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清晨向保田老哥問候中秋好，而依然在堅持讀書的保田則與我聊起了他前一陣看過的黑譯澤明的自傳《蛤蟆的油》，且感嘆黑澤明在書中的自我解剖，＂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保田最后說。
我卻聊起了現實中作為導演黑澤明的＂暴君＂個性，保田將此一＂暴君命題＂又延伸到了卡拉揚：由于作為指揮之他的暴君性格，柏林愛樂后來將他趕了出去，幾個月后他黯然辭。一個熱愛指揮舞臺的人是沒法離舞臺的，所以走了！保田嘆息地說。
我提及了同為曾經的柏林愛樂總監阿巴多，他為人謙和友善，所以離世后柏林愛樂的大伽們集體為他舉哀抬棺，論才華，他又確實不如著名卡爺，
藉此，我們又聊及了人性的悖論，比如黑澤明在導演身份上是一暴君，但不妨礙他在書中對自己地反向審視與坦率地深刻剖析。
但黑澤明的回憶錄只寫到他到執導《羅生門》那一階段，保田說。
我明白了。其實《羅生門》后黑澤明經歷了兩次嚴重的心理危機，差點自殺，或許現實中的他性情大變與此有關？
保田夸贊了黑澤明《七武士》中最后場景中拍馬的鏡頭，說太好了，他為此看過幾十遍。我說，亦為此，黑澤明讓美國的那一撥大導演（無論是斯皮爾伯格，還是科波拉等）均對他欽佩有加。
有十多年沒和保田面對面這么聊天了，你瞧，一旦聊起來，哪怕現下屬隔空之聊，依然可以話題不斷，且不乏妙趣。
這個年代能侃這類話題，而且聊得行云流水，毫無障礙者，還真是鮮見了，也就意味著能聊到一塊者則愈來愈少。
好在還有保田，從80年代末的《菊豆》現場，到90年代他那中戲家屬院擺滿書藉與木雕作品井然有序的小小窩居，再到跨了世紀在我公寓的暢所欲言，我們時常爭吵，但形上之三觀則永遠高度默契與一致。
有保田這個時常敲打且警告我的大哥哥，必須說，真好！
嗨，保田，謝啦[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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