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紅軍到了陜北，就安全了？原因很現實，6個原因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的時候，整支隊伍只剩下不到一萬人，長征出發時八萬六千多人，湘江一役折損過半，一路打一路走，到陜北時改編成陜甘支隊，只剩七千多人。

戰士們的腳上纏著破布，糧袋見了底，全軍的家當湊起來也就一千來塊大洋，可就是這支疲憊到了極點的隊伍，在陜北這塊貧瘠的黃土地上，不僅站穩了腳跟，還一步步發展壯大，最終成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中堅力量。

為什么偏偏到了陜北就安全了？原因很現實，六個。

很多人的印象里，紅軍到了陜北是找了一塊沒人管的荒地歇腳，錯了，陜北早就有人了。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共產黨人，在陜北經營了將近六年，從一支幾百人的游擊隊起家，硬是在二十多個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土地分給了老百姓，到中央紅軍到達的時候，陜甘邊和陜北兩塊根據地已經合并，有堅強的黨組織、成建制的紅軍武裝和深厚的群眾基礎。

紅軍到達陜北的前一個月，徐海東帶著紅二十五軍先一步到了，這支部隊一路從鄂豫皖打到陜北，人數不但沒少還多了，他們跟劉志丹的部隊合編成紅十五軍團，連續打了兩場硬仗，把來“圍剿”的東北軍兩個主力團打殘了，等中央紅軍趕到，外圍最硬的釘子已經被拔掉。

更關鍵的是徐海東做的一件事，毛澤東給他寫了張借條，想借兩千五百塊錢周轉，徐海東把家底翻出來一看，總共七千塊，他留了兩千塊保底，把五千塊全送了過去，外帶一百挺輕機槍和一個騎兵團，兩個星期不到，七千套棉衣趕制出來，戰士們總算穿暖和了。

紅軍不是到了荒地，是到了有人氣的地方，帶路的、送糧的、參軍的，都是現成的。

陜北的黃土高原，是大自然送給紅軍的天然堡壘，塬、梁、峁、溝縱橫交錯，深達數十米的溝壑把地面切割得支離破碎，敵軍的卡車開不進來，火炮拉不進來，騎兵在松軟的黃土上跑不起來，大部隊一旦深入，補給線立刻被拉成面條，后勤根本跟不上。

有史料記載，某次敵軍圍剿時，硬是在黃土坡上迷了路，等找到紅軍曾經的駐地時，只看到空蕩蕩的窯洞和散落的篝火灰燼——紅軍早已借著夜色穿過三道溝壑轉移了，而紅軍戰士早就習慣了山地作戰，能在窯洞間隱蔽行蹤，在溝壑中設下埋伏。

紅軍在南方蘇區吃虧，就是因為離大城市太近，敵人調兵幾天就到，到了陜北，連條像樣的航運水道都沒有，外國勢力根本伸不進手來，這種地形，讓大規模圍剿根本沒法實施。

蔣介石把張學良的東北軍調到陜西，打的是“借刀殺人”的算盤，讓東北軍和紅軍互相消耗，自己坐收漁利。

結果東北軍先扛不住了，勞山一仗，東北軍一個師幾乎被全殲，師長陣亡，三千多人活下來的不到六分之一，直羅鎮再一仗，又一個師被打掉，張學良找蔣介石要補充和撫恤，蔣介石的答復是：雜牌軍的損失南京不管，還順手撤銷了被打殘的部隊番號。

東北軍上上下下徹底寒了心，紅軍俘虜了東北軍團長高福源，他在紅軍這邊待了兩個月，思想轉過彎來，回去后牽線搭橋，東北軍和紅軍私下達成互不侵犯的口頭協定。

邊界上甚至開起了集市，互相買賣物資，普通士兵更不用說，背井離鄉跑來打主張抗日的紅軍，城墻上寫個“山海關”，當場有人掉眼淚。

這支所謂的圍剿主力，已經從對手變成了半個盟友。

陜北周邊看似四面都是敵人——東邊閻錫山的晉綏軍，南邊中央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西邊馬步芳、馬步青的馬家軍，可這些勢力各懷鬼胎，誰都不想讓別人獨大。

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本來就扎根西北，對蔣介石的中央軍有戒心，不想讓中央軍借打紅軍的名義占了自己的地盤，閻錫山也私下給紅軍通報過國民黨軍隊的調動情況。

紅軍正好處在這幾股勢力的縫隙里，國民黨想集中兵力圍剿都難，因為各方都在觀望，沒人愿意先出頭當炮灰，這種勢力平衡，給了紅軍最寶貴的喘息機會。

光有外部條件還不夠，紅軍得自己證明“我能站住”。

1935年11月，中央紅軍剛到陜北一個月，國民黨就調集東北軍5個師的兵力，企圖趁紅軍立足未穩，一舉圍殲，敵軍兵力3倍于紅軍，如果讓敵人形成封鎖線，陜甘蘇區根本守不住。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親自部署了直羅鎮戰役，紅軍兵分兩路，把東北軍第一〇九師誘進直羅鎮，然后南北夾擊，一仗下來，全殲敵軍一個師又一個團，毛澤東后來說，直羅鎮大捷是“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這一仗打完，東北軍再也不敢輕易來犯，紅軍在陜北真正站穩了腳跟。

站穩腳跟之后，還得把路走對。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會議，這次會議做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不僅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還是全民族的先鋒隊，蘇維埃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一切革命階級都被團結到共產黨的旗幟下。

這個轉變的意義怎么強調都不為過，從此紅軍不再是“流寇”，不再是“亂黨”，而是主張抗日的正義力量，黨的土地政策、知識分子政策隨之迅速調整，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發展到30萬人，到到達陜北后不足3萬人，找到了正確政治方向的中國共產黨，爆發出驚人的力量，陜北成了長征的落腳點，也成了革命的出發點。

紅軍到陜北的安全，從來不是某一個原因造成的，地形、群眾、軍閥矛盾、關鍵戰役、政治路線——這六個方面擰成了一股繩，缺了哪一條，結局都可能改寫。

從吳起出發，走向甘泉、走向瓦窯堡、走向保安、走向延安，黨中央“以陜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實現了從“戰略轉移”到“戰略立足”的歷史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