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三個中將站在上高城外，一眼看去，竟分不出誰該聽誰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江西上高，國民黨軍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部里，羅卓英攤開地圖，手指按在上高附近。第七十四軍軍長王耀武在前線盯著五十七師，師長余程萬守著城外陣地。
三個人領口上，都是兩顆星。
兩顆星，在國民黨軍里叫中將。可這三顆腦袋上的“中將”，偏偏不是一回事。
羅卓英是正式敘任的陸軍中將，王耀武、余程萬更多是跟著軍長、師長職務走的中將。軍銜本該把上下級排清楚，到了這里，反而要靠職務牌子來認人。
這就是亂相。
軍銜原本不是裝飾。戰(zhàn)場上長官倒下，軍銜最高的人接過指揮，散兵能立刻重新編組。
國民政府也想整頓。到一九三五年，南京設銓敘機構，給軍官按資歷、職務、經歷重新敘任。那年四月，蔣介石為特級上將，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何應欽、李宗仁等人為一級上將。
紙面上，規(guī)矩立起來了。
軍政部的公文桌上，一張張任官狀蓋章發(fā)出。師長多配中將，旅長多配少將，軍隊看著像有了臺階。
可這套臺階只走了兩年，全面抗戰(zhàn)一打響，另一套路就從旁邊冒出來了。
一九三七年秋，銓敘軍銜晉升停下。前線軍官升職、調任、擴編，不能總等正式任官狀。于是委員長一紙任職令下去，“中將師長”“中將軍長”“少將參謀長”就能掛上。
這東西叫職務軍銜。
帽子戴上去快，摘下來難。
王耀武就是這樣走上來的。他早年正式軍銜只是少將，后來任第七十四軍軍長，任職令上寫成中將軍長。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他才正式敘任陸軍中將。
也就是說，他打了許多硬仗，領口兩顆星早就掛著，可檔案里的正式軍銜，曾經還停在少將。
更扎眼的是廖耀湘。新六軍軍長、第九兵團司令，手里指揮的部隊不小，職務上掛中將并不奇怪。可他的正式銓敘軍銜，長期只是騎兵上校，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升少將。
一個兵團司令，檔案里卻壓著上校銜。
戴笠也有類似尷尬。軍統(tǒng)副局長的位置很高，外面看他是將官氣派，可正式軍銜與職務軍銜并不總能對上。
軍銜被分成兩張皮，一張存在公報里，一張掛在領章上。
問題還不止在個人。
抗戰(zhàn)期間，國民黨軍隊規(guī)模急劇膨脹。戰(zhàn)區(qū)、行營、集團軍、軍、師、暫編師、新編師，一層層摞上去。每多一個司令部，就要多一批副職、參謀長、高參。
這些位置不能都掛校官。于是少將、中將像公文上的紅印，一個接一個蓋下去。
前線一個師缺兵少員，后方一個司令部卻能配出一串將軍。
這賬越算越怪。
到抗戰(zhàn)后期，中將領章已經不稀奇。師長可能是中將，軍長可能是中將，集團軍總司令也可能是中將，戰(zhàn)區(qū)參謀長、副司令長官還是中將。
少將滿地走，中將隨處有，正是從這里來的。
還有收編。
西北軍、川軍、滇軍、粵軍，地方實力派要安撫，舊部隊要拆散，軍官不能一下子全得罪。兵可以裁，官要留；部隊可以縮，軍銜往往不能降。
一枚中將領章，成了籠絡人的籌碼。
抗戰(zhàn)勝利后，南京方面也知道人太多。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一批高級軍官退役，其中中將二百一十七人、少將五百七十六人。
可領章已經發(fā)出去了。
戰(zhàn)后整編，戰(zhàn)區(qū)改綏靖公署，集團軍改整編軍，軍改整編師，名字換了，班子還在。職務還在，職務軍銜自然也跟著留。
到了淮海戰(zhàn)場，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是中將，邱清泉、黃百韜、黃維、孫元良等兵團司令多是中將，下面不少軍長、老資格師長，也掛兩顆星。
兩顆星擠在一張作戰(zhàn)地圖前，誰是正式銜，誰是職務銜，誰資歷老，誰實際管兵，還得另翻履歷。
軍銜本來用來減少混亂，最后自己成了混亂的一部分。
再看一九四一年上高城外那一幕，就不只是三個人領口上都掛兩顆星那么簡單。
地圖攤在桌上，羅卓英、王耀武、余程萬各按一處陣地。燈下的領章都亮著，兩顆星挨著兩顆星，可真正的等級，藏在另一張紙里。
那張紙，才是這套軍銜體系最離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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