ぷ?，得到他的教益就更多了。我寫的稿子，只要拿到他面前，他沒有一次不是仔細地認真地指點改正。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一篇稿子，他修改了三次。初稿他看過，我改寫后他又親手修改，清樣出來了，他又修訂一次。《國賊蔣介石》一書，一字一句讀給他聽，連續幾天，他隨時提出修改意見。劉大年撰《美帝侵華史》，脫稿后，病倒了，是范文瀾親自組織力量，幫他整理出版。丁名楠說得好：“范文瀾同志關心史學隊伍的成長，對青年一代寄予殷切的期待，希望后一輩超過前一輩。年輕同志文章寫成后，只要提出請求，范文瀾同志雖忙，總是不厭煩地看他們的稿子，耐心進行幫助，提高思想水平和寫作能力。當年受范文瀾同志益處的同志，回想起那種親切感人的態度，久久難忘?！?/p>

范文瀾經常收到各地青年來信，他們或有志于歷史工作，或對于歷史感興趣，或問詢歷史問題，請求幫助，范文瀾都熱心地回答。他自己忙不過來，就叫別人替他回答，許多同志都做過這種工作。據丁名楠的回憶，他代范文瀾回過信，還給一個陜西農村青年寄去兩包書，書費是范文瀾出的（范文瀾因為熱心幫助人，也遇到過騙子。有一個家伙，寫了一本書，求范文瀾審閱。是王可風看的，看完向范文瀾匯報后，給作者寫了一封信。開頭是幾句客氣話，大意說讀過大作，甚為欽佩；而后說到正題，勸他不要出版。這家伙竟把這封信，刪去后半，印在他的書后，作為范文瀾支持他出版的依據。后來范文瀾知道此事，非常生氣，把原信追回來了）。

范文瀾關心青年研究人員的成長，也十分關心勤雜人員的思想進步和學習情況。在解放初的幾年間，近代史研究所的勤務員都是從解放區來的小同志。范文瀾常在傳達室找他們談話，并且親自檢查他們學習的作業本和業余學校的成績單。我所從解放區來的小同志們在范文瀾的關懷培育下，有幾人已經大學畢業。

范文瀾經常教導我們全所的同志們，讀書治學要有坐冷板凳的意志和毅力；要天圓地方，要付出辛勤的勞動。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政策是范文瀾首先注意的問題。1947年夏北方大學歷史研究室成立后，我們晚上學習，每次討論，范文瀾都參加。有時爭論很激烈，直到夜晚12點，他也堅持到散會。經常勉勵大家說：“馬列主義是我們工作的指南，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必須好好學習?！?948年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改為早晨學習，范文瀾還是在討論時親自參加。1950年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改為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后，范文瀾還是堅持領導全體同志們每天早晨學習理論。1953年以后，我們的工作制度改變了，范文瀾仍然非常關心大家的理論學習。在討論政策時，經常親自參加。并且經常向大家說，要保持過去每天學習理論的優良傳統。

對于學術討論，范文瀾甚為關心。每次討論重大歷史問題時，他一方面督促、幫助大家研究和寫作；一方面親自主持或參加討論會。關于如何尋找材料，如何運用材料，如何分析問題，如何貫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盡力詳細地指導。他經常介紹自己治學的經驗說：過去的學術講“家法”，要鉆進去，但是必須鉆出來。“鉆進去難，鉆出來更難?！敝挥袑W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從舊的“家法”和教條中鉆出來。

范文瀾從事科學研究，提倡民主討論，提倡團結。從在北方大學起，直到50年代，在研究室（所）內，多次親自主持學術討論，使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同的意見，盡量爭辯，但不準妨礙團結。他經常向大家說：“曹丕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可見讀書人有這個毛病由來已久。今天我們一定要克服這個毛病?！?/p>

至于范文瀾的生活，更值得學習。他初到延安時，住在馬列學院。范文瀾、戴冠芳和范元維（當時十多歲），一家三口（他的大兒子范元綬不在一起?。蛔∫豢赘G洞，是寢室，是書房，是客廳，又是餐廳兼廚房。窯洞后底支著一個大床鋪，前面靠窗處有一個大案子，是用幾塊木板加上四條腿做成的，是書桌，又是餐桌。案后靠墻處有一個長方小凳子。案上有一盞小油燈，點的是蓖麻油或煤油，黑煙滾滾，但其光如豆。范文瀾就是坐在這個凳子上，伏在這盞油燈下工作，日以繼夜，除非有客人來，總是寫、寫、寫。工作疲勞了，就背靠在墻上略微休息一下，吸一口煙（用一尺長的煙袋，當地出產的煙葉），背靠土墻，總是弄得一身泥土。后來他的夫人在墻上釘了一塊舊布，同時給小凳子做了一個墊子，這樣工作條件算是改進了一步。再后又用一個小凳子橫放在地上，上面加一塊小木板，再用另一塊木板靠在墻上，休息時坐在上面就更好一些，我們就叫它“土沙發”。

直到1944年后，范文瀾住到中宣部時，隨著陜甘寧邊區生產的發展，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一些，范文瀾才有兩孔窯洞，寢室和工作室分開。在工作室里有一張兩屜書桌，兩把椅子，一盞有玻璃罩的煤油燈。工作條件這才略微好了一些。

陜甘寧邊區在日寇和蔣介石、閻錫山大軍包圍之中，物資困難萬分，紙張極為缺乏。1941年邊區用馬蘭草造紙，解決了印書印報用紙，但是辦公用紙和寫作用紙仍無法解決。范文瀾用的稿紙是用有光紙印的，紙質不好寫字而且反光使眼睛不舒服?，F存的《中國通史簡編》上、中兩冊的手稿，是當時范文瀾艱苦工作的憑證，是艱苦工作的紀念。

范文瀾在延安時是吃小灶的。小灶伙食比大灶好多少很難說，灶確是小一點。范文瀾是把糧食領出來自己吃，由夫人親自為他做飯。他家的小米飯，特別是稀飯有時加點綠豆，確實比大灶，也比小灶好吃些；所做的土豆、白菜、蘿卜等等，也比較可口些。

范文瀾穿的是干部服。所謂干部服，和非干部服是同樣的土布，不過腰間多出兩條縫，穿起來略微可身些。1941年冬發棉衣時，王實味沒有領到干部服，他在中央研究院院里從前山吵到后山，從山上鬧到山下。范文瀾當時是副院長，把自己的一身衣服給了王實味，才算平息了這一場風波（據說王實味只要了一頂帽子，未要衣服）。

1946年范文瀾在北方大學的生活，有桌子，有椅子，比在延安時好些。實在說也好不了多少。住房還是很狹窄，穿衣還是舊棉襖，吃飯還是夫人自己做小米飯。山西上黨和河北省地區物產比陜北多一些，蔬菜花樣多一點，所謂好，就是這些。進入北京以后，國家給范文瀾派了一個保姆做飯，夫人工作減輕一些，范文瀾伙食的改善并不太大。近代史所看到范文瀾伙食的同志們說得對：“范老的伙食不好?！狈段臑懼蛔⒁夤ぷ?，不注意生活。1953年以前近代史研究所還是供給制。有一次發衣服時，管理員給范文瀾做了一身毛料衣服，范文瀾為此發了脾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發脾氣）。他說：“大家都穿布衣服，為什么叫我特殊。”來北京后，《通史》《近代史》都有稿費，可是范文瀾都不要。人民出版社送來稿費，范文瀾不收，反復過幾次。他說：“我就是做這個工作的，我的生活不壞，為什么還要稿費?！弊詈筮€是不要。

1953年以后，范文瀾才有正式的工作室。這時他一只眼近于失明，卻仍然不顧疲倦地工作。每天上午8點鐘，自己端著一杯茶到工作室，一直堅持到12點大家下班時，他才回家吃飯。下午他還是和大家同時上班，同時下班。直到1959年10月，因病停止工作。多年如一日，除去有特別事情外，他總是按時在工作室寫作。

范文瀾常說，他年事漸高，急于為黨多做工作，并引用古人“日暮趕路程”的詩句來形容自己的心情。他語重心長地對丁名楠、余繩武說：“你們應該趁五十歲以前趕緊工作。人一過五十，精力就漸漸不濟了?！狈段臑戇@樣艱苦勤勞的工作作風，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1966年他因病休息。1968年7月20日以后，他又計劃把《中國通史》寫下去，并準備組織人力，幫助他工作?？上б驗橛胁?，力不從心。1969年76歲，4月間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7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了。

1979年范文瀾逝世十周年紀念時，我們幾個人編輯了一本《范文瀾同志歷史論文選集》，并編寫了一份《范文瀾同志生平年表》。回憶往事，如在眼前。他那忠實于革命事業的堅定立場，他那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他熱情幫助后進、關心史學隊伍成長的情景，處處事事都貫徹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性；還有他那艱苦樸素、勤奮耐勞的生活作風，這一切都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來源：《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1卷，2011年版。范文瀾（1893—1969）， 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首任主任。作者榮孟源（1913—1985），曾任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