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三”考

△ 上海公共租界錫克教巡捕，1910年

“阿三”, 是一個關于印度人的套話。“套話”, 是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術語, 是異國形象的一種特殊而又大量存在的形式。該詞在法文中原指印刷業中的“鉛版”, 后轉義為“套話”, 主要是指一個國家在較長時間段內反復使用的、用來對異國或異國人進行描述的約定俗成的詞組, 是體現“自我”對“他者”進行集體想象的最小單位。如歐洲人常用來指稱猶太人的“鷹鉤鼻”, 中國人用來指稱西方人的“洋鬼子”, 用來指稱俄國人的“老毛子”, 用來指稱日本人的“小鬼子”, 等等。

“阿三”, 或“紅頭阿三”, 則是中國人指稱印度人的這樣一個“套話”, 它出現于近代時期, 活躍于現代時期, 在當代仍有一定的生命力。由于形象是在“文學化, 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過程中得到的對異國認識的總和”, 那么, 對“阿三”這一套話的演變過程做一考辨, 實質上是對特定歷史語境下中印關系的一個微小而生動的折射。

一、近代：社會化源起

套話的最初產生, 往往是在民間社會, 對其最初使用的個體或群體最初起源的考辨, 也往往是模糊的。“阿三”也是這樣, 已經無法查考是誰在哪個確切的時間最先使用, 只能根據現有的有限記載對其產生的歷史語境和符指關系做出分析。查考相關資料發現, 這個關于印度人的套話的出現, 均跟近代以來上海地區出現的印度籍巡捕密切相關, 在具體解釋上又有不同, 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其一, 跟印度籍巡捕的地位有關。巡捕, 是近代殖民地租界的一個特殊群體, 《辭海》對“巡捕”一詞的注釋是:“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租界’內設置的警察, 是壓迫人民和維護其特權的重要工具”。印度籍巡捕, 即是上海處于殖民地時期的產物。1842年,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 上海和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一起被殖民者強迫開辟為通商口岸, 次年, 中英又簽訂《五口通商章程》《中英善后條約》, 英國人取得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及房屋的特權, 后以此為基礎建立租界, 這些租界后來逐漸成為殖民者的“國中之國”。既然是“國中之國”, 自然要有武裝力量及其它鎮壓工具, 巡捕便是其中之一。剛開始, 巡捕由清一色的西人擔任, 稱為“西捕”, 后來, 刑案隨人口激增, 西捕數量不足, 便漸允許華人充任巡捕, 稱為華捕。隨著華捕數量的增多, 殖民者的恐懼也日益增強, 日益增多的華捕被他們視為潛在的威脅之一。自1884年開始, 英殖民者選擇從印度 (當時的英殖民地) 輸入印度籍巡捕。由于印度籍巡捕在入職時間上晚于西捕和華捕, 近代印度又完全淪為殖民地, 在處于半殖民地的部分中國人眼中, 印度人是亡國奴, 所以, 印度巡捕的地位不但低于西捕, 也低于華捕, 列第三位, 上海人又習慣在稱呼前加“阿”字, 久而久之, 便有了“阿三”的稱呼。這一說法較為普遍, 但也受到質疑。

其二, 跟洋涇浜英語和上海方言有關。這又有兩種說法。一是由“阿sir”的諧音而來。英語中“先生”讀作“Sir”, 上海口音讀如“三”, 而“三”為單音節詞, 上海方言一般在單音詞前置“阿” (或后置“子”“頭”等) 組成詞組使用。于是上海人見了印度籍巡捕時稱“阿Sir”, 發音聽起來好像“阿三”。二是由“I say”的諧音而來。在上海的印度籍巡捕每天早晨在出操訓練時, 總是先由一名英國捕頭講幾句話, 該英國捕頭常以“I say”作為語言起始或停頓, 而印度籍巡捕們一聽到便保持立正姿勢, 以示洗耳恭聽。由于“I say”的口語發音和“阿三”很接近, 圍觀的上海人又不知其意, 便漸以“阿三”指代這些印度籍巡捕。也有人認為“I say”是印度籍巡捕見到英籍捕頭時的常用口頭語, 且總是畢恭畢敬, 當時的上海人便以“I say”的諧音“阿三”來稱呼他們, 帶有濃重的嘲諷意味。

其三, 跟印度籍巡捕的外貌體征和行為做派有關。汪仲賢在《俗語圖說》中認為, “‘阿三’者, 猢猻之雅篆也。”如同其它民族一樣, 中國人在初接觸外國人時, 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們最刺激自己感官的“相異性”, 也就是他們最不同于本民族的怪異外貌體征。在上海的印度籍巡捕, 大多為高鼻深目、狹面黑膚、滿臉虬須的錫克族人, 這在中國人眼里, 無疑屬于另類“胡人”。歷代以來, 中國對西方人的體貌感知, 以深目、高鼻、多須為主要特征, 無論在正史還是野史中都是如此, 前者如《漢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隋書·南蠻》, 后者如《文獻通考·四裔考》《博物志·五方人民》, 等等。陳寅恪曾總結道:“世之考論我國中古時代西胡人種者, 止以高鼻深目多須為特征。”這些本為中國人視為另類“胡人”的印度巡捕, 在當地中國人面前往往頤指氣使、驕橫無比, 尤其是那些小攤販與人力車夫, 經常成為他們欺侮的對象。基于此, 在部分上海人的眼中, 這些長相怪異甚至令人生畏、舉止粗野間或流于滑稽的印度籍巡捕便同“猢猻”聯系在一起, 名為“雅篆”, 實為表達厭惡和譏諷。之所以稱為“紅頭”阿三, 則是因為印度錫克人習慣頭纏紅巾罷了。

以上對這個套話來源的說法, 雖然無法肯定哪一個是確切來源,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 那就是這個套話的產生, 寄寓了對印度籍巡捕 (后期還有門衛) 的厭惡和譏諷。

首先, 在人種學層次上, 這些印度籍巡捕怪異的相貌體態, 使中國人從心理上就產生了恐懼感、拒斥感, 也就是說, 在形貌特征上, 即已將他們視為非我的“他者”。其次, 在舉止行為上, 他們動輒對上海人特別是處于社會底層的那些腳夫們頤指氣使, 從而使后者產生情感上的厭惡乃至痛恨。第三, 在深層的文化心態方面, 則是對傳統華夏中心觀的一種繼承。中國早期的夏商周幾代均對“蠻夷”有血緣、地理或文化的區分, “夷夏之辨”觀念逐漸形成并清晰, 此后歷代皆有傳承。地處中國西南、其間有高山大洋相阻隔的印度, 自然也被部分懷有民族中心主義的中國人視為極不開化的蠻荒之地。由于“三”字在上海俗語中多含貶義, 如“癟三”“豬頭三”“三腳貓”“三只手”“十三點”等, 被這類人拿來使用后, “阿三”的稱謂便不脛而走。

總之, “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觀的和主觀的因素的個人的或集體的表現”, “阿三”和“紅頭阿三”, 這個集兇惡的外貌特征、低劣的歷史地位與兇殘的“看家狗”形象于一體的符號, 便集中代表了上海人對印籍巡捕的厭惡甚至痛恨。

然而, 錫克人在反抗外來侵略的斗爭中作戰勇敢, 在印度本國人心目中的整體形象是正面、高大的, 泰戈爾曾以《被俘的英雄》一詩進行稱頌。中國人心目中其迥異負面形象的生成, 最終還得歸罪于狡詐的英殖民者。實際上, 除從印度輸入巡捕外, 英殖民者還將印度作為侵略中國的基地和跳板, 其遠征中國的艦隊, 不是來自英倫三島, 而是來自作為其殖民地的印度海岸, 入侵中國的士兵中也有相當數量的印度兵。更甚者, 其用于長期荼毒腐蝕中國的罪惡產品——鴉片, 也以印度為生產和販賣的主要基地。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則明確指出這一點:“英吉利在印度國權力勢重, ……所養騎、步、炮手各等兵共計三十萬, 其中僅十分之一為英人。”“印度地產鴉片煙, 英吉利關稅歲入千萬計, 其兵船入犯中國者, 十九皆孟加臘之人。”

然而, 這并非印度人民的選擇, 罪魁仍為狡詐兇殘的英殖民者。對于鴉片帶給中國人民的危害, 1881年, 年僅20歲的泰戈爾曾寫下《鴉片——運往中國的死亡》一文, 飽含對中國人民的同情, 直斥英殖民者的罪惡。1925年, 印度獨立運動的領導人甘地也曾撰文《中國的命運》, 呼吁印度人民制止英殖民者利用印籍士兵屠殺中國人民的殘暴、卑鄙行為:“我不知道印度對處在困難中的中國能夠幫什么忙。……如果我們在管理國家事務上有任何發言權, 我們決不會容忍印度士兵像獵殺兔子那樣射殺無辜的中國學生和平民的可恥景象出現。”

此后, 國大黨在甘地影響下通過一項《中國的斗爭》的決議, 對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斗爭予以聲援, 對英殖民者派遣印度軍隊參與鎮壓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進行抗議。患難見真情, 金克木先生在其《中印人民友誼史話》中曾對此有精當的總結:“印度人民一八五七年的反英大起義和我國反抗英國侵略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實際上起了相互支援的作用, 我國太平天國革命時, 英國派到我國來鎮壓革命的印度士兵中有一些人倒轉槍口和太平軍并肩作戰。這是中印人民聯合反抗共同敵人的光輝史跡。我國義和團起義時, 有個被派到中國來的印度士兵在日記中記下他對帝國主義暴行的憤慨和對我國人民的同情。這也表明了人民的心總是連在一起的。”

由以上可以清晰看出, 中印間本無芥蒂, 近代語境下“阿三”套話的社會化產生, 最直接根源在于英殖民者用于加強其殖民侵略的狡詐和對中印這兩個東方兄弟的離間。同時, 由英殖民者一手導演的這場悲劇, 在中印兩千多年間的友好交往歷程中, 只不過是短暫一瞬。

二、現代：社會化向文學化的過渡

進入現代時期, 印度仍然處在英帝國殖民統治之下, 仍被英殖民者作為其侵略中國的基地和跳板, 大批印度籍巡捕仍然被派遣至上海的租界內服役。此時期的中國, 剛剛逃離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陰霾, 又陷入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災難。辛亥革命后, 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也未能給中國帶來根本性的變化。此背景下, “阿三”這個套話仍然具有社會性, 仍在普通上海人的語言特別是口頭語言中被廣泛使用。與此同時, 該套話逐漸引起了文人的注意, 開始了其文學化的進程。現代文人的作品中使用這一套話的有很多, 其中, 蔣光慈的《少年飄泊者》和魯迅的《偽自由書·王化》可為代表。

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作于1925年, 描寫佃農出身的少年汪中, 在父母雙亡之后四處飄零, 經歷艱難曲折后終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在作品中, 幾處集中出現了“紅頭阿三”這一套話:

巡捕房派巡捕把工會封閉, 將會長C君捉住, 而我幸而只挨受紅頭阿三幾下哭喪棒, 沒有被關到巡捕房里去。我在街上一見著紅頭阿三手里的哭喪棒, 總感覺得上面萃集著印度的悲哀與中國的羞辱。

在這里, “阿三”這個套話繼續傳遞著其本初使命, 即印度籍巡捕的代稱以及對這一指代意義的厭惡。但不止于此, 作者在使用這一套話時已賦予其更深切的含義。作品中, “印度的悲哀”與“中國的羞辱”并舉, 兩大東方文明古國如今卻淪為難兄難弟, 這份歷史的沉重雖非“抱恨的漂泊的少年”能夠完全讀懂, 卻也給他敏感的心靈烙上了“同病相殘”而非“同病相憐”的陰影。于是, 主人公個體心靈的敏感和自尊與對民族命運的感喟與憂戚, 便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還應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在使用“紅頭阿三”這個套話時始終與“哭喪棒”這一特定的象征物聯系在一起。“哭喪棒”, 當然是對持棒者的譏諷和咒罵。在魯迅《阿Q正傳》中也出現過“哭喪棒”, 阿Q厭惡假洋鬼子, 所以把他的手杖咒為“哭喪棒”。如此, 作者的本意已不在于表達多少厭惡和詛咒, 更重要的是, 對自身已為亡國奴的印度籍巡捕卻對同為弱者的中國兄弟施加淫威表達深深的悲哀。顯然, “阿三”這一社會化符號已轉變為文學化符號。

魯迅在《偽自由書·王化》中, 也幾次使用“阿三”這一套話。《偽自由書》作于1933年1月末至5月中旬, 是魯迅為《申報》副刊《自由談》而撰寫的短評合集, 《王化》則是其中較為犀利的一篇, 初投給《申報》后被國民黨新聞檢查處查禁, 后以化名何干發表于1933年6月1日《論語》半月刊。在文中, 作者先列舉了幾種當局所謂施行“王化”之舉:判定與人私奔的溥儀弟媳“交還夫家管束”, 派出“宣慰使”處理新疆維吾爾族反抗暴政之事, 救濟流亡的蒙古王公, 對西藏施行懷柔政策。之后, 著重對當局以武力鎮壓廣西瑤民之事進行揭露:

而最寬仁的王化政策, 要算廣西對付瑤民的辦法。據《大晚報》載, 這種“寬仁政策”是在三萬瑤民之中殺死三千人, 派了三架飛機到瑤洞里去“下蛋”, 使他們“驚詫為天神天將而不戰自降”。事后, 還要挑選瑤民代表到外埠來觀光, 叫他們看看上國的文化, 例如馬路上, 紅頭阿三的威武之類。

而紅頭阿三說的是:勿要嘩啦嘩啦!

等到“偽”滿的夫權保障了, 蒙古的王公救濟了, 喇嘛的經咒念完了, 回民真的安慰了, 瑤民“不戰自降”了, 還有什么事可以做呢?自然只有修文德以服“遠人”的日本了。這時候, 我們印度阿三式的責任算是盡到了。

在此處, “阿三”的所指意義也發生了轉移, 即由原指印度籍巡捕演變為指稱當權的國民黨政府。“紅頭阿三的威武”代表的是“上國的文化”, 譏諷國民黨當局在少數民族面前以“上國”自居, 而這種文化的代表則是殖民地色彩濃重的大棒威懾;“印度阿三式的責任”是殖民地租界巡捕的責任, 喻指國民黨當局用于維護封建倫理, 內外軟硬兼施, 在人民面前濫用威權的行徑。“印度阿三式的責任算是盡到了”, 則是對國民黨當局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進行嘲諷。顯然, 魯迅是借此對國民黨當局以“王化”之名進行自我粉飾和標榜予以揭露和批判, 特別對采用飛機轟炸方式對少數民族進行野蠻屠殺的行徑表達憤慨。

需要指出的是, 魯迅對“印度阿三”這一套話的使用, 與其對印度文化的整體態度是密切相關的。一方面, 魯迅曾高度贊美印度文化, “印度則交通自古, 貽我大祥, 思想、信仰、道德、藝文, 無不蒙貺, 雖兄弟眷屬, 何以加之”, 另一方面, 卻又稱印度為“影國”, 意即名存實亡的文明古國, 力勸青年人多讀外國書——印度的除外。這看似矛盾。實際上, 魯迅對古老的印度文明是抱以尊重的, 只不過同中國極相類似, 近代以來由于抱殘守缺而漸至衰朽, 在力倡新文化的魯迅眼中, 便成為中國引以為鑒的重要參照。據此再回頭細讀《王化》一文, 對中印兩文明古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態便至為明顯了。

以上以蔣光慈、魯迅的作品為例, 對“阿三”這一套話在現代語境下的轉變做了約略解析。可以看出, 在這些現代作家眼中, “阿三”已不再是一個單一的社會化符號, 不再僅是對印度籍巡捕的單一指代, 而是逐漸進入文學領域, 演變為一個文學化符號, 其指代意義也衍擴至整個印度民族、印度文化。然而, 無論是蔣光慈對中印間“同病相殘”的痛心, 還是魯迅對兩文明古國的“怒其不爭”, 這在當時頗具代表性的觀點卻對當時的中印關系又有不小的誤讀。實際上, 現代時期, 中印兩國人民仍然持續關注、同情和支持彼此的反殖反封斗爭。中國方面, 集中表現在一批報刊雜志對印度革命的持續關注和聲援, 仍希望以印度為借鑒, 從印度人民斗爭的實踐中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如廣州出版的革命雜志《前鋒》在1923年創刊號上即發表太雷寫的評述印度的文章, 當大戰結束、印度反英斗爭狂瀾初起后, 《申報》就對斗爭作及時追蹤報道, 《向導》雜志也以印度人民的奮起為榜樣來鼓舞自己的同胞:“四萬萬被壓迫的同胞呀。你們醒來吧!現在不是酣睡的時候了!……就是被外國宰制默不一聲的印度也轟轟烈烈的表現勇猛前進的活動了。我們應當怎樣?難道還要躊躇嗎?”并發表專論駁斥英殖民當局對印度人民的盤剝和壓迫。印度方面, 甘地、尼赫魯等政治領袖對中國人民予以了寶貴聲援和實際支持, 他們號召印度人民為中國人民捐款捐物, 并派遣援華醫療隊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戰, 對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給予了極大鼓舞和實際幫助。這說明, 本作為社會化符號的“阿三”套話, 與作為文學化符號的“阿三”套話之間, 存在著不小的疏離。

三、當代：文學化的殘存和被消費的符號

1943年1月, 印籍巡捕的“使命”隨著英租界的被取締而壽終正寢, 然而, “阿三”這個套話卻沒有消失, 而是在當代語境中頑強地存活了下來。

當代時期, 已經遠離“阿三”這個套話產生的歷史語境, 文人們已經意識到, “阿三”這個套話具有侮辱性質, 便不再在主觀上進行使用。然而, “一個‘單一形態和單一語義的具象’一旦成為套話, 就會滲透進一個民族的深層心理結構中, 并不斷釋放出能量, 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后人對他者的看法。”形象一旦產生, 便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和滯后性, 作為印度形象的這個套話在文學領域仍然具有一定的殘存。

袁鷹在《從忍氣吞聲到揚眉吐氣》中曾憶起對中國老百姓揮舞警棍趾高氣揚的“阿三”, 曹聚仁作品中對“紅頭阿三”作為帝國主義追隨者的描述亦一仍其舊, 他們運用這一套話共同喚醒了上海租界時期中國人的屈辱記憶:“我們鄉下人到上海, 第一個印象便是‘面黑如漆、頭纏紅巾’的紅頭阿三, 后來知道這叫做‘巡捕’, 現在的警察。……即華人呼為‘紅頭蒼蠅’是也。”“紅頭蒼蠅”, 自然是給“紅頭阿三”的又一厭惡性稱謂, 重復和激活了這一套話所具有的本初含義。然而, 當代作家再次運用這一套話, 主要用意并不在此, 曹聚仁、周而復曾不約而同地將這一套話與租界時期外灘公園“狗與華人, 不得入內”的屈辱記憶聯系在一起:“鄉下人進城, 第一步就踏錯了草地, 那就是黃浦灘公園。頭上包著布的紅頭阿三, 揮著打狗棍來趕鄉下佬:‘去!去!’他要鄉下佬抬頭看看那草地上的木牌:‘狗與華人, 不得入內’。 (列位看官, 這絕對不是虛話。) ”“我的大學生活是在上海度過的。我參加左翼文藝活動, 也是在上海開始的。那時我走進上海的租界, 仿佛到了另一個國家, 看到那些帝國主義分子和追隨者趾高氣昂, 飛揚跋扈, 連他們雇傭的奴仆象‘紅頭阿三’和‘安南巡捕’這些人, 也看不起中國人。因為帝國主義分子把中國人和狗同等看待, 外灘公園門口曾經掛了一塊牌子:‘犬與華人, 不準入內’。”顯然, 在這里, “阿三”只是使讀者憶起“狗與華人, 不得入內”這一屈辱記憶的一個引子。后者作為一例典型的殖民話語, 不但給作為集體的中國人造成視覺上的強烈沖擊, 更在其心靈上刻下屈辱的永久烙印。

然而, 歷史畢竟翻過了那一頁。如果說, “阿三”這個套話自進入文學領域后, 在現代作家的筆下已成為一例表現屈辱記憶的殖民話語, 那么, 在當代作家的筆下, 便具有了典型的后殖民文學色彩。這是因為, 當代時期已經遠離套話產生的社會化語境, 卻仍然以其文學化的視覺沖擊和記憶喚醒頑強地存活下來。但在中印關系已發生根本變化的當代語境下, “阿三”這一套話的所指意義也在不斷發生變化。

作家江天的小說《紅頭阿三》, 便表現了這種變化:“陸教授更沒有料及的是, 這豪宅今日看大門的, 竟然是個包紅頭巾穿長袍的大黑胡子。這長相, 這穿著, 不就是老上海的人們當年稱之‘紅頭阿三’的嗎?是紅頭阿三, 是紅頭阿三。瞧那紅頭巾, 瞧那長袍, 瞧那大黑胡子, 就是紅頭阿三, 就是紅頭阿三。一憶起紅頭阿三, 陸教授不禁不寒而栗, 57年前的一樁舊事立馬涌上腦際。”陸教授接著憶起當年自己的姐姐被印度巡捕擄走的慘痛一幕, 那一幕曾給他心理上造成永久的傷害。但現在, 當年那兇神惡煞的“紅頭阿三”和眼前的彬彬有禮的印度籍門衛之間, 反差實在過大, 心理上一時難以接受。一方面, 這是近代時期處于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心理上的共同陰影, 以“阿三”的形象殘存了下來。另一方面, 今昔對比的結果也客觀表明, 中印兩國人民早已結束那段由英殖民者一手制造的不愉快的回憶。

“阿三”這個套話雖然逐漸淡出純文學視野, 卻同時以非主流的形式在坊間語言和商業語境中存活下來, 仍擁有相當市場。美籍華人良人在《塵土中的金磚——印度行閑談》中, 將“阿三”與泰戈爾、瑜伽一起, 視為獨特的印度符號:“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 古老的中國對異國他鄉的人們已不再神秘;奧運的火炬, 更將中國的輝煌映現于世。可是印度, 這個同樣古老的國度, 除了泰戈爾、瑜伽、紅頭阿三, 與近來極其賣座的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 我還知道的是印度同學讀書刻苦。”

然而, 這個印度符號卻在一定程度上被當代中國人過度消費了。“日產以低價老牌車吸引印度阿三”“印度阿三大爆發”“幻影車神:魔盜激情阿三開掛歡樂多”和“印度神油, 天竺少女和紅頭阿三”等題目, 不斷沖擊著人們的視野, 目的則只有一個:利用這個套話符號來博取眼球、吸引消費。這個結果, 肯定是這個套話最初的使用者們所沒有預料到的。之所以被頻繁用于娛樂消費和商業消費, 表面上看, 是因為“阿三”這個套話在中國當代語境下幾乎已經無人不知, 由此成為消費文化的極佳選擇。若進行冷靜分析, 則仍跟國人的文化心態有關, 人們在談論印度時往往懷有一種自大心態, 而這種心態恰可被用來進行娛樂消費和商業消費。這種心態的形成,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 中國缺乏對印度進行認知的熱情。進入當代語境, 相比之下, 中國對印度的重視遠不及印度對中國的重視, 多年來中國對這位鄰居的認知和探求還遠遠不夠, 至少從現狀看, 對印度的崛起和潛力還未給予足夠的關注。其次, 對印度的認知角度存在偏頗。盡管中國的官方媒體對印度報道比較客觀、全面, 也很具有權威性, 然而, 對中國普通公眾的印度觀產生影響最大的卻多是面向市場的都市生活類報刊以及網絡媒體, 這些非主流媒體往往津津樂道于印度的宗教和種姓沖突、印巴沖突、天災人禍以及五花八門的社會新聞等。加之地緣政治的影響和兩國關系的變化, “阿三”套話成為頗受歡迎的消費符號也就不難理解了。

此外, “阿三”這個過去多含貶義與嘲諷的套話語詞, 到了今天卻時有親切之義, 也就是說, 人們在用“阿三”指代印度人時, 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嘲諷與譏笑, 而時有略帶調侃的親切感, 甚至有中國詩人以“印度阿三”來作為自己的筆名。這正如中國人稱呼西方人為“大鼻子”, 起初是出于相貌厭惡和異族排斥心理。但隨著國人與西方人接觸漸多, 對西方人的外貌和習性逐漸熟悉, 陌生感和排斥感逐漸消失, 而只是一個略含調侃、友善與親切的指代詞了。這也證明了套話的確具有“時間性”, 即套話產生以后, 并不會在歷史的任何時刻都有效, 它可能隨歷史的變遷、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消逝, 或者即便還在被繼續使用, 但“套話”作為語詞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對應關系已發生變化。這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節選自《東方論壇》，2017年第4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