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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喜歡問一個問題:什么時候才能成為發達國家?
專家們拿出各種數據:人均GDP、城市化率、基尼系數、人類發展指數……洋洋灑灑幾十頁報告,最后結論往往是“任重道遠”。老百姓看不懂那些指標,但心里也有一桿秤,其實想判斷一個國家算不算發達國家,不用翻統計年鑒,就看幾件小事就夠了。
比如這五件事:
第一,你去開家長會,遇到縣長也在,而且就坐你隔壁。
第二,你去醫院看病,遇到縣長正在打點滴。
第三,你去超市買菜,遇到縣長正在那挑魚。
第四,你上班擠公交,遇到縣長也在車廂里,一只手緊緊抓住吊環。
你仔細品品這幾條,哪一條跟GDP有關系?一條都沒有。但它說的東西,比GDP重要一萬倍。
說實話,縣長去開家長會,技術上當然可以,但現實中有幾個縣長會自己開家長會?就算他去,學校會不會提前接到通知?班主任會不會刻意安排座位?其他家長會不會自動讓出一圈“真空地帶”?這些不是縣長的問題,是這套運行邏輯的問題,一旦你有了某個頭銜,你就很難再像一個普通人那樣活著。
醫院就更有意思了,你去三甲醫院掛個專家號試試?凌晨三點排隊都不一定能搶到,而縣長打點滴,大概率是在特需病房或者干部保健科。倒不一定是縣長自己要求的,但制度安排了,醫院也習慣了,所以你在普通輸液室里看到縣長掛著吊瓶、旁邊擠滿感冒發燒的老百姓,這種畫面基本只存在于段子里。
超市挑魚那條,看似日常,其實最要命,普通百姓買菜,要挑活的、新鮮的,還要跟攤主討價還價。縣長如果出現在菜市場,大概率是“檢查工作”,身后跟著市場監管局、商務局的一串領導,攤主提前收到通知,連魚都換成最大最活的。你讓他自己拎著塑料袋、蹲在魚攤前翻翻揀揀,再跟攤主說“這條太大了,換條小的”,不是不可能,是幾乎不可能。
公交車上就更不用說了,別說縣長,就是街道辦事處主任,上下班都有公車或者網約車報銷,你讓他跟早高峰的打工人一起擠在車廂里,一只手緊緊抓住吊環,另一只手護著包,被門夾了還得喊“司機等一下”,這不是親民,這是行為藝術。
所以那五條本質上是在說什么?是在說:一個社會是否真正發達,不看最有錢的人住多大的房子,而看最有權力的人能不能過普通人的日子。發達國家里的官員,當然也有特權,但那種特權更多地體現在安保、隱私等必要層面,而不是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優待。德國總理可以去超市排隊結賬,芬蘭總理可以在音樂節上背著雙肩包被記者拍到,新西蘭總理可以在疫情發布會上自己給孩子喂奶。這些事情之所以成為新聞,恰恰因為它們少見。
而我們這邊呢?一個鎮上的干部,去醫院都能走“綠色通道”;一個科級干部,孩子上學都能挑班級,這跟貪污腐敗未必有關系,但跟“官本位”的慣性有直接關系。它像一層透明的膜,把干部和群眾隔開了,時間一長,干部覺得自己就該享受這些便利,群眾也覺得干部享受是理所應當,這才是最可怕的。
網上曾經有一張照片很火:一個穿著舊夾克的老人,坐在高鐵二等座上,前邊的小桌板上放著一個老花鏡和一杯茶。有人認出他是某位退休的部級高官。評論區一片感動,說“這才是人民的好干部”,感動歸感動,可你想過沒有,一個退休部長坐二等座,為什么會讓人感動?在國外,部長坐地鐵是家常便飯,沒人覺得需要拿出來表揚。
這就叫差距。什么時候,縣長坐你旁邊開家長會,你不覺得稀奇;縣長掛在你旁邊的輸液架上,你不覺得榮幸;縣長擠在你前邊刷卡上公交,你不覺得要給他讓座,到那一天,我們不用再問“什么時候成為發達國家”,因為答案已經寫在每個人的臉上了。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能讓縣長安安靜靜當一回普通人的國家,它不強大,誰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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