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馬爾代夫：我的第一次海外生活是一場失敗的冒險嗎？｜三明治

文 | 憶懸

編輯 | 李梓新

“或許正是直面自身的局限，并思考如何應對，才使人生充滿意義和滿足感。”

——《凡人沉思錄》，Oliver Burkeman

1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二十七個夏天，從年初膨脹到年尾的夏天。像被關進大火焚燒的蒸籠，無論時間如何行走，籠內的世界運行著不變的秩序：灼熱的驕陽，難以轉身的逼仄，不知何時何地射來的黏濕的視線。

“抱歉，Sarah，我要繼續在你家客廳沙發睡幾晚了。”九月的一個下午，我和英國好友Sarah看完一套一室戶的精裝公寓，并肩走在馬爾代夫首都馬累島的街頭。離開鱗次櫛比的小樓割出的陰暗窄巷，拐入寬敞的環島海濱路上，從日出轟鳴到日落的摩托車流正在短暫地中場休息。

幾分鐘前，伊斯蘭的吟唱通過空中喇叭響徹全島，召喚信徒們停下手中所有事務，虔心跪拜禱告。最初來到馬累，我好幾次在祈禱期間被商人關在店里，既不能結賬，也不肯開門放人離開。當室外的人流和交通驟然停止，原本擁擠喧囂的島嶼瞬間空城，冷清得仿佛能聽到烈日輻射到水泥路面上，發出嗡嗡的聲響。

我剛看過的公寓各方面都讓人滿意，只要我帶著行李入住就行。但租金比上海市區同等大小的公寓還要貴兩三倍，真正讓人體會到什么叫“寸土寸金”。從工作了大半年的馬爾代夫度假村“扶桑島”辭職離開，滿心以為可以告別多人宿舍的局促生活。來了首都才發現，想要獨居是如此昂貴的事：單身公寓的租金是新工作薪水的一半，還不包各種水電、網絡費。

我剛看過的公寓各方面都讓人滿意，只要我帶著行李入住就行。但租金比上海市區同等大小的公寓還要貴兩三倍，真正讓人體會到什么叫“寸土寸金”。從工作了大半年的馬爾代夫度假村“扶桑島”辭職離開，滿心以為可以告別多人宿舍的局促生活。來了首都才發現，想要獨居是如此昂貴的事：單身公寓的租金是新工作薪水的一半，還不包各種水電、網絡費。

Sarah仰起頭朝我笑笑，被汗水打濕的劉海從中間分開。“沒關系，我再幫你問問朋友，肯定會找到合適住處的。”

十幾分鐘的全城禱告時間結束了，路邊的餐廳店鋪紛紛開門，緊鄰碼頭的街道熱鬧了起來。剛才還空蕩蕩的街頭，迅速被戴著黑超墨鏡的飛車大軍填滿，轟隆隆地比著誰叫得更響亮、更有雄性氣概。我下意識地渾身緊繃，往路的邊緣挪讓，躲避毫不謙讓的司機，也小心著不撞上狹小步行道上的路人。

“嘿！”一個男人從我們身后不遠處叫了一聲。

我們沒理他，繼續往前走。

“嘿！”同一個聲音，提高了分貝。“我付五百拉菲亞，讓我操你（們）！”

“回家操你媽去！你媽不收你錢！”在我轉頭的瞬間，陌生的句子已經從我嘴里冒著火星子沖了出去。

直到這時我才看清那個聲音的主人。一個大概二十出頭的本地年輕人，穿著印有logo的T恤和深色長褲，雙腿大開，懶散地坐在石墩子上。正是馬累島常見的“風景”：無所事事、守在街頭打發時間的男人，就像路邊每隔幾米一棵的常綠熱帶樹。我以為對方會惱羞成怒地罵回來，但他只是抬頭假裝望天，一臉沾沾自喜的樣子。

得意什么啊？我氣不過，忍不住又朝他喊了一句：“你需要接受開化教育！”引得幾個同樣站在路邊無所事事的男人起哄大笑。

“哇！” Sarah瞪大眼看我，嘴角抑制不住上揚。“干得漂亮。”

這算漂亮嗎？我不知道。我的身體還在抖，仿佛海嘯時地殼的震蕩。我陷在一團后知后覺、不置可否的情緒中。為自己能脫口而出那么粗鄙的話感到吃驚，同時又無法咽下胸膛里那股滾滾怒氣。

Sarah挽過我的手臂說，別理那群蠢貨了，拉著我穿過馬路。密密麻麻停靠在路邊的一排摩托車中終于出現一個缺口。我們松開對方的手臂，側身鉆過，踏上碼頭邊的步行道。一艘艘刷著白漆的木質多尼船（一種馬爾代夫傳統的多用船只），在孔雀藍的海灣中隨著輕波搖擺，在碼頭邊等待著登船前往附近島嶼的客人。

一陣風從海上吹來。連衣長裙的群擺緊緊貼住我的腿側，又隨著移動的腳步松開。我用手拽緊披肩邊緣，兩片交疊，嚴嚴實實地遮住脖子以下的皮膚。

我幾乎已經快忘記，一年四季之中，夏天曾是我最愛的季節。去年今日的上海，我還常穿吊帶、熱褲出門。那時從沒有懷疑過，夏日就是要露出肌膚恣意享受的。假如說剛到馬爾代夫時，我對一切還抱持著開放的好奇和無知的天真，現在已經算得上久經考驗的“老將”。

馬爾代夫存在著兩個世界，就像兩面一體的硬幣。一面是向國際游客販賣的“人間天堂，蜜月勝地”。在那一百多個游客專屬的度假村海島上，伊斯蘭教律和社會習俗統統為美金讓道——豬肉、酒精、穿比基尼的自由。而陽光照射不到的另一面，則是本國人聚居的島嶼，那里包含著所有并不浪漫的現實生活。

現在走在馬累的街頭，我已經養成了“四不”的習慣：不四處張望，不和陌生男人對視，無必要不和陌生男人說話，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天黑以后絕不落單獨自走在街上。但即使從衣著到舉止都全副武裝了，仍然無法避免剛才發生的一幕。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讓我再罵一次，我一定會用“你爹”的字眼替換掉“你媽”。當年還未能從日常語言的維度來自檢自省，真是罪過罪過。可是，面對那些街頭侮辱我們的男人，我們該怎么做？微笑著講道理，對他們諄諄教誨嗎？

哈……我長長嘆了口氣。約好了看完房去和《迷你貨車》的幾個外國記者朋友小聚，被突然而來的事件搞得心情糟糕。想起眼下的各種問題，除了盡快租到房子——這樣就不用厚臉皮賴在朋友家了，還要解決合法工作居留的簽證。原先的工作簽在我辭去度假村工作后就被注銷了，現在使用的是有效期一個月的落地簽。很快又要離境，再以三個月一次的商務簽回來。另外還有前路不明的戀愛：下一次和人在香港的男友見面要等幾個月？

“好熱啊。” Sarah 輕快的聲音將我從漫無邊際的思緒里拉了回來。她扇著風，手掌像撲騰著的小鳥翅膀。“一會兒到了編輯部小樓，看看他們冰箱里有沒有冰可樂。”

《迷你貨車》編輯部在馬累島的東北角，在一座望著海的小樓里。小樓斜對著一個人造沙灘；另一面則是客輪碼頭的二層小樓，樓上有一家簡餐咖啡屋。去年元旦前，我和J在那個二樓露臺座吃了最后一頓午餐。水煮金槍魚絲，鮮辣椒碎，撒上檸檬汁裹在薄餅里。那天的天氣晴朗得一如往常。J細軟的棕色短發被陽光漂得泛金，墨鏡后的面孔上有藏不住的疲倦。從露臺眺望海面，不遠處幾只海豚翻轉著跳出水波嬉戲。真羨慕它們心無旁騖的快樂。

那天之后，我飛去馬爾代夫另一個環礁的扶桑島，開始了全新行業的工作。而J 很快去香港面試，并且留在了香港。那個曾在馬累街頭短暫保護過我的身影，那個總擔心我沒心沒肺、對陌生人過于輕信的愛人，此刻終究不在這里。

“Sarah，要是沒有可樂，我們就泡紅茶喝吧。”編輯部小樓已經出現在視野里了。“你還是喜歡一份奶，兩勺糖嗎？”

Sarah咯咯地笑起來。“你呢？一份奶，不加糖？”

2

“你們猜憶懸剛才干了什么？” Sarah 一邊興奮地說著，一邊輕車熟路地走到廚房角落的冰箱前。Robinson 和 Ellie從鋪滿了電腦、記事本和各種辦公用品的長餐桌邊抬起頭，揚眉靜候下文。Robinson是《迷你貨車》的主編，澳洲人，三十歲不到。Ellie是比我們都小幾歲的美國姑娘，剛從大學新聞專業畢業，第一份全職記者工作就來了這個奇妙的島國。

我在一邊抿著嘴笑，取下圍在肩膀上的藍色棉布披巾，順手搭在餐桌邊的一個椅背上。一路悶在織物下的胸口和手臂，像掙扎著探出水面的溺水者，終于得以大口大口地喘氣。

雖然并不就職《迷你貨車》，我和Sarah都曾在這里度過快樂的時光。臨街的大門打開，一樓是一家馬爾代夫人，小樓真正的主人；上到二樓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客廳，同時也是獨立新聞發生的指揮部；三樓則是員工使用的臥室。在貼著暖黃色瓷磚的溫馨廚廳里，我和這些朋友們一起慶祝了他們的感恩節、圣誕節和“煎餅日”。

Sarah沒找到可樂，轉移到廚房水槽邊，給電熱壺灌水，按下燒水鍵，然后轉身開始描述剛才的街頭“對戰”。我則打開廚房一角的壁柜，取出裝著紅茶包的鐵皮罐，將四方形的茶袋依次放入臺面上的空馬克杯里。這份熟悉感讓我安心。

有關馬累性騷擾的話題，一個事件就足以星火燎原。我們三個女孩兒嘰嘰喳喳地聊起各種事件，有自己親歷的，也有發生在朋友身上的。被尾隨、被伸手摸、被追著要手機號，甚至我們的另一個美國女友，一次夜里在自家樓下被突然竄出來的男人毆打襲擊。每一個在馬累生活的外國女性都有類似的經歷可以講述。

人們總是隨口說出要“入鄉隨俗”，英文中有對應的諺語“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可是在橫跨東西的民族智慧、人生真言中，為什么卻無法輕易想到一條，來告訴我們這些外國女孩兒，如何自我保護，預防受侮辱和侵害呢？對他人文化和社會的尊重和對自我的尊重之間，界限和底線到底在哪里？

長桌邊唯一的男性Robinson插了一句，說，編輯部的前同事某某，一個威爾士小伙子，也在街頭被吆喝著出過價。

“哦，Robinson……”我們三人一齊轉頭看他。

在度假村工作時，有次來馬累借住編輯部樓上的宿舍，Robinson邀請我吃完飯一起去海邊散步。我們吃著冰激淋甜筒，聊到他來馬爾代夫前的上一份工作。那時他在政局動蕩的緬甸做記者，曾經為了逃脫獨裁軍方的追捕，被迫跳下行駛中的火車。身為《迷你貨車》——馬爾代夫唯一一家獨立私人注資的英文新聞機構的負責人，Robinson時不時會從門縫里收到死亡威脅信。

跟他的經歷對照，我在國內一直在制作時尚娛樂、成功人士的電視訪談。有次我對制片人抱怨，這種什么都不能觸碰、不能挑戰的訪談節目，到底有什么意義？制片人說了什么，我記不起來了，想必不是什么令我醍醐灌頂的真理。當我結束了馬爾代夫第一份歪打正著找到的工作——度假村前臺的客戶關系專員，現在又回到了傳媒業，和Sarah一起為本地電信公司籌劃上線的旅游網站寫稿件。當年未能解答的問題，時不時又像幽靈一樣在腦中現身。所以像Robinson這樣的“硬核”記者，我多少有些崇拜和羨慕。

對于宏大的政治事件，硬核記者可以信手拈來、侃侃而談：馬爾代夫近些年政黨派系間的斗爭，新生的民主黨派和改革，政客的名字、背后的勢力……對政治提不起興趣的我，在那些巨大而堂皇的名詞和機靈狡黠的形容詞面前，總會感到渺小和無力。

可是渺小而無力的人，就沒有資格擁有聲音了嗎？

手心突然一陣刺痛。我低下頭檢查，桌面下擱在大腿上的手掌。曲折毛糙的感情線和智慧線間，幾個短小錯落的凹痕。剛才又不自覺攢緊了拳頭——感到焦灼時的下意識動作——然后在掌心留下好幾個深粉色的指甲印。

“姑娘們……”我伸展開雙手，環住馬克杯熱熱的杯壁。“離開馬爾代夫之前，我們一起租輛無蓬的小貨車，開著去馬累街上游行吧。大家都穿上比基尼，站在貨車后面，朝那些侮辱過我們的人豎中指示威。”

Sarah和Ellie大笑起來。不知什么時候開始，我開始幻想這樣一出“驚世駭俗”的場景。明知大概不會發生，但不影響我時不時借著酒意或怒火在女朋友們面前提起。

當我們的集體討伐漸漸平息，Robinson換了一個話題：“過兩天馬累要開一家海外來的連鎖炸雞店，會有政界大人物來現場剪彩。”

“哪個大人物？”我好奇地問。

“總統Nasheed。”他看看Sarah，又看看我。“你們不用坐班，要不要去吃炸雞換換心情？”

3

放下吃了幾口的炸雞漢堡，擦擦嘴角，我望著海面的波紋肌理一時出神，想起神話中迷人的海妖，也許海浪就是她們歌聲的韻律？在度假村島工作時，我一湊到假期就來馬累找朋友們玩。現在搬到馬累了，我又總想著離島出海。

“總統先生，請看這里！”一陣騷動，隔著走道、在我右前方的一堵人墻露出一個開口。幾個扛著巨大攝像機和單反相機的本地記者之間，坐著剛為炸雞店剪彩的總統和別國來的商人。他們的餐桌上，用紙盒售賣的漢堡、炸雞和薯條，被特意擺放在白色的陶瓷盤子里。一人手里還有一副锃亮的金屬刀叉。

“X要回國了。我在計劃大家一起湊錢租艘船，給她搞個歡送派對。在海上停一晚再回馬累……” Sarah 從座位上的小挎包里，掏出一個手心大的筆記本。“怎么樣，你來嗎？”

“當然了！”我把手肘撐在桌面，看著她在筆記本上快速寫下我的名字。

又一陣騷動。拍完參加開業的貴賓們，本地媒體轉而圍擁到點單柜臺前拍墻上閃著光的菜單廣告牌。終于沒人遮擋視線了。我請Sarah 舉起漢堡，假裝給她拍照，朝她身后總統所在的方向連按幾下快門。

照片里的總統怎么看都只是個貌不驚人的普通人。一張照片里，他正低頭用刀叉切割盤子里的炸雞，另一張揚起了頭，正睜大眼聆聽對面的人說話。非要找出獨特之處，大概只有他的發際線——額頭正上方是濃密的一條直線，鬢角上方又彎出半個圓，讓人想到和尚念經時敲打的木魚。反倒是站在總統身后的壯壯的保鏢，瞪著滾圓的雙眼，氣勢穿越照片直逼過來。

Sarah調侃我：“你也是總統的粉絲啊？”

我吐吐舌頭，把相機放到桌上。“粉絲倒算不上。但我確實有點好奇。”我對Nasheed的關注一半來自過去的職業習慣，看到大人物就會想是不是能成為采訪對象；另一半則屬于一介平民愛湊熱鬧的獵奇心吧。

“以前老聽Robinson他們聊總統的事情，J 也采訪過他了。我這次總算有機會見真人了。而且——”我拿起紙巾，拂去面前桌上幾粒金色的炸面屑。“——我非常敬佩這些為了理想和夢想拼盡全力的人。”在成為馬爾代夫有史以來第一任民選總統之前，Nasheed多次因為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入獄。他還有個“馬爾代夫曼德拉”的外號。

“Sarah，說出來，你可別笑話我啊。其實我曾夢想成為一位戰地記者。但是我終究還是又怕疼、又怕死。一想象因為紛飛的戰火受殘、死亡，脾胃立刻就會難受。所以這個所謂的夢想，只是白日夢而已。”

“那我也來告訴你一個秘密。” Sarah 笑著眨眨眼，“十幾歲的時候，我的夢想是去迪斯尼樂園工作，扮演童話故事里的公主。”

Sarah比我大三歲，今年正好三十歲。她個頭嬌小，平時喜歡穿短裙一類少女感的衣服（當然在馬累時，下面一定會搭配打底褲）。我想象了一下她穿上迪斯尼動畫里的戲劇裝，蓬蓬的大裙擺，的確很適合她的風格。

“你最喜歡童話故事里的哪一位‘公主’？”

Sarah 想了想。“應該是灰姑娘吧。每一個女孩兒都有苦盡甘來的一天，與王子相遇，過上幸福生活。”

我點點頭。“我最喜歡小人魚。”

“那個故事很悲傷啊……”

“可我不覺得它是一個悲劇，雖然從哪里讀到，故事靈感來自于安徒生求而不得的同性之愛。在我看來，那是關于小人魚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的一個故事，王子只是個次要人物。她選擇了從海底來到陸地，選擇保持善良和正直。最后在海上化為泡沫的那一幕雖然讓人憂傷，但是又多么美好啊。在我心里，她才不是失敗者，也不是需要別人同情的受害人。她是自己閃閃發光的人生的主人。”

“你的故事豈不是有點像？從家鄉來到馬爾代夫，與‘王子’久別重逢——”

“結果他工作沒了，又去別的海岸線就業了。”我笑起來。

我們蹭著快餐店的冷氣聊了很久，聊Sarah在英國、我在中國時的生活。當我意識到的時候，隔著走廊的那桌大人物已經蒸發不見了。我趕緊湊近玻璃墻朝街道俯瞰。被兩個保鏢護送著的總統，被老百姓圍了起來，正在路邊微笑著和人們握手。

“現在追下去，說不定還能跟總統握手哦。” Sarah說。

我抬頭看看她，猶豫了一下。想到必須擠進人群，渾身寒毛豎了起來。“算了，說不定以后還有機會。”

樓下的人群好一會兒沒有散開，有人往外圍挪著，有人朝里擠去，隊伍輪廓不斷變形。路邊突然出現一張格瓦拉的臉——頭戴貝雷帽的格瓦拉肖像，以密集的英文字母Freedom （自由）作底，印在一件被烈日曬得褪色的T恤上。格瓦拉T恤的主人似乎也是被人群吸引，暫時停下腳步，臉始終遮掩在路邊的棉白楊樹冠下。鎖著眉頭的格瓦拉斜睨天空，不一會兒又消失在了樹蔭中。

4

一切曾與“夏夜”有關的聯想：就著冰啤酒大快朵頤的夜宵、燒烤、小龍蝦；加班后的夜場卡拉OK；防空洞里讓人大汗淋漓的電子樂和舞曲……馬累島上，通通都不存在。一瓶700毫升的普通伏特加，在馬累黑市炒到了140美金——我只聽說卻沒買過，當然更重要的是消費不起。

周末的社交生活大多是和朋友們相約著去“臭名昭著”的HIH喝酒。HIH，國際機場島酒店的首字母縮寫；它是當年馬累和周邊居民島上，唯一能合法賣酒的營業場所。

和幾個女友到HIH酒吧時，我們常坐的位置已經有人了。拼接在一起的幾張小方桌邊坐著我不算親近、但互相叫得出名字的“圈里人”——也就是常駐馬累工作的外籍人士。我們和坐著的人逐一問好，一邊找空位坐下。我的正對面是Karen，一位做葡萄酒進口的英國姐姐，三十七八歲，在馬累已經工作了兩三年。

就像人的直覺能捕捉到身后的熱烈視線，我也立刻意識到一臂之距的Karen在故意不理我，而裝出一副專心聽旁邊人說話的樣子。耳邊還響著Karen剛才仰頭和我朋友們打招呼的聲音。她為什么唯獨要孤立我？

我在心里嘆氣：同為外國女性，在這里生活本就不易，為什么還要互相敵視？想來想去，我從沒和Karen發生過什么沖突。但假如以為我看起來柔弱，只會忍氣吞聲，那也太小瞧人了。我將背脊挺直，十指交叉搭在桌邊，擺出自認無懈可擊的微笑。像鐳射光直直射向目標物，我盯著她不自然扭轉的脖子，然后開始在心里數數。

她一定會轉過頭來看我。我能感到空氣的流動，氣氛微妙的變化。

“哦——” Karen終于轉過頭。佯裝的驚喜遲了半拍，來不及遮蓋她眼里、嘴角的尷尬，一切都被我毫不回避的視線捕捉進眼底。“——是憶懸呀。你好嗎？”

我笑著微微向前傾身，直視她的眼睛。“我很好。你呢Karen，一切都好嗎？”

后來我問了一圈身邊要好的女友，Karen 為什么莫名對我報有敵意。她們一致說，她對剛出現在外籍人圈里的年輕姑娘都態度曖昧，尤其是有點吸引力、可能成為潛在威脅的女性。

“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有男朋友嗎？我又不參與她的戀愛競爭。”

“上次喝酒，你旁邊是不是坐著一個剛來馬累的英俊小生，你和人家聊了會兒天？” Sarah 指出。

原來如此……盡管被浩瀚的印度洋環繞，外籍人士的圈子卻只是一個小小的池塘。不管你想不想，只要留在在池塘里，就可能遭遇池魚之殃。平時保持距離的人也早晚會在HIH碰面。

有趣的是，我明明還是同一個“我”，換了一個社會文化的圈子，周圍人卻會有如此不同甚至相反的評價和態度。在國內時，我是令職場前輩和長輩們擔憂的“無法適應社會規則的幼稚的人”，是行事乖張、不愛聽話的“壞女孩兒”。而在這里，身為習慣以禮貌微笑示人的東亞女孩兒，又時不時被誤解為柔弱好欺負——直到我出其不意地亮出“爪牙”。何必呢？我也想把氣力留存在更值得的斗爭上啊。

對HIH 的社交生活，我時常感到厭倦，偶然也覺得它荒唐可笑，潛藏著值得人類學家進行田野調查的人性課題。聽那些比我來馬爾代夫早得多的人聊天，有時有趣，有時又讓我閑得發慌，然后在心里想象半空中有一臺無人機，正在拍攝HIH的酒吧實況。而我既是這臺節目的導演、剪輯師，也是旁白解說員。

“您現在收看的是《HIH猩猩動物園紀實片》。在上一集中，新進園的年輕猩猩憶懸大膽挑戰了園中等級資深的猩猩Karen，為自己獲得了加入群體吃香蕉嘮八卦的資格。這一集發生在猩猩園的周末夜晚……請看這個角落里，一桌穿著筆挺制服的飛行員猩猩們。另一邊角落的猩猩正壓低嗓門告誡后輩，會在天上飛的猩猩大多風流倜儻……”

假想到這里，我噗嗤笑了出來，然后被隔壁桌的對話吸引了注意力。

“這件事都上了國際新聞：度假村工作的兩個馬爾代夫人，一邊偷拍西方客人的沙灘婚禮儀式，一邊用迪維希語罵人。”

“罵什么？”

“異教徒、死豬之類的。”

“總統公開道歉的就是這件事嗎？當時怎么被發現的？”

“《迷你貨車》的馬爾代夫記者在社交媒體上發現了視頻，翻譯、報道出來了。”

“這些人什么時候才能認清現實，自己國家三分之一的GDP 都來自‘異教徒’的錢包。”

我用眼睛掃了一圈滿座的酒吧。遠處墻上的壁掛電視里播放著南亞盛行的板球比賽。一張張酒桌中間堆滿了還沒被收走的空酒杯。說到“異教徒”（infidel，一個帶有強烈負面和貶義的詞語），整個HIH里都是異教徒。在吧臺后服務的必定是非伊斯蘭勞工。客人買酒要“看臉”。棕膚色的斯里蘭卡和印度人，因為和本地人膚色差不多，無法簡單判斷國籍出處，要是他們沒隨身帶身份證，可能被拒絕買酒。當然，也存在著來HIH 渾水摸魚碰運氣的人。

“請看正發生在猩猩園酒吧的一場突發事件！使用假身份證的馬爾代夫猩猩兩只，不知如何被酒保識破了伎倆，被推搡著趕出酒吧……目睹此過程的年輕猩猩憶懸突然對酒保產生了體恤之心，對同伴感慨他們的工作也不容易。隨后她去吧臺買了一杯可樂朗姆酒，又被酒保的臭臉氣得哼哼唧唧。

日落月升，潮漲潮落。猩猩園的故事永遠不會結束。明天請同一時間繼續觀看我們的《HIH猩猩動物園紀實片》。晚安。”

5

第一次落筆寫得太快，白板上的字母粘成了一串。我想了想，用板擦擦掉，控制手腕力度一筆一劃再來：

nǐ hǎo

zài jiàn

lǚ tú yú kuài

上一次認真抄寫拼音還是上小學的時候。想到自己看起來幼稚的手寫印刷體會被人觀看，心里有一點不好意思。但今天我不是學生，而是第一回教外國人中文口語的老師，為水上飛機公司的地勤人員進行常用口語的一小時速成培訓。

我轉過身，耐心等著。最后一個走進會議間的人找了個桌子坐下，慢悠悠地翻開折疊臺。裝訂好的十幾份學習資料被傳遞、翻動，嘩嘩聲一片。我沒有任何教學經驗，只知道一小時極其有限。

“各位好。請大家看材料第一頁，我先來解釋一下中文拼音的發音。”

“老師，你還沒介紹自己叫什么呢？”有人大聲說。

切，毫無意義地浪費時間，我在心里嘀咕。我補了一個自我介紹，然后開始對著一小群跟我差不多大的工作人員講課。

一個女孩兒拿出一包餅干，塑料包裝撕拉時悉悉索索。兩個相鄰的小伙子斜倚在靠背上，不時用迪維希語交流幾句。另一個角落，一只筆被幾個人當投擲球游戲扔來扔去。我偶爾停下，等突發的打鬧和嬉笑熄火。吃餅干的女生一片片細細咀嚼，金黃色的餅干屑散落在黑色塑料折疊臺上，旁邊的人看到了，也伸手來討餅干。環視一圈，只有前排角落里的一位男生弓著背埋頭做筆記。

“我設想了你們整個工作流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需要和中國客人溝通的關鍵詞。請看第三至五頁……”

“老師，太多了，記不住！”后排有人喊起來，一副和家長撒嬌討要玩具的小孩子語氣。

“那就學十句最常用到的吧——”

“老師，列表里上怎么沒有‘你很漂亮’？”前排中間的男生笑嘻嘻地舉手，胸口掛著一副雷朋墨鏡。旁邊笑聲一片。

你們確定要對來度蜜月的新婚人士油腔滑調地說這句嗎？我在心里問。腦中浮現出明亮斑斕的畫面：初見馬爾代夫海水時驚喜而天真的面孔，海邊留念的身影，女孩兒們的寬檐大草帽和搖曳的裙角……夢一般的假日，人生只此一回的回憶。

“老師，‘我愛你’用中文怎么說？”還是同一個人，繼續嬉皮笑臉地提問。

我轉過身開始書寫，把白眼翻給了面前的寫字板。顧客就是上帝，我提醒自己，顧客想學什么我就教什么。反正這堂課結束以后，我就要去財務辦公室領酬勞了。酬勞的一半，在我發去翻譯好的登機牌、乘客須知單、機載廣告單后已經結清。結款如此干脆利落，對一個兼職的項目來說，實在沒什么好抱怨的。

“那么，這堂課就結束了。”我瞄了一眼墻上的掛鐘。不知從哪兒飛來的一只蒼蠅，在半空中繞著圈，趴在了掛鐘下的白墻上。我掃了一眼至此緣盡的學生們。“希望能對你們的工作有一點點幫助。”無論剛才心里多不痛快，這句話卻不摻雜一絲虛假。

會議室迅速撤空。人們離開的速度快到我轉眼已記不起他們的面孔。只有唯一認真聽講和做筆記的那位男生多留了幾分鐘，請我糾正他拿不準的發音。

“謝謝你，老師。”男生臨走前說。

“不，我才要謝謝你認真聽講……”

否則，剛剛消失的這一小時有任何意義嗎？

走出機場辦公室。在路邊等待大巴。等待大巴載我去碼頭。在碼頭前等待開往馬累島的下一班船。幾片孤單的云漂浮在湛藍的天空中，一架架飛機轟鳴著從我的頭頂飛過。

來馬累生活快半年了，我的電腦里多出好幾個分門歸類的文件夾。食宿行咨訊、度假村評論，“最美”、“十大”——旅行類媒體陳詞濫調的那一套。為旅游網站準備的稿件，始終停留在Word文檔的狀態。起初每隔幾周，我都會問Sarah網站的搭建進度，直到厭倦了她無奈轉述的那句“還沒準備好”。我寫的英文稿要請Sarah把關，至少有她這一位“讀者”；而中文文章除了自己，還沒有另一雙眼睛來見證它們的存在。

有過幾年職場經歷，也參與過不了了之的計劃和半路夭折的項目，所以我很清楚，現在每月能按時領到薪水，情況并不算最糟。但是幾個月后呢？這個外包給我和Sarah的項目，預算能延續多久？因不確定性而來的焦慮，時不時像港口夜間閃爍的紅燈，提醒靠近的船只——此處會擱淺。

但另一方面，這份沒有KPI、也沒有截稿日的神奇工作給了我無限自由。因為中國游客人數激增，馬爾代夫出現巨大的中文缺口。有機會的時候我就接一些小項目來做。總之走一步算一步。我可是生活在許多人向往和羨慕的人間天堂啊。一旦遠離馬累島，被海洋和自然環抱，就足以讓人忘記所有的煩惱和憂愁。

水花在甲板下悶聲地開喉歌唱，一艘白色小快艇緩緩地倒行，靠到碼頭邊。光著腳的工作人員跳上岸，彎腰解開系在岸邊樁上的粗繩。我走近問，去馬累的多尼船（擺渡的慢船）什么時候開？他不吱聲，目光呆滯地看向操作倉里的船長。

“晚點了，還要等好一會兒呢。”船長從窗口朝我喊。

平日往返機場島和馬累之間，我和朋友們大多乘坐班次多又非常便宜的多尼船。

“我們現在就開，你走不走？”快艇船長又喊了一聲。

我不再猶豫，在馬達聲中跳上了甲板。

6

《迷你貨車》編輯部小樓的大門不斷打開又被用力地合上。噔噔噔的腳步聲，有人爬上樓梯，進入二樓兼作辦公區的開放式廚廳，舉手投足間都是緊張和不安，仿佛傳遞街頭高壓氣氛的信鴿。

我坐在餐桌離入口最遠的一側，不時從電腦屏幕前抬起頭。個頭嬌小，目光聰慧，留一頭超短發的年輕女孩兒；斜挎單肩相機包，面色沉重的年輕男子……好幾張我沒見過的面孔，都是長期為《迷你貨車》撰稿的本地記者。主編Robinson不時從位置上站起來，和剛來的記者討論工作，然后親自送他們到門口，再將臨街的大門反鎖。

幾個小時前，本地年輕人心中的民主偶像——總統Nasheed，在一場軍事政變中被槍口逼著辭職了。距離我和他在快餐店同吃炸雞的日子，不過才過去了四個月。

政變發生的時候，我正在家里吃午飯。Ellie 一個電話我就跑了過來。編輯部問我能不能就中國市場和官方對這場政治事件的反應寫一篇稿子。

“抱歉，編輯部能付得起的稿費很少。” Ellie滿臉歉意。

“不需要稿費，“ 我立刻說。我很清楚，《迷你貨車》全職人員的薪水都很微薄。“能在你們網站發表稿件是我的榮幸。”

前期在度假村工作時的關系和人脈突然都有了用武之地。聯系采訪國內旅行公司的市場反饋，計劃來馬爾代夫度蜜月的中國客人的想法，本地華人的在地感受，微博上的話題問卷普查……最后，我撥通了駐馬累中國大使館的電話。

從編輯部回家的路上，我沒有選慣常走的最短路線，而是特意繞到了總統府前。那是與總統辦公室相隔兩個街區的一片白色小樓。一大群人聚在了圍墻大門外，不知道在看什么。我從人群外沿努力踮起腳，只能看到人們的后腦勺和一堵墻。

雖然知道歷史性的時刻已經發生并被新聞報道了，但我還是忍不住隨口問身邊的人，發生什么了？

我身旁一位頭發花白的本地中年男人回答：“總統家里查獲了一箱酒，被抓起來了。切，活該！”

我轉身離開了人群。

7

街頭前所未有的喧鬧。從早到晚，人潮涌動；在海風吹過的環島大道，在島中央熱氣蒸騰的小巷和路口。明知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但記憶中的那幾天，本地白領漫長的午休時間和一天五次祈禱時的寂靜都似乎突然消失了。

仿佛在以另一種形式預演“氣候變暖，馬爾代夫會在百年內被淹沒”的論斷，浮在海平面上的平坦小島馬累，籠罩在激昂人群的口號聲中，在一面面黃色旗幟堆起的波浪下沉浮。記者朋友們總在談話中提到的“MDP”（馬爾代夫民主黨），具象成了黃色旗幟上的天平，揮舞在游行者的手中。

如同外面紛亂的街道，即使在家，我也無法安心休息。和Sarah一樣，我們一有空就聚到《迷你貨車》的編輯部小樓。從樓上的窗口能看到，人們有組織地聚集在了海邊廣場。夕陽沉入海平面下，廣場上越發明亮和熱鬧。年輕人的搖滾樂隊在臺上演出。巨大的投影屏幕上滾動播放著民主黨的宣傳視頻。當整座島都籠罩在黑夜中時，似乎唯有這個角落被舞臺燈打得有如白晝。

“去走走吧。”我抓起相機。

走過很多次的海濱路看起來不一樣了。長長的水泥防浪墻上噴滿了各種涂鴉：警察用棍棒擊打著人的頭，血滴四濺；雙眼黑洞的人額頭上畫美金的符號；更多是巨大的英文字符：“非法政府立刻離開”“馬爾代夫需要另一個民主選舉”“用言語對抗，不要付諸槍炮”……

靜坐的人群占滿了廣場。我和幾個朋友在最外側找到一處空位坐了下來。我身邊的幾個年輕本地男子，手舉著寫在黃色卡紙上的口號和訴求。我看看他們手中的“反對武裝暴力”，“人民已經發聲了”，又抬頭看看他們或平靜或迷茫的面孔。可以給你們拍照嗎？我問，在征得同意以后，拍下了他們的照片。

在那一刻，我沒有對陌生人生出應激性的不信任與防備。在那一刻，我愿意相信有一些事物的存在，可以讓我們彼此尊重和信任、且短暫地站在一起。即使我并沒有天真到相信這些集會能奇跡般地扭轉局勢，我仍然想要坐在這里，和無數真實的人在一起。

夜晚回家的路上，我第一次感到安全。因為無論男女，人們突然有了更重要的關注事件，需要匆匆前往的某個地方。在電視臺的二層小樓下，和平示威的隊伍還沒有離開。領頭的是幾位年輕女性，一個披著紅色的頭巾，一個穿著和旗幟同色的T恤。她們仰頭看著電視臺二樓的玻璃墻，舉起手臂，帶領隊伍齊喊起來。一遍迪維希語，一遍英文：“我們不要槍炮，我們要民主選舉。”

很長時間以來我都在好奇，馬累的女人們去了哪里？在馬累街頭看到的本地人，男性占大多數的比例。受到宗教和社會重重規訓的女性們，想必大多在扮演著傳統妻母的角色，無法輕易在外“拋頭露面”。

在小島另一條路上，我又看到一組全女性的游行隊伍，每個人從頭到腳包裹在傳統的黑色頭巾和長袍下，全身唯一的彩色是綁在頭上象征民主意志的黃色飄帶。

我站在路邊目視她們前行。心中有一堵厚實的墻，從某個原點開始生發出花紋般的裂痕。我只是一個旁觀者，一個路人；說到底，我并沒有打算在這個國家深深扎根。每個人的一生都有必須自己去直面的抗爭。我們誰也無法互相替代，互相拯救。我望著女人們頭上的黃色飄帶，以目光致敬、祝福。

夜，漫長，于是人們創造了祈禱日出的儀式。雖然不知道黎明什么時候會到來，但我想要保留希望，相信黎明是會到來的。

花幾小時完成的稿件，全文833個英文單詞，由Ellie編輯校對，隨后發在了《迷你貨車》的網站上。

政變六天后，中國大使館發布了表態官方立場的媒體聲明：“我們尊重馬爾代夫人民的選擇”，“我們愿同馬爾代夫新政府密切合作，推動中馬雙邊關系穩定、健康、順利發展。”。

8

停浮在海面上的多尼船似一片細長的樹葉。湛藍的海面流動著碎玻璃般的五彩光芒。行駛兩三小時后，馬累島不見了。散落在環礁中的一座座小島，幾乎與海天交界線融為一體。

你站在多尼船頂、刷著白漆的甲板邊緣。海風從裸露在烈日中的肩頭拂過，帶來片刻間的溫柔，還有新鮮海水的氣息。朋友們在身邊尖叫和歡笑。她們在海中游了幾下，爬回水線上的甲板，然后再次踩著扶梯來到船頂。

你仍然站在原處，雙腿禁不住微微打顫。你發現船頂到海面的三四米高度，從上往下看時，要比從海面上仰望可怕得多。你最近剛考出了PADI初級潛水證，但仍然對在海中游泳沒什么自信。你的雙眼無法離開海面，深不見底之下有神秘的力量在呼喚。可你還是猶豫著，不敢向前一躍。

嘿，憶懸你可以的。朋友的話音剛落，半空中飛起一個身影。你聽到一陣水花聲，然后海面上又多了一個無拘無束的人。

你大聲吸進一口氣，胸脯像迎風鼓起的帆面。你想起自己在馬爾代夫生活已經一年有余，體驗了許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出國工作。第一次在國教伊斯蘭教的國度生活。第一次離開傳媒業的跨行經歷。第一次親眼見到那么多奇妙的海洋生物，與它們在海中共游。五顏六色的珊瑚和珊瑚魚，巨大的蝠鲼、鯨鯊，還有淺海區常見的礁鯊。你還第一次近距離見到一位國家元首，并且經歷了一場政變……可卻仍然沒有完成高空跳海的挑戰。

你聽到遠處漸漸響起突突的馬達聲，抬頭循聲望去。一艘外觀時髦的白色游艇從多尼船邊駛過，在海上劃出一道長長的水花。水花落下后，留下一道淺淺的水痕。一陣海風吹過，腳下的多尼船輕輕擺動。你眨了幾下眼，不遠處的水痕消失不見了。

之后這些年，你會多次被問道，為什么不斷搬家，去新的地方、新的起點重新再來。你總是找不到一個完美的歸納總結，但你會一直記得站在多尼船頂，望向大海的那一刻。

我沒有答案。

但我知道自己并不想走向那些顯而易見的軌道，只因為周圍的人都在勸誡——他們說自己多吃了很多年的鹽，所以他們已經領悟人生——“人生就是如此，你必須要去適應和妥協”。可我想要知道，除此之外，這個世界還可以是什么樣子，而人生還可以怎樣任性鬧騰。

海上根本沒有真正的道路。或許人生如海，也不存在必走的軌跡。面對未知，我無法在出發前做好萬全的準備，唯一能做的只有迎向恐懼，相信自己，然后縱身一躍。

我閉著眼，雙腿向前一蹬。耳邊掠過呼呼的熱風和朋友們為我發出的歡呼。在半空中縮起的身體像一顆巨石擊入海面。

“撲通”……

隨后的幾秒，一種前所未有的美妙誕生了。蕩漾的海面下，無數氣泡將我包圍。每一寸皮膚癢癢地開著花。我忘記了恐懼，全身心感受到一種松弛的信賴感。我正被巨大的溫柔之力托起，上浮，然后鉆出海面。我在水下踢著腿，用手抹去從頭頂流到眼前的海水。

“這感覺太棒了！”我朝站在船頂上的朋友大叫，迫不及待地游向船舷。

原來高空跳水如此讓人上癮——即使在俯視海面做心理準備時，我的腿仍止不住地打顫。

我一次次爬回船頂，伸開雙臂，全力以赴地跳了下去。

后記

在馬爾代夫生活滿18個月時，我選擇了離開。我和同期從香港辭職的男友J一起去柬埔寨旅居了四個月，然后決定努力工作存錢，再一起去南太平洋海島生活。

在馬累時期為本地電信公司在建網站寫下的旅游稿，直到我離開時也沒有上線發表。

我剛離開馬累幾天，為《迷你貨車》工作的本地記者Hilath Rasheed 在街頭被恐怖分子持刀傷害，割破了喉嚨，僥幸氣管沒有被割斷而保住了命。兩年后，另一位本地記者Ahmed Rilwan 遭綁架失蹤。還在馬爾代夫的朋友請我將抗議宣傳單翻譯成中文。很不幸，Rilwan幾天后被證實身亡。

“人間天堂”馬爾代夫的旅游收入，除了在全球疫情期間受到影響，到今天仍然在逐年增長。

（完）

編輯導師｜李梓新

三明治創始人，有20年傳媒經驗。2024年以優等學位（Distinction)畢業于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UEA）創意非虛構寫作碩士專業（MA Creative Non Fiction)。著有《災難如何報道》《民主是個技術活兒》等書，Newsletter「新寫作Xin Writing」。

評語：

憶懸的寫作有很多的層次，將個人的經驗和一個小島國的社會文化背景緊密結合。這是“第一人稱非虛構”的極好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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