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按：當事人系某地民營企業家，也系當地政協常委。公安機關以涉黑名義偵查，檢察機關以惡勢力集團首要分子對其進行起訴。檢方起訴五個罪名，在一審階段辯掉了強迫交易和妨害作證兩個罪名。指控詐騙21起1000余萬元，成功打掉15起約900余萬元，法院只認定6起約100余萬元；指控尋釁滋事11起，成功打掉4起，法院只認定7起；指控敲詐勒索2起，打掉1起金額大的，成功實現量刑降檔。在詐騙罪一個罪的法定刑即為十年以上的情況下，當事人最終被以詐騙、尋釁滋事和敲詐勒索三罪合并執行十一年?，F將辯護詞的開篇部分簡化后予以發布。
T市人民法院：
本辯護人篤定的認為：被告人被控惡勢力犯罪集團首要分子一案完全是莫須有的指控，這個惡勢力集團完全是注水而成，現有證據根本不能證實起訴書的指控。在發表正式的辯護意見之前，我先提六個方面的問題供法院思考：
1.現代刑法講究罪責自負。被告人根本沒參與的事情，偵查機關為什么偏要每個嫌疑人表態？只要指證我的當事人就是態度好，只要不指證我的當事人就是不配合、不老實？為什么起訴書在表述事實時，幾乎每筆都要死死的捆住被告人，生怕漏掉了被告人？是誰在罔顧證據和事實，非要把被告人打成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
2.“家族企業”并非法律概念。本案中沒有人能說得清“家族企業的內涵和外延”，也沒人拿得出切實的證據。X、Y、Z都是王氏家族的人，可他們都說案涉的那些公司跟他們沒有關系，他們只是普通的打工者。檢方先把被告人塑造成W氏家族企業的掌舵人和領頭人，然后把被告人親屬名下的企業及企業行為強行關聯到被告人頭上。能否把“家族企業”作為本案指控的基礎概念或基礎事實？
3.本案所謂的被害人其實都是債務人。這些人缺錢，銀行利息更低，為何不去銀行借款？如果他們在銀行借不到款而他們又急需用錢，那么典當行以比銀行更低的放款條件和比銀行更高的借款利息放款，是否就一定罪不可赦？一塊面包正常情況下可能只值幾塊錢，但對于一個快要餓死的人價值可以翻很多倍。利息實際上是在衡量資金的價值，而資金的價值當然應當由資金的稀缺性決定。以數倍于銀行的利息放貸是否一定需要刑法介入？
4.財產權是憲法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之一。在司法救濟途徑堵塞、不暢通且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是否要完全排除公民出自本能的自力救濟？保護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固然重要，但如果將之絕對化，那么所有的討債行為都可能面臨法律風險。到人家家里討債屬于滯留，在路上跟著走一段屬于拘禁，看到眼前的現金試圖去拿屬于強奪，把所有的自力討債行為都評價為尋釁滋事或其他違法，那么是否意味著法律完全禁止公民自力討債？
5.失信被執行人、詐騙嫌疑人和生意上曾經的對手對家能否等同于人民群眾？偵查機關有選擇性的選擇幾個人，找他們做筆錄做出人格評價，根本代表不了人民群眾的意見，頂多只能算是一些無聊的口水。用口水把一個人淹死，那是網暴的做法，不是司法機關辦案的方法。司法解釋中的人民群眾應當是指跟案件無關的普通人，他們對被告人的印象。如果我們把公訴人指控過的被告人、公安人員偵辦過的嫌疑人也等同于人民群眾，找他們做筆錄，他們又會怎么描述公安人員和檢察人員。是否也可以根據他們的口供把辦案人員都打成黑惡勢力或者抓起來判刑？
6.黑惡勢力的本質特征是組織化、系統化的暴力。但是本案僅有一起輕微傷，而這起輕微傷還僅僅只跟H一個人有關，事件起因和指使者都是案外人L。能證實的其他暴力行為僅有一起，即H打了M一巴掌，這僅有的一起暴力還是H個人臨時起意，沒有受到任何人指使。也即，被告人的行為模式中根本沒有暴力選項。
公訴人當庭提到了軟暴力，但如果把本案的行為評價為軟暴力，實際上相當于一刀切式的禁止債權人的任何討債行為，委實太過荒謬。軟暴力也必須要有暴力特征，而不能無邊無際的包羅一切。如果把這樣完全沒有暴力特征的中小民營企業拔高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會否背離Z央掃黑除惡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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