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無論這一次到訪取得如何輝煌的成果，中美關系一定會在競爭性與依存性之間尋找平衡。對抗是常態，生意是剛需。
作者丨吳毓
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二次訪華，隨同到訪的企業家變少了。
2017年11月特朗普首次訪華，隨行企業高管達到29位；而本次訪華隨行企業家變成了17人，數量近乎腰斬。這是飛機變小了，還是油價太貴了？
復盤2017年的商務代表團陣容，能源、制造與貿易占據主導。能源與環保領域包含杰克·富斯科（Cheniere Energy）、何塞·埃梅特里奧·古提雷茲·埃爾索（西屋電氣）；工業與航空領域集結凱文·邁克阿利斯泰（波音民用飛機集團）、莊睿思（GE）、利偉誠（陶氏杜邦）；科技與貿易領域則有史蒂夫·莫倫科夫（高通）、江志成（賽默飛世爾科技）……覆蓋廣、行業雜，側重傳統實體經濟合作，偏向大宗貨物交易。
相比之下，今年的隨行企業家看似規模“腰斬”，卻堪稱陣容豪華：有蘋果、英偉達、Meta三家萬億美元市值的科技巨頭，八成企業市值邁過千億美元門檻，半導體、人工智能、數字科技類企業占比接近半數，傳統能源、基礎制造企業徹底退出名單……直接反映了美國對華經濟訴求的結構性變化。
應該說，2017年的訪問，要搞一場創紀錄的“采購秀”。彼時中美經貿合作以大宗商品、基礎工業品貿易為核心，美方依托能源、重工企業，尋求對華大額貨物出口，更簽下2535億美元的大單。
而今年，科技、金融、航空巨頭抱團訪華，核心訴求不再是簡單的商品售賣，而是針對性爭取政策松動。這說明美國對華的利益錨點，已從大宗原材料、基礎工業品出口，轉向半導體、AI、金融等高端產業鏈的控制權與市場份額爭奪。
一是尋求市場，賣產品、保供應鏈。
比如埃隆·馬斯克（特斯拉）在華建有超級工廠，既要保電動車銷量，也要推進儲能、FSD（全自動駕駛）等業務落地；黃仁勛（英偉達）要在AI芯片出口管制的陰影下，爭取拓展在華銷售與合作的空間；凱利·奧特伯格（波音）則急需中國航司的新訂單“回血”，避免被長期擠出中國民航的采購主線……
二是尋求開放，要準入、拿牌照。
拉里·芬克（貝萊德）、蘇世民（黑石）、蘇德巍（高盛）、簡·弗雷澤（花旗）大概率會圍繞跨境投資、財富管理、支付與金融服務的準入與牌照，爭取更深度參與中國金融市場；瑞安·麥克納尼（Visa）、邁克爾·米巴赫（萬事達）則是持續推進銀行卡清算、跨境支付等業務的落地與擴展。
商務代表團的陣容調整，是中美綜合實力、經貿依存結構實質性改變的外化。
過去幾年，美國兩黨對華維持強硬經貿立場，先后有“301調查”、“實體清單”、《芯片與科學法案》、“戰略性產品”清單、“對等關稅”出臺，并疊加對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的限制，全方位遏制中國高端產業發展。但管控打壓并未阻滯中國經濟發展節奏，反而推動國內產業升級、貿易結構優化。
經濟體量層面，2017年中國GDP約12.6萬億美元，占美國GDP比重65.2%；2025年中國GDP約19.63萬億美元，占美國GDP比重64%……中國經濟體量快速增長，中美GDP比例基本回歸。
貿易依存層面，2017年中美貿易總值為3.95萬億元人民幣，占中國進出口總值14.2%；2025年中國與美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4.01萬億元人民幣，占比降至8.8%……中美貿易規模與依賴度雙降，東盟等新興市場逐步替代。
這次高端產業巨頭組團來華，尤其是黃仁勛在最后敲定行程趕上“末班車”，表面是美國科技、金融與航空業仍然需要中國市場，中美難以物理區隔，本質是中美兩國的管理層、企業界都已心照不宣地形成默契：地緣政治博弈與市場化經貿合作實現清晰切割。不管世界多么“不確定”，貿易、合作、發展仍然也必須是主旋律。
無論這一次到訪取得如何輝煌的成果，中美關系一定會在競爭性與依存性之間尋找平衡。對抗是常態，生意是剛需。
結論十個字：對抗歸對抗，生意歸生意。【版權聲明】本文系《汽車人》原創，出版方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或部分復制，違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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