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玉武|作為“原告”的檢察官——從預審法官“大老爺”到控制警察“法律守護人”（第1-2章）

作為“原告”的檢察官——從預審法官“大老爺”到控制警察“法律守護人”

作者：莊玉武律師

導言：檢察官角色的“身份危機”與法治原點

在現代刑事司法體系中，檢察官（Procurator/Prosecutor）被賦予了多重面孔：它是“站著的法官”，也是“擁有警察靈魂的公務員”；它被視為國家權力的“利劍”，卻又被要求承擔保障人權的“盾牌”義務。林鈺雄教授曾形象地將檢察官描述為處于法官與警察、司法權與行政權兩大高山之間的“谷間地帶”。這種尷尬的定位，使得檢察官制度自創立之初便深陷“身份危機”：檢察官究竟是政府的法律事務官，還是審前程序的準法官？

一、檢察官：法國“大革命之子”與糾問制的終結

現代檢察官制度被法學界譽為“革命之子”（Kind der Revolution）及“啟蒙的遺產”。它誕生于1789年法國大革命，并在1808年《拿破侖治罪法典》中正式奠定基礎。在此之前，歐陸刑事訴訟實行的是中世紀以來的糾問制度（Inquisitionsprozess）。在糾問制下，法官一手包辦了偵查、控訴與審判職能，這種“三位一體”的結構堪比中國古代的“包公辦案模式”。

然而，權力的絕對集中必然導致濫用。糾問制下的法官因為自行偵查，往往在審判前便產生了先入為主的偏見，導致被告人毫無還手之力，甚至演變為不計代價、窮追猛打的“警察國家”式調查。

檢察官制度的誕生，其根本目的在于廢除法官的偵查職能，實現訴訟上的權力分立。通過引入檢察官作為獨立的控訴機關，司法制度建立起了一道關卡：法官退居中立的裁判席，實現“無控方之起訴，即無法官之裁判”的彈劾式構造。

糾問制vs. 彈劾制訴訟模式對比表

比較維度

糾問制 (Inquisitorial System)

彈劾制 (Adversarial System)

權力結構

審檢不分：法官集偵查、控訴、審判職能于一身。

審檢分立：控訴權與審判權剝離，形成控、審、辯“審判三角”。

訴訟啟動

法官主動：審判官可主動偵查犯罪并自行開啟程序。

不告不理：無檢方之起訴，即無法官之裁判。

被告人地位

偵查客體：被告僅被視為偵查對象、證據源泉。

訴訟主體：被告享有獨立人格，具有與控方對等的當事人地位。

關系形態

縱向單面：呈現“上對下”的單向管控模式。

橫向三角：控辯雙方平等野峙，法官居中裁判。

程序重心

以偵查為中心：審判僅是搜查的補充或形式上的追認。

以審判為中心：審判階段的證據攻防是發現真相的核心。

發現真相的邏輯

積極實體真實：為了追求真相往往不計代價，易導致刑訊逼供。

消極實體真實：強調整徹程序正義，寧可放過也不傷無辜。

審理方式

秘密與書面：多采用非公開審理，依賴書面案卷。

公開與言詞：強調公開審理、言詞辯論及交互詰問。

強制處分權

集中于司法官：權力高度集中以維持治安效率。

司法審查/令狀主義：羈押、搜索等強制措施需經中立第三方（法官）核發令狀。

價值取向

威權統治：體現國家權力對犯罪的絕對追訴本能。

人權保障：體現對個人尊嚴的尊重與權力的制衡。

關鍵注釋：

1.“革命之子”的使命：現代檢察官制度的誕生正是為了終結糾問制下法官權力過度集中的夢魘，通過審檢分立，將法官從主觀的偵查偏見中解放出來，使其回歸為中立的裁判者。

2.偵查構造的轉型：在糾問式搜查構造中，偵查具有司法前置性格，證據能力門檻較低；而在彈劾式搜查構造中，偵查只是雙方當事人的準備活動，證據必須在法庭上經過交互詰問等嚴格程序才能作為判定依據。

3.被告人的武器平等：彈劾制要求將被告人視為具有獨立人格的“當事人”，這要求其辯護律師的權利（如閱卷權、在場權）必須全面對標檢察官，以防止訴訟結構向糾問制的“幽靈重現”倒退。

二、法律的守護人：在行政與司法之間

盡管有些國家檢察官在組織架構上通常隸屬于行政分支（如隸屬法務部或司法部），但在職能屬性上，它被視為“法律的守護人”（W?chter des Gesetzes）而非政府的傳聲筒。德國法學大家薩維尼（Savigny）等法學先賢指出，檢察官的職責不僅在于追訴被告，更在于以公正的官署身份，確保法律意旨貫通整個刑事程序。

這種“客觀義務”要求檢察官必須雙向關照：既要搜集被告人的有罪證據，也要注意搜集其無罪、輕罪的證據。如果檢察官在偵查中發現被告人無罪，他有義務請求法院作出無罪判決。正如德國法學界所言，檢察官應當是“世界上最客觀的官署”。

三、職能的核心：從“預審法官”到“控制警察”

在刑事司法的傳統治理架構中，檢察官常被誤讀為“預審法官”的延伸。但事實上，現代檢察官制度設立的另一項核心功能在于控制警察活動的合法性，擺脫“警察國家”的夢魘。警察作為行政執法的代表，其偵查活動自始蘊藏著侵害民權的風險（如非法搜查、刑訊逼供等）。

檢察官作為“偵查程序的主人”（Herr des Ermittlungsverfahrens），應當通過對偵查活動的合法性審查，將警察的暴力公權約束在法治軌道之內。然而，在現實的權力運行中，常出現檢察官淪為警察追訴意志的“背書機器”，甚至在“訴判一致”的KPI考核下，與法院形成配合關系，從而消解了憲法設計的職能分權價值。

四、中國檢察制度的現代化進路

審視中國當前的檢察官定位，正面臨著從“業績單位”向“法律守護人”轉型的巨大張力。當檢察官行使著本應屬于法官的羈押決定權，或者在缺乏被告人沉默權保障的情況下通過羈押逼取口供時，其“司法性”便在行政化的考核指標面前發生了異化。

本文將深入探討：

1. 檢察官作為刑事訴訟“原告”的本質定位，以及這種定位如何與客觀義務兼容；

2. 強制措施決定權的司法化回歸——檢察官為什么不應行使羈押權？

3. 檢察一體原則下，如何通過制度設計（如臺灣的“書面指令回復制度”）防止人事權濫用及“么寧現象”的重演；

4. 律師執業權利如何對標檢察官，以實現真正的人格尊嚴與辯論平等。

檢察官不應只是“站著的法官”，更不應是“高級警察”。檢察官應當大聲對民眾說：“余乃法律之守護人，余處于法官與警察之間，實現客觀法意并追求真實與正義”。

第一章 檢察官：法國“大革命之子”與糾問制的終結

現代檢察官制度被法學界公認為“革命之子”（Kind der Revolution）及“啟蒙的遺產”（Erbe der Aufkl?rung）。這一制度的誕生不僅是刑事訴訟技術的改良，更是人類法治史上的一次權力分立革命，旨在通過引入一個獨立的追訴機關，終結中世紀以來糾問制下的司法夢魘。

一、糾問制的陰影：三位一體的權力怪獸

在檢察官制度確立之前，歐陸刑事訴訟長期實行糾問制度（Inquisitionsprozess）。在這一模式下，糾問法官在刑事程序中扮演了“全能”的角色：他既是負責搜集證據的偵查員，又是提起指控的控訴人，最后還是作出判決的裁判者。

這種偵、控、審“三位一體”的構造，類似于中國古代的“包公辦案模式”，其弊端在法理上是致命的：

1. 先入為主的預斷：法官因為自行偵查追訴，心理上早已產生被告人有罪的偏見，在審判階段根本不可能保持客觀中立。

2. 不計代價的真相：為了追求所謂“實質真實”，糾問法官往往演化出一種窮追猛打的“警察國家”精神，導致非法搜查和刑訊逼供盛行，被告人面對強大的法官幾乎毫無招架之力。

現代檢察官制度誕生于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烈火中，并最終在1808年的《拿破侖治罪法典》（Code d'Instruction Criminelle）中正式奠定法律基礎。拿破侖隨后通過東征西討，將這一新創的檢察制度如雨后春筍般散播于歐陸各國。

拿破侖法典的立法背景反映了啟蒙運動對絕對權力的極度疑懼：

1. 權力分立的政治邏輯：革命者意識到必須廢除法官的偵查職能，實現訴訟上的權力分立。通過引入檢察官作為獨立的控訴主體，刑事訴訟從“法官—被告”的雙面關系轉向了“控、審、辯”分立的三面構造。

2. 不告不理原則：新體制確立了“無控方之起訴，即無法官之裁判”的原則，檢察官控制著進入法院審判的“入口”，法官則退居為消極、中立的裁判者，以此確保司法權行使的客觀性與正確性。

盡管檢察官在組織架構上通常隸屬于行政分支，但從其創立之初，其職能便具有準司法性。在德國法制中，檢察官被定位為探尋客觀真相的司法官員，被稱為“法律守護人”（W?chter des Gesetzes）或“第二法官”。

這種“客觀義務”要求檢察官必須承擔雙重任務：

1. 客觀公正：檢察官不僅要搜集被告人的有罪證據，更要注意搜集有利于被告的證據，并注意被告在訴訟中應有的程序權利。

2. 法益保障：如果檢察官在審理中發現被告無罪，他有義務請求法院作出無罪判決，或為被告的利益提起上訴。正如法學家米德爾邁爾（Mittermaier）所言：“檢察官應僅力求真實與正義……只有公正合宜的刑罰才符合國家的利益”。

檢察官制度設立的另一項核心治法功能在于控制警察活動的合法性，擺脫“警察國家”的夢魘。德國法學大儒薩維尼（Savigny）曾警示：“警察官署……的行動自始蘊藏侵害民權的風險”，因此需要受過嚴格法律訓練、受法律約束的公正官署來監督警察。

作為“偵查程序的主人”（Herr des Ermittlungsverfahrens），檢察官應當：

1. 主導偵查方向：通過法律指導，確保警察的搜查、拘留等活動符合程序正義。

2. 排除非法手段：檢察官是防止非法搜查、刑訊逼供等權力濫用行為的重要屏障。

3. 作為司法的緩沖區：檢察官處于法官與警察之間，既要保護被告免受法官的擅斷，也要保護其免受警察之恣意，實現了對國家權力的“雙重控制”。

拿破侖法典確立的檢察官模式深刻影響了包括東亞在內的全球法律現代化進程。然而，檢察官在不同法系中的定位雖有差異——如英美法系更強調其作為“政府律師”的控訴功能，而大陸法系更偏重其對法律實施的監督——但其權力制衡的核心精神是一致的。

然而，如果檢察官背離了“客觀守護者”的初心，淪為單純追求“訴判一致”的業績單位，甚至與法院形成追認配合關系，那么檢察官便會從“革命之子”異化為糾問制的“幽靈重現”。

本章小結

檢察官制度的誕生是為了破除糾問制的黑暗，通過控審分離將法官從偵查的偏見中解放出來，并賦予檢察官控制警察的神圣使命。理解了這一“革命之子”的歷史血統，我們才能在接下來的論述中明白，為何檢察官作為“原告”，其本質應是具有客觀義務的訴訟監督者，而非不擇手段追求勝訴的行政官。

第二章 檢察官的本質是刑事訴訟的“原告”而已

在現代刑事訴訟的構造中，檢察官的地位經歷了一個從“法官的延伸”到“訴訟原告”的演變過程。盡管檢察官在不同法系中被賦予了“法律守護人”或“準司法官”的稱號，但其在訴訟程序中的本質角色應當是——且僅僅應當是——具有客觀義務的訴訟原告,。如果檢察官在行使控訴權的同時，又握有本應屬于法官的強制處分決定權，那么刑事司法的正義天平必將發生不可逆轉的傾斜。

一、角色錯位：當“原告”決定“羈押”被告

1. 羈押權歸屬的荒謬性

從人權保障與權力分立的角度看，檢察官行使羈押決定權是法理上的荒謬,。現代法治國家普遍遵循“司法審查原則”和“令狀主義”，即任何對公民人身自由的重大剝奪，必須由中立的、具有獨立審判地位的法官作出裁決,。

在糾問制遺毒的影響下，檢察官常被視為“審前程序的法官”。然而，檢察官在訴訟中本質上是“原告”，讓原告去決定是否將對手（被告人）投入看守所羈押，不僅違背了“任何人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擔任法官”的自然正義原則，更會導致羈押淪為逼取口供的工具。源于我國臺灣地區及大陸法系的司法改革經驗均重申：唯有由法官構成的法院決定羈押與否，方能真正達成保障人身自由的目的。

2. 業績單位下的功能異化

在現實的司法運行中，檢察機關常面臨無罪率、捕后起訴率等“業績指標”的考核。當檢察官擁有審查逮捕權時，這種權力往往被異化為一種行政性的追訴手段。為了發現真相，檢察官可能不擇手段，甚至在缺乏被告人沉默權保障的情況下，利用羈押的威懾力逼取口供。這種做法被視為一種“拙劣的破案技巧”，它不僅導致檢察官失去了像辦理民事案件的細致能力，甚至逐漸喪失了通過“證據收集”而非“逼取口供”辦理刑事案件的能力。

二、強制措施的司法化回歸

1. 查封、扣押、凍結的控制權

與羈押權類似，檢察官或者警察自行決定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同樣具有極大的權力濫用風險。這些行為本質上是對公民財產權的重大干預。在現代化的刑事訴訟程序中，檢察官作為搜集證據的一方（原告），應當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官審核是否具備“正常理由”（Probable Cause）并簽發令狀,法官才能決定是否查封、扣押、凍結。

2. 防止權力失衡的屏障

令狀主義的核心在于防止“空白授權”。如果檢察官可以繞過司法審查而自行實施或者讓警察來強制處分，那么偵查活動將處于法治的盲區。檢察官的職能應當是控制警察的違法偵查，而非成為警察追訴意志的行政延伸。通過將強制處分的決定權歸還法院，可以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確保刑事“司法程序”不淪為單純的刑事強制“行政程序”。

三、律師執業權利的對標：人格尊嚴與平等

在彈劾式訴訟構造下，控辯雙方應當處于“武器平等”的地位,。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成員，律師的執業權利應當全面對標檢察官。

1. 權利的對標與減等：若律師在進入法院時仍需安檢，而檢察官可以徑直入內，這不僅是對律師職業尊嚴的貶低，更是對辯護權作為司法制衡力量的蔑視。在調取取證權、閱卷權、會見權等權利上，更應當與檢察官一致。

2. 人格尊嚴的平等：近期的案例我們看到，法院的法警絕不會向行使職權的檢察官噴辣椒水，同理，這種粗暴手段亦不應施加于辯護律師身上。作為法律專業人士，律師和檢察官一樣，都經歷了嚴格的知識訓練和精英化的選拔，理應在訴訟中享有同等的職業聲望與保障。

3. 主體地位的落實：被追訴人及其辯護人不僅是偵查的客體，更是訴訟的主體。如果律師的權利無法對標檢察官，那么所謂的“當事人主義”將淪為空談，刑事訴訟也將倒退回“官對民”的單向糾問結構。

檢察官必須回歸其“客觀原告”的本質定位，將本不屬于行政官署的羈押權與處分權交還司法,。只有實現控辯雙方在職業權利上的對標與平等，才能確保法官能夠立于中立地位進行裁判，進而維護社會的良心與正義,。

作者：莊玉武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