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評選：這十個人影響了2025年的科學世界

12月8日，Nature揭曉2025年度十大科學人物榜單。該榜單旨在遴選過去一年中對全球科學界產生深遠影響與積極貢獻的代表性人物。其獨特之處在于，評選視野不僅聚焦于取得突破的科學家，亦關注在科技政策、公共議題乃至重大科研事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個體。這種評選傾向反映出了‘科學塑造世界’的復雜圖景。其中，中國的科學家梁文峰、杜夢然入選，彰顯了中國科研的國際影響。本文選譯自Nature。[1]

《自然》年度十大人物榜單記錄了過去一年內重要的科學趨勢和引人注目的科研進展，講述了為此努力的人們背后的故事。這一榜單由《自然》編輯評選產生，展現了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科研進展和事件。今年的榜單有：中國Deepseek的創始人；潛入深海窺求真知的青年科學家；堅守三十年、推動天文臺構建的天文學家；首例接受定制基因編輯療法的患兒；捍衛科學獨立性的美國前CDC主任；印度學術誠信守門人等等。

01

梁文峰：中國AI崛起之年

圖片來源：VCG/Getty

今年1月，Deepseek公司出人意料地發布了性能強大且成本低廉的R1模型。該消息瞬間攪動了全球的AI產業研發格局。該公司創始人是現年40歲的前金融分析師梁文鋒。據信，他在將人工智能算法應用于股市后賺取了數百萬美元，隨后于2023年用這筆資金在杭州創立了Deepseek公司。梁文鋒行事低調，很少接受媒體采訪（他也拒絕了Nature的采訪請求）。

梁文鋒的模型如他本人般低調，卻又極其開放。R1是一款"推理"大語言模型，擅長通過將復雜任務（如數學和編程）拆解為多步驟來解決。它是首個以開源形式發布的該類型模型。這意味著，該模型可以免費下載并基于其構建其他模型，因此對于希望將該算法應用于自身領域的研究者來說是一大福音。Deepseek的成功似乎促使中美兩國的其他公司紛紛效仿，發布了各自的開放模型。

人工智能專家表示，R1的許多能力與包括ChatGPT在內的美國模型旗鼓相當，但它的訓練成本卻遠為低廉。例如，Meta的Llama 3 405B模型的訓練成本是R1的十倍以上。此外，Deepseek對透明度的追求也是前所罕見的，他們公布了構建和訓練R1的所有細節。而今年9月，該模型成為首個接受同行評審的主要大語言模型。通過公開其"配方"，Deepseek教會了其他人工智能研究者如何訓練推理模型。這一貢獻的影響是深遠的。

Deepseek的一位前員工表示，與許多西方人工智能企業家一樣，梁文鋒已將目光投向實現通用人工智能，意圖開發在認知任務上能與人類媲美的人工智能系統。他以此為目標塑造著他的公司。據說，該公司在招聘時優先考慮人的潛力而非經驗水平（R1論文的一位作者仍在讀中學）。并且公司層級結構簡單，沒有疊床架屋的行政結構，且研究人員可自行決定研究內容。"甚至像我這樣的實習生也被當作全職員工對待，從事有價值的任務"，該員工說。

02

杜夢然：青年科學家奮斗深海

中國深海科學家

圖片來源：VCG/Getty

杜夢然，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深海科學研究部副主任，中國首位載人深潛航次女性首席科學家。

從奮斗者號載人潛水器里向外望去，海面之下九千多米的深處，杜夢然正目睹著科學的未至之境。潛水器的燈光照亮了一個繁榮的生態系統，幽靈般的多毛蟲游弋于血紅色的管蟲群中。

杜夢然和她的同事們正在探索海斗深淵區。2024年，在日本東北部的千島-堪察加海溝底部，杜夢然和她的團隊在一次下潛中發現了已知地球上最深的有動物存在的生態系統，并于今年發表了相關論文。杜夢然說："我總是對海斗深淵的未知充滿好奇，而探索未知的最好方法就親自涉足此地，用心去經歷、去感受，親眼見證海底。"

分布在大洋板塊向大陸板塊俯沖的地帶上、水深范圍從6000米到11000米左右的深海區域，被科學家稱為“海斗深淵”（Hadal trench）、“超深淵”（Hadal zone）或“海溝”（Trench）。它們代表著地球上最深的海洋區域。

作為本次科考的首席科學家，杜夢然和她的同事乘坐潛水器完成了24次下潛，每次平均約6小時。潛水器由鈦合金制成，可承受98兆帕的極端壓力（約為海平面大氣壓的1000倍）。其載人艙空間僅1.8立方米，可容納三人。

奮斗者號團隊所發現的生態系統，依賴于一種不尋常的能量來源。與海面大多數依賴陽光的生命不同，從海底滲出的流體所蘊含的甲烷、硫化氫和其他化合物為這個生態系統提供了能量。可以進行化能合成的微生物，利用這些能量豐富的分子，將無機碳轉化為有機碳，從而成為了生態系統的基石。杜夢然首次在這些"泉眼"中觀察到了幾種腹足類動物、管蟲、蛤類及其他生物，其中幾種還可能是新物種。

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黨委書記彭曉彤表示："杜夢然為探險任務做出了巨大貢獻。她在近海研究的豐富經驗使她能夠識別海底化能合成群落中的物種，而這是判斷發現重要與否的關鍵。她對深海科學懷有極大的熱情，這是我們能夠在海底獲取驚人發現的原因之一。"

彭曉彤表示，這一發現促使團隊在2024年考察期間改變了計劃。研究人員駕駛"奮斗者"號潛水器前往更多地點尋找化能合成生態系統，包括附近的阿留申海溝。在今年，杜夢然、彭曉彤和同事們對南太平洋的另一條海溝進行了考察，在那里發現了與去年在北太平洋發現的類似的生態系統。研究人員表示，這為地球海洋中存在一個全球性的化能合成生態系統走廊提供了有力證據。

03

KJ Muldoon：基因編輯療法里程碑

圖片來源：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對于致力于拯救他的研究團隊來說，KJ Muldoon最初只被稱為“患者Eta”。然而短短數月內，KJ這個名字就和他那感染力十足的笑容一起，登上了全球各大報紙的頭條，因為他成為了全球首位公開接受個性化CRISPR基因編輯治療的人。

2024年8月，KJ出生后不久，醫生就發現他嗜睡且進食過少。經過一系列檢測，他們診斷KJ患有一種極其罕見的遺傳病，氨甲酰磷酸合成酶1（CPS1）缺乏癥。這種疾病會妨害身體處理蛋白質的能力。

人體在分解蛋白質時會產生氨，這些氨通常由肝臟酶處理并通過尿液排出。但CPS1缺乏癥會致使患者在該環節內的一種酶功能失常，從而使氨在患者血液中累積，并最終損傷其大腦。該疾病雖可通過肝移植治療，但約半數的CPS1缺乏癥患兒會在幼年夭折。

KJ的主治醫生之一、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兒童醫院的兒科專家Rebecca Ahrens-Nicklas在思考，是否存在另一種解決方案，即直接修復KJ肝臟中的缺陷酶。她與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佩雷爾曼醫學院的心臟病學家Kiran Musunuru共同制定了一項大膽計劃，打算針對DNA序列定制特定的基因編輯療法，以治療患有罕見遺傳病的兒童。KJ成為了他們的首位候選者。

以往的基因編輯療法旨在治療大量患者。首個獲批的CRISPR療法Casgevy，（譯者注：Casgevy療法是由美國福泰制藥公司與瑞士CRISPR治療公司共同開發的基因編輯療法，主要用于治療12歲及以上鐮狀細胞病和輸血依賴型β地中海貧血患者）可能惠及數萬名患者。但KJ的定制療法僅對他一人有效。

研究團隊采用CRISPR基因組編輯的分支技術——堿基編輯，精準定位人類基因組30億個堿基中那個出錯的目標突變并予以修正（詳見相關論文[2]）。但如此高度個性化的編輯療法從未迅速完成過，而氨毒素僅需數月就可能侵蝕KJ幼小的身體。不過依靠學術界和產業界團隊的通力合作，這項治療迎來了及時雨般的成功。制造企業全天候趕制治療所需的基因編輯組件。原計劃18個月的工期，制造公司僅用6個月就完成了。

當KJ以他的魅力感染著身邊的每一個人時，Musunuru及其實驗室成員卻刻意回避了解KJ的任何個人信息，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Musunuru解釋說：“治療中存在關鍵決策點，我們必須完全基于數據，保持客觀判斷。”

今年2月25日，KJ接受了三次輸注治療中的第一次。他對膳食蛋白質的耐受度已有所提高，但仍需藥物控制和定期監測以確保血氨水平穩定。6月，KJ終于回到家中。出院時，醫院工作人員在走廊和院外道路兩旁列隊鼓掌送別。在家休養期間，KJ持續達成發育里程碑：開始進食固體食物，并努力邁出人生第一步。

當前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確保其他患兒能獲得同等治療機會。Casgevy治療單人的成本高達數百萬美元，投資者對基因組編輯公司望而卻步，多家企業已裁員并中止研發項目。而KJ身上獲得的成功也讓其他遺傳病患兒家庭追問，“我的孩子該怎么獲得這樣的治療？”

04

Susan Monarez：為科學的原則性而戰

美國微生物學家

圖片來源：Alyssa Schukar for Nature

Susan Monarez是一位微生物學與免疫學背景的科學家，在美國政府機構從事近20年非黨派科研工作。2025年，她被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并任命為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主任，這一選擇當時雖令科學界感到意外，但卻未引發爭議。然而上任不足一月，她即遭解職，她也因此成為特朗普政府科學政策爭議中的標志性人物。

Monarez在9月一場緊張的國會聽證會上作證稱：“我因堅持科學誠信的底線而被解雇”。她公開指出，自己拒絕執行衛生部長小羅伯特·F·肯尼迪的兩項指令：一是解雇CDC內部頂尖科學家，二是在未審議相關科學數據前預先批準疫苗政策。肯尼迪則稱Monarez“不可信賴”，因此將其免職。

肯尼迪長期公開批評CDC，曾稱其可能是美國政府中“最腐敗的機構”。他上任后試圖裁撤CDC約四分之一職員，并撤換疫苗政策顧問委員會全體成員，代之以多名公開批評疫苗的人士。

布朗大學流行病學家、大流行病中心主任Jennifer Nuzzo評價道：“Monarez長期以來始終將科學證據服務于國家利益置于首位。她的做法是任何有自尊的科學家都會做的——沒有科學家會在未審視證據前就盲目蓋章批準。”CDC中Debra Houry等四名高級科學家亦以辭職抗議莫娜雷斯被免職。Houry在聽證會上揭露，肯尼迪團隊在關鍵決策（如限制兒童與孕婦接種新冠疫苗）中均未咨詢CDC科學家。

Monarez透露，她曾計劃推動CDC改革，重點是通過數據整合為各地方提供精準化公共衛生建議。“我始終挑戰現狀，因為科學就該如此——但絕不能為權宜之計犧牲道德與科學誠信。” 她在10月受訪時強調，“雖然CDC主任本質上是政府職位，但科學家絕不該因此就在科學上作出妥協，CDC太重要了，絕不能放棄。”

目前CDC由肯尼迪副手、生物技術投資人Jim O’Neill代理執掌。Nuzzo指出，Monarez被驅逐后，尋找正式主任人選將“更加困難”。CDC正面臨員工士氣低落、總部槍擊事件（因兇手對新冠疫苗敵意引發）等多重創傷。對于CDC前景，Monarez公開呼吁：“這個職位注定與政治交織，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必須犧牲科學的原則。” Monarez的去留之爭，已成為美國政府科學獨立性危機的一個縮影。

05

Achal Agrawal：印度學術誠信守門人

美國微生物學家

圖片來源：Bhumika Bhatia for Nature

Achal Agrawal，印度數據科學家，2016年于法國巴黎-薩克雷大學獲應用數學博士學位。2018年回國后曾在多所大學任教，2022年因一次與學生關于學術抄襲的爭論，毅然辭去大學教職，全心投入推動印度科研誠信建設。他創立了志愿者組織“印度研究觀察”（India Research Watch, IRW），通過數據分析曝光學術不端，并成功推動印度國家高校排名體系改革。

2022年底，一名本科生在課后向Agrawal興奮地分享其“使用軟件改寫已發表論文”的研究計劃，并堅稱這種做法能通過學校查重檢測，不屬于剽竊。這次談話深深沖擊了Agrawal。他稱這次對話使他意識到，學術不端行為在印度已如何根深蒂固，這堅定了他采取行動的決心。一個月后，他辭去大學工作，全身心投入這項無報酬的事業，成為印度學術界關于科研激勵與誠信討論的核心人物。

Agrawal創立的IRW，集結起研究人員與學生共同揭露抄襲等學術不端行為。他在LinkedIn持續發布對印度機構撤稿數據的分析，并撰寫文章警示國內科研不端的激增。起初數月，他感覺“仿佛對著虛空呼喊”。但隨著時間推移，其分析引發廣泛關注，IRW的LinkedIn賬號目前已擁有超7.7萬關注者。該平臺還開通了匿名舉報學術不端的渠道，Agrawal目前日均收到約10條線索。

2024年，他與印度科學研究所的政策分析員Moumita Koley合作發表預印本研究，揭示印度私立高校通過大幅增加論文發表量和引用量提升NIRF排名的現象，而這些成果可能缺乏對論文質量與誠信的充分審核。Koley贊揚道：“他的數據驅動方法令人印象深刻。”（譯者注：NIRF全名印度全國機構排名框架，National Institutional Ranking Framework，由印度教育部自2015年推出，用來對全國高校和科研機構進行年度綜合排名）

Agrawal的努力最終獲得了回報。2025年8月，印度政府宣布對NIRF進行里程碑式改革：若高校研究人員發表的大量論文被撤稿，該校排名將受到處罰。這是全球首個引入撤稿懲罰機制的高校排名體系。Agrawal稱那天他非常高興。此前，印度高校排名往往只重論文數量而忽視質量。

然而，這份事業也讓Agrawal付出高昂代價：他至今難以找到正式工作，并面臨一所私立大學對IRW七名成員提起的訴訟。他坦言偶爾會產生“或許該停止”的念頭，但仍堅持前行。

Agrawal將清理印度學術界的努力比作一句印度諺語：“水滿自溢”。他說：“我們難以預測水盆何時會滿溢，但必須持續注入水滴。”他期待明年能在NIRF排名中看到改革帶來的實質性影響，聲稱最終目標是推動學術問責制，助力機構采取行動。

06

Tony Tyson：堅守三十年的天眼匠人

美國物理學家

圖片來源：Rocco Ceselin for Nature

Tony Tyson，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物理學家，他也薇拉·魯賓天文臺首席科學家。85歲高齡的他，是這座革命性天文臺從最初構想到最終建成的核心推動者。憑借在微弱信號探測和電荷耦合器件技術方面的遠見，他革新了天文觀測方式，并主導建造了全球最大的數碼相機，旨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繪制宇宙三維暗物質地圖。

今年，Tony Tyson在智利安德斯山脈Cerro Pachón山頂，親眼預覽了由全新的薇拉·魯賓天文臺拍攝的首批圖像，針對成千上萬的星系清晰對焦。這個他早在30多年前就構想的項目，如今已準備就緒。“知道一切運轉正常是一回事，親眼看到是另一回事。當我真的看到成品時，我驚嘆‘wow’。” 這座耗資8.1億美元的天文臺被Tyson形容為一場“高風險、高回報的豪賭”，而他與團隊承擔并戰勝了風險。

薇拉·魯賓天文臺將使用一臺重約3.5噸、尺寸如小型汽車的3200萬像素數碼相機，開始持續拍攝南天星空。盡管整個望遠鏡重達約350噸，但其緊湊設計使其移動靈活，每40秒即可拍攝一次不同曝光。其核心任務是：繪制宇宙不可見暗物質的三維地圖、探測數百萬顆脈動或爆炸的恒星、識別可能威脅地球的小行星。

英國愛丁堡大學天體物理學家、蘇格蘭皇家天文學家Catherine Heymans評價道：“如果他（Tyson）沒有那樣的遠見，以及那種頑強的決心，我們今天就不會擁有薇拉·魯賓天文臺。”

Tyson的科學興趣始于童年。五歲時，一場肺病和風濕熱使他不得不在蒸汽帳篷中度過漫長時光，收聽短波廣播。他表示，這段經歷開啟了他“從噪聲信號中提取信息” 的畢生興趣。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后，他于1969年加入AT&T貝爾實驗室。他不僅參與了早期的引力波探測器研究，更敏銳地注意到了在“實驗室走廊那頭”發明出來的電荷耦合器件傳感器（CCD）。他意識到，這種器件感知微弱光線的能力將徹底改變天文學。

Tyson的終極目標是對大片天區成像，測量星系光線在充滿巨大暗物質塊的宇宙中穿行時產生的形狀扭曲（即“弱引力透鏡”效應）。他從1973年開始申請望遠鏡時間以尋找這種效應，但“一次又一次被拒絕”。Heymans指出，當時“很多人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尤其從地面觀測。但Tyson堅持不懈，最終在2000年成為首批利用該技術揭示暗物質存在的研究者之一。同時，他不斷建造更大的天文數碼相機，其早期作品甚至在1998年暗能量發現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由CCD制成的數碼相機如今已成為整個天文學光學成像的標準工具，而Rubin天文臺的這臺則是史上最大的一座。“它真的將改變我們從事天文學的方式，” Heymans預言。即使年滿85歲，Tyson也無意放慢腳步。他期待這臺望遠鏡實現他的終極愿景——開展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宇宙弱引力透鏡巡天，并“極有可能發現讓我們震驚的東西”。

07

Precious Matsoso：構筑大流行病世界防線

南非衛生專家

圖片來源：Chris de Beer-Procter for Nature

Precious Matsoso，南非資深全球衛生專家，現任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Wits Health Consortium成員。她曾于2010年至2019年擔任南非衛生部部長，在過去二十年間于世界衛生組織擔任多項領導職務，在推動艾滋病藥物可及性等方面經驗豐富。

大流行病預防、防范和應對公約，通常稱為WHO大流行協定，是WHO旗下成員國共同推動的一項全球性國際協議，其核心目標是讓全球變得更善于預防、準備和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大流行病——比如 COVID-19 。而Matsoso因共同主持并成功推進該條約的艱難談判而廣受稱譽。

2025年4月16日凌晨，瑞士日內瓦。經過三年多艱苦談判，世界衛生組織190多個成員國就全球首個大流行病條約草案文本達成共識。當天清晨，主持談判的聯合主席Precious Matsoso表示：“我深受感動，滿心喜悅。” 這份條約旨在制定指導原則，確保世界能以比應對COVID-19大流行時更公平、更團結的方式，預防和應對下一次全球健康危機。

談判的核心摩擦點正是如何實現公平。COVID-19期間，病毒樣本和數據的公開共享雖助推了疫苗和藥物的研發，但研究成果并未公平惠及所有國家。低收入國家被迫等待救命藥物，高收入國家則被指責大量囤積。條約的達成被視為改變這一狀況的關鍵一步。

談判過程被其前任聯合主席、荷蘭衛生部負責人Roland Driece形容為“費力不討好”。“每個人都不滿意你，因為你不可能完全按照他們的意愿行事。你總是在努力尋找中間道路。” 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的法律學者、世衛組織條約顧問Lawrence Gostin則直言：“如果沒有她，我們可能不會有大流行病協議。”

Matsoso運用了多種策略推動妥協。面對激烈辯論，她態度堅決。她曾回憶道：“我不想在這里聽到任何人的‘紅線’。我真正想聽到的是：你認為可以如何解決？”但堅決斗爭的同時，她也保留著獨特的溫情與創意。Driece欽佩地提到，她至少有一次為與會代表唱起了披頭士樂隊的《你需要的只是愛》，以傳遞合作信息。Matsoso坦言：“我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達成合作目標。” 她將整個談判過程比喻為 “像跑馬拉松，但同時要沖刺” ，任務繁重且必須快速推進。

條約要求制藥公司提供至少20%的大流行相關醫療產品給世衛組織分配。但部分批評指出，這一比例對低收入國家仍不夠慷慨。《柳葉刀》2025年5月的一篇社論認為：“20%雖然好過沒有，但這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公允妥當。”

條約文本雖已于2025年5月獲各國政府正式通過，但仍面臨挑戰。其中關于病原體獲取和利益分享等爭議條款的細節，正由一個專門工作組敲定，預計2026年5月完成。此后，條約需獲至少60個國家批準才能完全生效，這可能耗時數月甚至數年。

盡管無人希望另一場大流行到來，但Matsoso樂觀地認為，如果當那一刻真的來臨，世界將比過去準備得更加充分。她期待：“我希望幾十年后，當人們回首往事時會說，‘你知道，那些努力是值得的。’”

08

Sarah Tabrizi：引領亨廷頓病治療的前沿

英國神經學家

圖片來源：Jessica Hallett/Nature

Sarah Tabrizi，英國倫敦大學學院亨廷頓病中心主任、神經學家。作為該領域數十年來的領軍研究者，她幾乎參與了每一項重要的臨床進展，并親身經歷了最令人心碎的試驗失敗。2025年，她作為首席科學顧問主導的基因療法AMT-130臨床試驗取得突破性數據，為這種毀滅性的神經退行性疾病帶來了首個能顯著延緩病程的疾病修正療法。

2025年9月初，Tabrizi在一次視頻電話中首次看到了她和同行追尋數十年的數據：基因靶向療法能顯著減緩亨廷頓病無情病程的確鑿證據。這項由阿姆斯特丹生物技術公司uniQure開發的AMT-130療法，通過手術將攜帶基因材料的安全病毒注入特定腦區，從而阻止導致腦細胞緩慢破壞的錯誤突變蛋白的產生。

盡管試驗規模小（僅12人接受高劑量治療）且需要侵入性腦部手術，但療效令人震驚。在接受高劑量治療的參與者中，一項綜合評估運動、認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標準評分在三年內僅下降0.38分，而對照組下降了1.52分，這意味著治療將病情惡化速度減緩了75%。Tabrizi評價道：“這是邁進的一大步。” 此次數據有力地證明了，即便患者已經出現癥狀，治療窗口依然敞開。

Tabrizi才能為研究成功作出了重大貢獻。英國伯明翰大學神經精神病學家Hugh Rickards形容道：“Sarah太了不起了。她就好像是穩坐研究網絡中央的蜘蛛。你知道的任何一種跟亨廷頓病相關的修正療法——她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過。”

也就是說，Tabrizi幾乎參與了該領域每一項重要的臨床進展。這不可思議到令人驚嘆，但大量的臨床研究經歷，也使Tabrizi目睹了該領域每一次失敗的嘗試。四年前，另一項被認為前景光明的療法tominersen，在后期試驗中卻遭遇了意料之外的挫折。而作為研究的主要負責人，Tabrizi必須承擔起向參與家庭解釋失敗結果的責任。“這令人心碎，” 她回憶道。但她仍將此視為科學實驗的一部分。她扛下這一切，并回頭告訴受挫的同事們：“失敗雖然痛苦，但卻往往是學習的途徑。”

她將自己的建議付諸實踐，幫助規劃了tominersen的新路徑，并領導全領域推動優化亨廷頓病的臨床試驗設計。這些經驗教訓為AMT-130的開發提供了信息，該藥現被廣泛譽為亨廷頓病治療領域迄今為止最有希望的進展。

Tabrizi的目光不僅限于治療，她正致力于預防亨廷頓病。過去八年，她領導了一項大規模腦健康研究，該研究針對攜帶致病突變但距發病尚有數十年的年輕人展開。2025年1月，其團隊報告稱，這些人在癥狀出現前就已顯示出大腦的細微變化和神經元應激的分子跡象。她希望這一發現能為更早階段的干預提供依據。“這都是一個大計劃的一部分，” Tabrizi說，“我想看看我們是否能永遠預防亨廷頓病的發生。”

09

Luciano Moreira：抗擊傳染病的蚊子工程師

巴西昆蟲學家

圖片來源：Gabriela Portilho for Nature

Luciano Moreira，巴西農業工程師、昆蟲學家，非營利企業Wolbito do Brasil首席執行官。他長期致力于研究利用沃爾巴克氏體（Wolbachia）細菌阻斷蚊媒疾病傳播，并成功推動該技術從實驗室研究走向大規模應用。2025年7月，在他主導下，全球最大規模的沃爾巴克氏體蚊子工廠在巴西庫里蒂巴落成投產，標志著巴西將這一生物防治方法采納為抗擊登革熱等疾病的官方公共衛生措施。

在庫里蒂巴的工廠里，數以百萬計的埃及伊蚊在恒溫恒濕、布滿網籠的房間里繁育。工廠每周生產超過8000萬枚蚊卵，其目標是將感染了沃爾巴克氏體細菌的蚊子（當地昵稱為“wolbitos”）釋放到巴西城市中，以遏制主要由埃及伊蚊傳播的致命病毒性疾病——登革熱。

Moreira成功的關鍵不僅在于科研，更在于溝通與說服。巴西聯邦大學里約熱內盧分校的分子昆蟲學家Pedro Lagerblad de Oliveira評價道：“他不僅成功完成了學術工作，通過實驗證明了該模型的有效性，還成功說服了政治決策者實施這項技術。這不是所有科學家都具備的能力。”

沃爾巴克氏體是一種相對無害的細菌，能感染許多節肢動物的生殖細胞。Moreira在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Scott O'Neill實驗室進行訪學研究時，參與證明了攜帶沃爾巴克氏體的埃及伊蚊，其傳播登革熱病毒的能力顯著低于未感染的蚊子（2009年《細胞》期刊論文）。科學家認為，這種細菌可能與病毒競爭資源或刺激宿主產生抗病毒蛋白，從而起到保護作用。

Moreira回到巴西后，在隸屬于衛生部的奧斯瓦爾多·克魯茲基金會組建團隊，開始了小規模測試。他回憶起初期的簡陋條件：“蚊子最初是在一個狹小、悶熱的房間里，用移液管和手工操作，以一種近乎手工匠人的方式生產的。” 說服公共衛生部門向城市中釋放數百萬只蚊子是艱難的。他記得尼泰羅伊市一位衛生官員最初斷言 “這絕對行不通” ，但在解釋該策略已在其他地方成功遏制登革熱后，官員改變了主意。結果證明，自釋放蚊子以來，尼泰羅伊的登革熱發病率下降了89%。

這些積極成果引發了更廣泛的興趣。Moreira促成了由O‘Neill領導的世界蚊子計劃與位于庫里蒂巴的巴拉那分子生物學研究所之間的合作，由此誕生了Wolbito do Brasil公司，并建立了如今這座巨型工廠。該工廠每周需要超過70升人血和動物血來喂養蚊子，目標是年產50億只“蚊子戰士”。

這座工廠的運轉，標志著一種創新的、環境友好的疾病防控策略，正從一個前沿科學概念，轉變為守護巴西數百萬城市居民健康的切實屏障。

10

Yifat Merbl：在垃圾箱中發現免疫寶庫

以色列生物學家

圖片來源：Daniel Rolider for Nature

Yifat Merbl，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系統生物學家。她以獨特的視角探索細胞內負責降解蛋白質的“垃圾處理中心”——蛋白酶體，并于2025年率領團隊取得突破性發現：蛋白酶體能夠從普通蛋白質中“加工”出大量具有抗菌潛力的肽段，從而揭示了一種此前未知的、獨立于經典免疫細胞激活的快速免疫防御機制。這項顛覆性研究重新定義了人們對細胞基本組件功能的理解。

Merbl的研究始于一個基本問題：結構異常精密的蛋白酶體，如果僅僅是為了“切碎”蛋白質，為何需要如此復雜？她和團隊采用質譜分析技術，鑒定了多種細胞中蛋白酶體產生的肽段，并與公共數據庫進行比對。結果令人震驚：許多肽段與已知能消滅細菌（如刺穿細菌膜）的抗菌肽序列匹配。通過算法預測，他們總共發現了約1000個可能具有抗菌活性的片段。

更宏大的圖景還在后頭。通過計算機模型將所有人源蛋白質切割成所有可能的肽段后，他們推測潛在的抗菌肽數量可能超過27萬種。Merbl回憶那一刻：“這真的讓人起雞皮疙瘩，因為你意識到你可能發現了某些根本性的東西。” 這一發現意味著，細胞內的蛋白酶體可能是一個巨大的、尚未開發的免疫肽“武器庫”。

進一步實驗揭示，當細胞被細菌感染時，蛋白酶體會切換至一個優先產生抗菌肽的模式。Merbl指出，這是一種獨立于免疫細胞激活的“前沿防線”。

該發現令領域內專家振奮。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學家Ruslan Medzhitov評論道：“有些東西我們自以為非常熟悉、完全理解了，然后砰——從中出現了完全出乎意料且令人興奮的東西。” 最令人驚訝的是，這些抗菌肽來源于 “普通、常規的細胞蛋白質” ，而非專門參與免疫防御的蛋白質。賓夕法尼亞大學生物工程師Cesar de la Fuente認為，這從進化角度展現了 “將大量功能編碼在單個基因中的一種非常聰明的方式” 。

Merbl的研究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她曾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這讓她的求學過程異常艱難，甚至未能與同齡人一起高中畢業。然而，她逐漸接納并利用了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將其轉化為科學優勢。她的博士導師、哈佛醫學院生物化學與系統生物學家Marc Kirschner回憶她具有 “熱情、才華和奉獻精神” 。

2025年夏天，她的實驗室在一次導彈襲擊中被毀。她冒著危險沖回實驗室，在斷電和破碎玻璃中盡力保全樣本。盡管失去了珍貴的質譜儀，但她慶幸無人受傷。如今，團隊已在校園新空間重整旗鼓，準備繼續探索。

參考文獻：

[1] https://www.nature.com/immersive/d41586-025-03848-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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