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都市圈“1+13城”定局！誰才是最后贏家？

隨著“上海大都市圈”國土空間規劃正式落地，1+13城格局塵埃落定。

這片覆蓋14市、承載全國7.8%人口、貢獻14.5%GDP的超級區域，早已不是簡單的地理圈定，而是一場資源、產業、人口的重新洗牌。

圖片來源：《上海大都市圈國土空間規劃（2025—2035年）》草案

100公里通勤生活圈、200公里同城功能圈、300公里產業協作圈——三層空間的背后，是一套清晰的利益分配邏輯：越靠近上海核心，紅利越直接；越能嵌入產業鏈，話語權越強。

未來，哪些城市被重點抬升？哪些城市只是陪跑？誰短期爆發、誰長期稱王？

答案，就藏在三層圈層的分工里。

“上海大都市圈”的核心邏輯，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距離上海越近，享受的紅利越直接。

第一圈為100公里通勤生活圈，是上海功能的直接外延，涵蓋昆山、太倉、嘉善等環滬縣市，總面積約1.5萬平方公里，相當于上?？臻g擴容2.5倍。

這一圈層的核心功能，是通過交通與市政廊道銜接，實現上海與周邊居住、通勤、公共服務的一體化。

未來，居住于此的人群，可在更低生活成本下，享受接近上海主城的配套與品質。

第二圈為200公里同城功能圈，是在第一圈層基礎上擴展至蘇州、無錫、南通、杭州、寧波等9城，陸域面積約6.9萬平方公里，重點打造一小時城際交通圈。

與第一圈不同，其核心是產業鏈、創新鏈、資本鏈的深度耦合，圈內城市可直接接入上海的資本、渠道、物流、技術等核心資源。

這個圈層的城市，不是被動接受上海的溢出，而是主動嵌入上海的五大中心（國際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享受的是資源配置的紅利。

而杭州與寧波雖地處傳統輻射邊緣，但其強大的數字經濟與港口貿易并非被動融入，而是作為關鍵功能，有力支撐著上?！拔鍌€中心”的建設。

第三圈為300公里產業協作圈，定位為產業配套承載區。

圖片來源：《上海大都市圈國土空間規劃（2025—2035年）》草案

“上海大都市圈”為什么要加個"大"字？就是因為一般中心城市沒有資格搞大都市圈，只有上海的輻射能力可以遠到300公里。

三個圈層的邏輯非常清晰：第一圈承接核心資源，第二圈爭奪總部與高端制造，第三圈承接配套產業與制造環節。

為什么南京、揚州、鎮江、臺州、金華這些城市沒有入圈？

可從兩個維度理解：

南京、揚州、鎮江未納入，是因其為南京都市圈核心，為避免兩大都市圈過度重疊，保持區域格局均衡。

臺州、金華未入圈，則因距離超300公里，且民營經濟、小商品與跨境電商產業自成體系，承接轉移的邊際收益有限。

而宣城和鹽城能入圈，是因其雖然距離稍遠（接近300公里），但產業基礎相對薄弱，正好需要承接上海的產業轉移——鹽城有土地和綠電優勢，宣城有汽車零部件和生態資源，都是上海產業鏈的合適配套。

值得一提的是，加上之前已納入南京都市圈，宣城已然成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名副其實的“雙圈聯動”的安徽城市。

宣城風光 圖片來源：宣城經開區

所以，最終“上海大都市圈”形成了"1+13"的構成邏輯：所有距離上海主城區200公里之內的地級市（不含南京都市圈城市），再加上有承接需求的宣城和鹽城。

從功能分工與經濟聯系強度看，這一布局科學且精準。

畢竟，都市圈不是越大越好，而在于功能分工的明晰與經濟聯系的緊密。

而“上海大都市圈”的構建，也正是希望突破原有制約，充分釋放地理空間的重組紅利，推動區域經濟從“行政區經濟”真正邁向“功能區經濟”。

從增量上看，受益最大的是南通和嘉興，而從整體格局看，受益最大的則是上海和蘇州。

先看增量。

南通和嘉興，一個在長江北岸，一個在浙江，過去長期受制于跨江的地理阻隔以及跨省的政策阻隔。

彼此雖近在上海咫尺，卻始終處于“看得見、融不進去”的尷尬位置。

而這一次規劃，恰恰是把這“哥倆”推到了戰略前沿。

在“上海大都市圈”中，南通的定位是“上海北翼門戶”，規劃不僅明確支持建設上海第三機場，還將其納入到滬蘇通跨界協同單元。

上海大都市圈跨界協同單元

這意味著過去要繞到蘇南才能對接上海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未來將實現滬通直連。

這種身份轉變會帶來什么？

首先是產業結構的躍遷。

2024年，南通深度承接上海產業溢出，新招引上海、蘇南項目占市外項目近70%；近三年累計承接上海、蘇南億元以上項目超500個、總投資超2000億元。

其次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大幅增加。

滬通大橋二期、北沿江高鐵、上海第三機場等重大項目的規劃和建設，都將南通作為關鍵節點。

南通港通海港區至通州灣港區鐵路專用線一期工程正式開通運營

可以說，這種基建投入帶來的政策傾斜和資本關注度，是過去20年從未有過的。

而嘉興被正式納入“通勤生活圈”后，意味著其將從過去的“杭州都市圈的外圍城市”，躍升為了“上海大都市圈的前沿城市”。

未來，嘉興不僅將成為滬浙協同的橋頭堡，還能直接享受上海的城市配套紅利。

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其資源量級和輻射能力自然遠超杭州。

這種轉變的直接紅利，在交通層面最為直接。

2024年通蘇嘉甬高鐵的規劃，直接將嘉興推到了關鍵位置，使其未來不僅能接住上海的溢出效應，還能成為連接杭州與上海的雙向樞紐。

雖然南通和嘉興的增量紅利顯著，但從整體格局來看，上海和蘇州依然是這場“三圈博弈”中的最大贏家。

不過，贏的邏輯不同。

首先要明確一點，“上海大都市圈”建設的實質目標，不只是讓上海變得更“大”（物理空間），而是讓上海變得更“強”（功能能級）。

此次規劃的核心，是未來的上海不再需要自己建工廠、自己搞制造，而是通過規則制定、標準輸出、資本調度，讓周邊城市成為其功能的延伸。

這其實也是參考全球頂級城市的發展路徑。

東京都市圈的面積是東京市區的10倍，但東京市區只占總人口的30%，卻貢獻了都市圈70%的GDP。

東京都市圈范圍

上海通過大都市圈的構建，將輻射半徑從100公里擴展到300公里，本質也是重構區域分工。

通過騰出土地發展金融、科創、文化等核心功能，從而實現從“一座城”到“一片區”的跨越。

更重要的是，上海通過統一環保標準、數據共享、醫?；ネ?、資質互認，掌握區域協同的規則制定權，推動長三角統一大市場形成。

這種“軟權力”價值，遠超單個項目落地。

蘇州，則是贏在了產業卡位和不可替代性。

作為與上海協同度最高的城市，蘇州從來就不是上海的“后花園”，而是與上海并肩的“制造中樞”。

截至2025年底，蘇州的產業結構已經呈現出"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特征：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超600家，僅次于北京、上海，全國第三；蘇州工業園區人工智能及數字產業集聚企業超2000家，產值達1100億元，在工業大模型、智能車聯網、AI制藥等領域形成優勢。

此外，蘇州在生物醫藥（信達生物、基石藥業）、高端裝備（恒力集團、沙鋼集團）、新能源（協鑫集團、阿特斯陽光）等領域，都是國內重要的龍頭企業。

總部位于蘇州昆山的三一重機有限公司車間 圖片來源：蘇州發布

這種產業深度意味著，上海想要建設國際經濟中心、科創中心，更需要蘇州的高端制造支撐。

比如，上海的芯片設計需要蘇州的晶圓制造，上海的新藥研發需要蘇州的臨床試驗和生產，上海的工業機器人需要蘇州的精密減速機。

而在此過程中，蘇州的角色并非被動接受輻射，而是主動配置資源，

上海提供資金、技術、市場，蘇州提供空間、人才、產業鏈，彼此形成高度互補、深度融合的“滬蘇同城化”格局，這也是蘇州成為最大贏家的核心邏輯。

“上海大都市圈”的規劃目標，2035年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圈”。

客觀地說，現在國土空間規劃方案有了，但十年后的2035年具體能實施到什么程度，還有很多不確定性。

最大的挑戰，依然是破除交通阻隔和政策阻隔。

交通阻隔方面，比如南通，雖然規劃提出要構建“一小時交通圈”，但長江依然是一道天然屏障。

南通連接上海的崇啟大橋、滬蘇通大橋雖方向不同，但均面臨通行費較高的問題。

單程50元的費用，使日常通勤成本高昂，大量車流被迫集中在免費通行的節假日，導致擁堵加劇。

此外，崇啟公鐵長江大橋雖然也在抓緊建設，但這屬于“平行通道”而非“直接擴容”，時間成本不一定更低。

崇啟公鐵長江大橋主通航孔南邊跨鋼梁吊裝全部完成 圖片來源：南通發布 崔永興 王世琪/攝

政策阻隔方面因素，也不容忽視。

長三角一體化已經提了很多年，但客觀上說，醫保互通、教育資源共享、戶籍政策放開等民生領域，目前依然進展緩慢。

截至2025年7月，上海已有1037家定點醫療機構開通跨省異地直接結算服務，其中713家開通門診慢特病跨省結算，但很多專科醫院和高端醫療機構仍不在名單內。

更何況，產業協同中的利益分配也是一個大難題。

比如，上海的企業搬到南通，稅收算誰的？南通承接的產業如果帶來環境污染，責任怎么算？

這些細節問題，都需要在實踐中逐步摸索。

上海風光

那么，到2035年，“上海大都市圈”到底能實現到什么程度？

在城市研究室視角看來，最有可能的路徑是交通阻隔逐步緩解、政策壁壘有序放開，三圈層的功能定位得到部分落實。

比如通勤生活圈內的昆山、嘉善等城市將率先實現與上海的同城化發展；同城功能圈內的蘇州、寧波等城市，會深度融入上海的產業鏈與功能體系；產業協作圈內的南通、宣城等節點城市，則有望承接更多中高端制造環節。

在這一過程中，上海大都市圈的經濟總量也有望，從目前占全國GDP的14.5%提升至16%到17%，逐步成長為與紐約都市圈、東京都市圈、倫敦都市圈比肩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大都市圈。

而對圈內二三線城市的居民而言，都市圈建設最直接的獲得感，則在于能夠以更低成本享受一線城市的生活品質與公共服務。

然而，要全面兌現這些紅利，仍需持續努力。

“上海大都市圈”的真正價值，不在于圈定地理邊界，而在于推動長三角從“行政區競爭”走向“功能區協同”，實現區域發展邏輯的根本轉變。

未來十年，將是這一區域從松散城市集合邁向高度協同共同體的關鍵成長期。

而真正的贏家，并不取決于短期內獲取多少資源，而在于能否率先完成發展方式轉型，實現經濟提質與民生改善的雙重目標。

這一天，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