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合之眾》：一個流傳百年的心理學謊言

想要毀掉一個人，需要多大的惡意？也許它需要的，只是一點點正義。

2013年，僅有170個粉絲的賈斯汀（Justine Sacco），隨手發了一條自以為幽默的推文：“要去非洲了。希望我不會感染艾滋病。開玩笑啦，我是白人嘛。”她刷了幾次屏幕，發現沒人理會，便關掉手機，準備登機。

?公關高管Justine Sacco于2013年12月20日登機飛往南非前發推："Going to Africa. Hope I don't get AIDS. Just kidding. I'm white!" 她當時只有170名關注者，發推后30分鐘內無人回復便關機登機。11小時飛行中，時任Gawker旗下Valleywag編輯 Sam Biddle 將其轉發給自己約1.5萬名關注者，并以標題"And Now, a Funny Holiday Joke From IAC's P.R. Boss"發文，推文遂病毒式擴散，。她落地即失業、社會性死亡。圖源：ir.mtch.com

但在她斷網后，推文被一個1.5萬粉絲的賬號轉發，隨后引爆網絡。人們譴責她的種族偏見，查出她的雇主，追蹤她的航班，甚至趕到機場堵截。惡毒咒罵、暴力威脅不斷涌入，一個標簽沖上全球熱門：（）。

全球網友一邊刷新屏幕，一邊興奮地倒計時，像在等待一場公開處刑，滿懷期待地等著這個素不相識的女人打開手機，親眼見證自己的社會性死亡[1]。

這句冒犯的玩笑當然值得譴責。但問題是，為什么成千上萬的普通人，會如此享受把一個陌生人逼上絕路的快感？

匿名的面具

如果把參與網暴的網民送上法庭，自有大儒為他們辯護：“這不能全怪他們，要怪就怪互聯網的匿名制。”

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網絡是一張隱形的面具，它藏起了網民網民真實的臉，讓他們不用承擔代價，于是心底的野獸就被輕易地釋放[2,3]。

這是一個令人寬慰的解釋。它完美契合了勒龐在1895年《烏合之眾》里寫下的斷言：人一旦聚成群體，智力就會斷崖式下跌，變得沖動、盲從、像野蠻人一樣被暗示牽著走。

一百多年來，我們把這本書當群體心理學的圣經。但如果我們扒開歷史的濾鏡，卻會發現勒龐寫下這些文字時，根本不是一個中立的科學家。作為一個剛剛經歷過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的法國精英，他親眼目睹了底層大眾走上街頭奪取權力，對此充滿了刻骨的恐懼與仇恨。因此，《烏合之眾》里那些“群體是低智的、野蠻的、容易被催眠的”論調，其實毫無實驗數據支撐，全憑主觀斷言。

它本質上是一本為恐懼失去權力的歐洲精英量身定制的“操縱手冊”，意在警告當權者：群眾是危險的，必須被強權統御。最終，這套充滿偏見與種族優越感的理論，沒能啟發多少嚴謹的科學家，反而成了法西斯頭目墨索里尼的床頭書，被用來精準指導狂熱的群眾動員。

既然“群體必定降智和野蠻”的前提從根源上就站不住腳，那我們再把鏡頭推回到當下的網暴現場。我們會發現：碾碎賈斯汀的，根本不是什么面目模糊的匿名小號。

最先帶節奏的編輯，網名就是自己的真名；那些在推特上實時追蹤航班、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她并發送死亡威脅的人，頭像里是他們真實的臉，簡介里寫著他們真實的工作單位。他們有名有姓，甚至在現實中，他們都是公認的好人。

數據也印證了這點。2016年，研究者卡特婭·羅斯特（Katja Rost）分析了德國數十萬條在線請愿評論，得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結論：使用真名的人，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比匿名者更具攻擊性[4]。而在韓國，為了遏制網絡暴力而推行的“網絡實名制”，不僅沒能凈化環境，反而讓罵戰略微增加了[5]。

看來，匿名的面具不是作惡的原因，那到底是什么在驅使普通人變得如此殘忍？

護士的衣服

答案，藏在1979年的一場電擊實驗里[6]。

心理學家Robert Johnson和Leslie Downing把被試帶進房間，任務是電擊隔壁答錯題的陌生人。

為了測試匿名的效果，一部分人被要求穿上遮住全身和臉的衣服。這其中有一半的人被隨機分配，穿上了類似“三K黨”的白色兜帽長袍，另一半人則穿上了護士服。

如果"匿名讓人作惡"，那這兩組人下手都應該變得更重。但結果偏偏相反：變化最明顯的，反而是穿著護士服的匿名者，他們變得異常溫柔，按下的電擊量明顯變得更低。

看來，決定下手輕重的，不是隱藏自我的“面具”，而是那件暗示身份的“衣服”。因為衣服，就是身份的開關。它在悄悄告訴你：“穿著這身行頭的人，此刻該怎么做”。

這便是群體影響我們的方式。它并沒有抹掉你的理智，它只是把你塞進了一個新的角色，遞給你一份新的規矩。它讓你在另一個維度上重新理解自己，不再首先是我，而是我們中的一個。

后來，心理學界將這套解釋概括為社會認同去個體化效應模型（SIDE）。在實驗室里，穿上護士服，你的規矩就是救死扶傷；而在互聯網上，雖然沒有實體的衣服，但熱搜榜單、陣營標簽和評論區的風向，就是一套套隱形的“賽博制服”。當你點進某個話題的那一刻，系統和算法就已經自動為你分配好了角色[7]。

當賈斯汀這句觸碰種族底線的推文，被扔到全球廣場，網民們便迅速換上了隱形制服——“正義審判官”。

那些實名圍攻她的人，非但沒有發瘋，反而極其清醒。就像歷史上的私刑者，行兇后會驕傲地拍下合影、簽上真名寄給親友一樣。他們不需要面具，他們是在向同伴展演自己的新身份，證明自己是這套群體規范最完美的執行者。

網暴，從來不是烏合之眾的失控。它是一套群體的規矩，在被極其高效地執行。

一場有邊界的騷亂

那這是否意味著，只要代入一個角色，群體就一定會變成絞肉機？

并非如此。

1980年，英國圣保羅區警察突擊搜查社區咖啡館，引發街頭騷亂。電視畫面里，火光沖天、石塊亂飛，活像街頭暴徒火并。

可事后的調查發現：這群人的攻擊高度集中于警察以及對應的可能威脅到自己的攝影記者。普通路人沒有被有意攻擊，私人財產也沒有成為任意破壞的對象。警察一撤，剛剛還在燒車的人，竟自發站到十字路口，指揮起了交通[8]。

他們瘋了嗎？沒有。面對外部威脅，他們只是自動切入了一個新角色，社區捍衛者。所有的暴力與秩序，都在絕對服從于這個角色的規矩。

?圣保羅騷亂（St Pauls riot），起因是警察搜查涉嫌無照經營的咖啡館，從而激化了當地黑人社區對長期警察騷擾與系統性歧視的不滿。圖源：bristolpost

同樣的機制，只要換個規矩，就能創造奇跡。

2005年倫敦地鐵連環爆炸，幾百個陌生人被困在漆黑的車廂里。按災難片的劇本，那里的人一定是各自逃命。但現實是，陌生人互相安慰，彼此攙扶，甚至撕下衣物替傷者止血[9]。災難把車廂里的人熔鑄成了同一個共同體。現在，所有人的使命只有一條：把身邊的人帶出去。

你看，人群本身沒有絕對善惡。角色寫著審判，人們就化身惡魔；角色寫著同伴，人們就舍命相救。

那么，在賈斯汀的案例，又是誰把“審判官”的制服，遞到了千萬網民手里？

誰在分發制服？

答案，藏在互聯網的機制里：它建了一座所有人都背對著受害者的廣場[10]。

現實中，你當面斥責一個人，你會看見她的錯愕、聽見她的解釋。這些反饋會提醒你眼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但在網絡上，你看不見被圍攻的人，你只看得見身邊的“同類”。

第一條評論在批評她，第二條已經要求她丟掉工作，第三條更加刻薄搞笑，卻獲贊數萬。慢慢地，你的表達不再是為了回應那個犯錯的人，而是在回應現場的其他人。

你會下意識地調整語氣[11]：大家都這么憤怒，我是不是該罵得更狠才合群？如果說得太溫和，會不會像是在替她辯護？

平臺沒有憑空創造憤怒。它只是把憤怒公開、計數，再展示給下一批人。數據證明，推文里每多一個“道德和情緒”詞匯，轉發率就能提高一到兩成[12]。于是，算法總是把最能調動情緒的審判頂在最前排，向每一個后來者暗示：看，所有人都在罵她。在這里，最受歡迎的角色就是毫不留情的審判官。

在這個回音壁里，沉默的人是沒有數字的。最激烈的少數派，漸漸看起來就像是全世界[13]。

而賈斯汀恰好在天上。她無法解釋，無法打斷。圍觀者看不見她，只能看見彼此，然后對著群體編織的靶子不斷開火，直到在一聲聲附和中，把所有人淹沒[14]。

飛機落地時，她的名字已被全網咀嚼成殘骸。

對參與者而言，那也許只是一次隨手轉發、一句幽默嘲諷。可當千萬句審判同時砸下，便成了壓垮世界的雪崩。沒有誰覺得自己正在制造一場網暴。每個人都只是覺得，自己說了一句應該說的話[15]。

[1] 喬恩·羅森. 千夫所指[M]. 九州出版社, 2016.

[2] FESTINGER L, PEPITONE A, NEWCOMB T. Some consequences of deindividuation in a group[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52, 47(2 Suppl.): 382-389.

[3] ZIMBARDO P G. The human choice: Individuation, reason, 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 impulse, and chaos[J].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69, 17: 237-307.

[4] ROST K, STAHEL L, FREY B S. Digital Social Norm Enforcement: Online Firestorms in Social Media[J]. PLOS ONE, 2016, 11(6): e0155923.

[5] CHO D, KWON K H. The impacts of identity verification and disclosure of social cues on flaming in online user comment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51: 363-372.

[6] JOHNSON R D, DOWNING L L. Deindividuation and valence of cues: Effects on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9, 37(9): 1532-1538.

[7] R?SNER L, KR?MER N C. Verbal Venting in the Social Web: Effects of Anonymity and Group Norms on Aggressive Language Use in Online Comments[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16, 2(3): 2056305116664220.

[8] REICHER S D. The St. Pauls’ riot: An explanation of the limits of crowd action in terms of a social identity model[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84, 14(1): 1-21.

[9] DRURY J, COCKING C, REICHER S D. The nature of collective resilience: Survivor reactions to the 2005 London bombing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009, 27: 66-95.

[10] SULER J. The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J].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4, 7(3): 321-326.

[11] BRADY W J, MCLOUGHLIN K L, TORRES M P, et al., Overperception of moral outrage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inflates beliefs about intergroup hostility[J].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3, 7(6): 917-927.

[12] BRADY W J, WILLS J A, JOST J T, et al., Emotion shapes the diffusion of moralized content in social network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114(28): 7313-7318.

[13] LERMAN K, YAN X, WU X Z. The “Majority Illusion” in Social Networks[J]. PLOS ONE, 2016, 11(2): e0147617.

[14] BRADY W J, MCLOUGHLIN K, DOAN T N, et al., How social learning amplifies moral outrage expression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J]. Science Advances, 2021, 7(33): eabe5641.

[15] DRURY J. The Psychology of Crowd Behavior[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26, 77(Volume 77, 2026): 339-364.

制片人：雒芊芊 | 制片助理：Catherine Chen

總導演：鄭明鍵 | 分集編導：駱沁真

文案：范存源 | 視頻制作：駱沁真 張嘉誠 曾國懷 方之

聲音制作：林得力 王鷹

出品：天橋腦科學研究院大圓鏡工作室

本文摘錄自《大圓鏡科普》社會心理學系列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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