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位廣告從業者提出了一個幾乎跳出所有政策討論邊界的建議：把一切形式的有償或第三方廣告定為非法。他自己也承認，這個想法聽起來比政客提出的用核彈驅散颶風還要離譜，但在數字成癮與信息操縱互為燃料的當下，它可能比控槍、應對氣候變化甚至降低雞蛋價格都更緊迫。
他的邏輯并不復雜。只要廣告還在，制造讓人上癮的數字內容就永遠有直接的財務回報；同時，商業機構與政治力量也就永遠擁有能將現實扭曲成個性化氣泡的工具。他打了一個很尖銳的比方：指望廣告公司自我監管，就像指望海洛因販子來起草禁毒法。
回顧2016年之后的輿論生態，這一點已被多次驗證。民粹主義者利用廣告市場繞開傳統媒體的把關，把精心裁剪的信息投喂給最易感的人群；境外勢力也采用同樣的微目標投放手法，沿著社會已有的裂痕推送分裂性內容。從這個角度看，禁止廣告并不是在限制商業，而是在拆除一套通過算法不斷放大對立、讓民主失焦的底層基礎設施。
這位廣告人把自己的職業身份擺在了最前面，反而因此讓結論顯得更具爆炸性：“即使從我這一行來看，禁止廣告也是我們當下能為世界做的最好的事。比槍支管控更重要，比應對氣候變化更重要，比降低雞蛋價格更重要。”他的理由是：一旦移除這些高級操縱手段，所有人——包括政客——都將被迫重新回到現實，大規模集體幻覺的最強燃料就會被抽走。
針對“這也是言論自由”的常見反駁，他幾乎是用一種拆穿的方式回應：“沒有人有權用一個多巴胺擴音器在你臥室里大喊‘昨天你看過的那條內褲打八折’，更沒有權為了知道何時喊、怎么喊而跟蹤你生活里90%的細節。這不是言論自由，這是騷擾。”在他眼里，廣告和宣傳本就是同一回事——宣傳是國家的廣告，廣告是私有的宣傳。
他當然清楚這個提議不會明天就被立法。但即使只是從永不停歇的消費情境中抽身片刻，去審視到底是什么在毒害公共討論，本身就已經是一種解放。那種模糊的不安感——他稱之為“失焦的法西斯”——恰恰是在提醒人們，整個系統可能需要一次比改良更徹底的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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