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人感”何以成為社交媒體高頻詞

從社交媒體到日常生活，“活人感”正成為年輕人頻繁使用的網絡熱詞。人們用它贊賞真實自然的表達，也借此表達對自主、鮮活生命狀態的向往。那么，“活人感”為何走紅？它反映了怎樣的社會心態與傳播生態變化？當真實成為一種被追逐的價值，“表演真實”是否又會構成新的身份規訓？圍繞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傳播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多位學者，對“活人感”現象展開觀察與分析。

本報編輯AI制圖

被感知的真實

主播直播時的口誤、采訪對象的片刻停頓、普通人分享的失敗經歷……這些曾經被視為“瑕疵”的內容，如今常被網友評價為“有活人感”。

“我最早注意到‘活人感’，是在短視頻平臺和社交媒體評論區的‘二級話語’中。用戶用它來區分‘像人說話’和‘像模板生成’的表達。”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鄧建國說。

在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副教授侯玉波看來，“活人感”反映的是個體內心體驗的自主性與豐富性，是一種積極、真實、自主的生命狀態。當一個人能夠持續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感與能動性，并主動建構生活目標和生命意義時，就會呈現出較強的“活人感”；反之，則容易陷入被動、空洞和疏離的狀態。

從傳播學角度看，“活人感”并不等同于真實性本身，而是一種受眾對媒介內容作出的真實性判斷。鄧建國認為，能夠激發出這種感受的媒介文本，往往具有“非完備性”“情境嵌入”和“主體暴露”等特征。換言之，人們追求的未必是絕對真實的信息，而是能夠感受到鮮明主體性存在的表達。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孫健敏最初是在一則娛樂新聞中接觸到這一概念的。一位明星經紀人拒絕不合理工作安排，并以幽默方式回應超負荷工作節奏，網友紛紛用“活人感”來評價這種表現。在孫健敏看來，當一種本應屬于常識范疇的品質需要借助網絡熱詞反復強調時，恰恰說明它正在現實生活中變得稀缺。

學者們普遍認為，“活人感”的流行與心理學中的“真實性”“本真性”等概念密切相關。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胡鵬輝將其概括為“個體內在真實情緒、感受和意愿的自由表達與自主行動”。人們對缺乏“活人感”的批評，實際上指向的是社會生活日益增強的腳本化和程式化傾向。在外部評價體系、社會規范和平臺邏輯的共同作用下，越來越多的人按照既定劇本進行展演式生活，而鮮活的個性表達和真實的生命體驗則受到擠壓。

技術時代的真實性焦慮

“活人感”的迅速流行并非偶然的語言現象，而是社會情緒、傳播生態與技術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成伯清注意到，近年來網絡流行語的演變軌跡頗具意味。從“神馬都是浮云”“小確幸”，到“佛系”“內卷”“躺平”“擺爛”，再到今天的“活人感”“微死感”，公眾關注點逐漸從對現實壓力的調侃與消解，轉向對真實存在、生命質感與主體價值的重新確認。

多位受訪學者認為，傳播生態的變化是推動“活人感”走紅的重要原因。長期以來，平臺算法更偏好高完成度、強結構化、易復制的內容，推動網絡表達不斷趨于模板化；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技術大幅降低了內容生產的門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語言風格的均質化。面對越來越標準、越來越相似的信息，人們開始重新關注那些帶有個人痕跡、情緒細節和表達瑕疵的內容，并將其視為“人的證據”。

“‘活人感’本質上是一種傳播生態失衡后的補償性話語。”鄧建國認為，當算法邏輯不斷強化內容生產的標準化傾向時，受眾反而會對那些不夠完美卻更具主體性的表達產生認同。與其說“活人感”是一種全新的現象，不如說是人在高度技術中介環境中的一次自我確認。

孫健敏也提出，在社交媒體時代，每個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經營著自己的數字人設，而算法推薦與AI內容生成又進一步稀釋了真實表達的可見度。當“表演”成為日常，“真實”便獲得了新的價值。

從心理學視角看，“活人感”的流行還折射出人們對“去人性化”的警惕。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許燕認為，人既區別于動物，也區別于機器。當個體逐漸變得冷漠、麻木、工具化，如同機器一般運轉時，人們便會本能地尋求那些能夠體現情感、創造力與自主性的特質。

成伯清進一步分析稱，數字技術和虛擬媒介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后，社會關系越來越抽象化、間接化，人們對于真實交往、真實情感和真實存在的需求反而更加凸顯。某種意義上，“活人感”正是這種時代焦慮的另一種表達。

警惕“對真實的表演”

“活人感”的流行，弱化了單純以流量、制作精度為導向的評價體系。在孫健敏看來，這種信號如果被足夠多的人接受和內化，就能形成一定程度的糾弊，幫助個體卸下部分表演負擔，降低情緒消耗。侯玉波也認為，在社會層面，“活人感”話語的流行促使社會重新審視幸福指標體系的建構邏輯。應該看到，青年群體主體性表達意識的增強是社會發展的積極趨勢，合理的意見表達與訴求傳遞有助于推動制度優化與社會進步。

然而，多位學者也提醒，“活人感”同樣存在不容忽視的異化風險。首先，“活人感”可能被策略化生產，演變為新的流量密碼。鄧建國將其概括為“精心設計的不精致”——當真實成為一種稀缺資源時，真實本身也可能被包裝和營銷。

孫健敏進一步提出“元真實性悖論”：如果一個人為了顯得真實而刻意表現得不完美，那么這種真實本身就已經成為表演。如今，一些網絡博主刻意展示缺點、刻意吐槽、刻意營造隨性感，其本質仍然是在經營另一種人設。

其次，“活人感”還可能被誤讀為對專業性和規則意識的否定。胡鵬輝認為，“活人感”并不意味著擺脫社會規范和責任約束。真實表達應建立在基本社會共識和公共規則之上，否則便可能淪為不負責任行為的借口。許燕同樣強調，擺爛、懈怠并不等于“活人感”，真正的“活人感”應體現積極、健康的人格狀態。

那么，強調“活人感”究竟是利是弊？孫健敏認為，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在低風險、高信任的社交情境中，如私人友誼、家庭關系、創意部門，“活人感”有利于建立深度連接；但在高風險、強規則的專業情境中，如法庭、急診手術室、公共服務窗口，不加辨別的“活人感”可能帶來沖突和風險。“關鍵在于情境的‘角色明確性’和‘后果嚴重性’。”在個性與責任之間，侯玉波為個體的“活人感”劃出清晰界限。他認為，“活人感”的合理邊界在于主體性與社會性之間的動態平衡，個體需在自我表達、自我實現與社會規范、人際責任之間尋求協調；在保持內在主體性的同時，兼顧社會角色的合理承擔。

從外部組織的視角看，是否需要為“活人感”留出制度性空間？多位學者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但同時強調要有結構、有邊界、有引導。鄧建國建議，可以在非正式溝通、創新討論等場域中容納多樣表達，同時在正式決策與公共發言中維持專業規范。

關于如何引導積極健康的“活人感”傳播氛圍，學者們也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議。比如媒體機構應從追捧“極致人設”轉向呈現“復雜真實”，避免將“活人感”標簽化、商品化；內容平臺可優化推薦算法，給“真實非完美”內容一定權重，建立“真實性友好”的社區規范；教育系統則應培養“情境化的真實性智慧”和媒介素養，幫助學生識別網絡上的“人設表演”。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是要求每個人都擁有‘活人感’，而是創造一個允許真實表達、尊重個體差異的環境。”孫健敏說。或許，這正是“活人感”熱潮背后最值得關注的啟示：人們追求的并非某種新的網絡標簽，而是在技術加速發展的時代，重新確認作為“人”的價值與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張清俐 吳楠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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