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途有光，步履不停

編者的話

人生是一場漫長的旅途，我們總是在輾轉中奔赴前方，也在回望中捕捉青春的溫度。縱使前路未知，只要將美好回憶珍藏于心，懷抱對未來的期待，每一步前行便都有方向，每一站路途便都有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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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倫貝爾的雪，昆明的雨（小說）

云南民族大學學生 王笑（20歲）

老大說遼北氣溫降到了零下，下了厚厚的大雪。

還好我在云南，氣溫20攝氏度，宜室宜家、宜養老。滇東很少下雪，城市在小壩子里，雪落在四周的山上，飄不進來，只能變成雨。

一場雨下了好久，細細綿綿的濕氣直往人褲筒里鉆。我撐了傘去何媽的店，店內人滿為患，院里撐起幾把大傘，也擺了木桌、塑料凳。何媽叫我自己拿，她忙著給客人燙麻辣燙。我也輕車熟路地撈了個盆，在膀大腰圓的客人間插空揀了一把串——蔬菜豆腐都是一元一串，葷菜兩元一串。撈滿一盆，遞與何媽去燙后，我便找了個塑料凳坐傘下觀雨。

何媽是從外地搬來巷里的，在街頭開了一家麻辣燙，用的都是新鮮帶水的蔬菜和實在筋道的肉，佐料齊全，東西南北的客人都能對味兒，生意火爆。何媽秉持“來了都是客”的道義，熱情似火，每天忙得腳不沾地。

我是個靠寫文章生活的人，不愛走遠路買菜，最常去何媽那里光顧，久而久之成了個常客。

一頓麻辣燙吃得我熱血沸騰，甚至出了一身汗。結賬時何媽給我免了單，她把手在圍裙上擦了又擦，笑成一朵熱情的萬壽菊：“哪天你給小軒上上作文課，幫他提提分啊。”然后她推回我的付款碼，腳步帶風地進了后院廚房忙活。

小軒是何媽的兒子，何媽離婚了，他跟何媽住在巷里。小軒快小升初了，我經常在晚上下樓拿外賣，總見他家書房的窗戶亮著。

小軒學得很“中庸”，他對數理化不敏感，語文成績也很“樸實”。我是巷里唯一一個大學生，大學考到了遼北，畢業后回到云南，是巷里所有小屁孩兒的榜樣。何媽想讓小軒跟我學，也有出息。

于是小軒來我家，我給他輔導作文——說實在的，寫小說和寫作文很不一樣，我教得有點名不副實。空閑時小軒就看著我的滿墻的書，指著“海明威”問我是不是與大海有關，我笑小孩子的聯想力，直到小軒拿起一本書，問我這本書講的是什么。

這書是大學時老大送給我的禮物。

4年沒見老大了，畢業后我回了云南，老大留在了遼北。當年同一個宿舍殺出來的英雄豪杰大多沒能考研上岸，老大拉著一宿舍哭唧唧的姐妹，把我們拉到呼倫貝爾去撒野。

老大比我們宿舍的所有人都大一歲，她是家里的長姐，為了照顧弟弟妹妹，就晚了一年上學。她家是大草原的，母親是蒙古族，她眉目間自帶一股颯爽的勁兒，跨上馬長發一甩，就有迷倒萬千男人的風姿。

大學4年我一共去過兩次呼倫貝爾。第一次是我20歲去大草原過生日，第二次是考研失利后，我們去呼倫貝爾吃散伙飯。

第一次去的那年我們都20歲，去的呼倫貝爾，坐了好久的車，天黑才到了當地牧民的農家樂小院里。牧民熱情，給我們鋪好了干凈床鋪，姐妹幾個累昏了，倒頭就睡。第二天我是被老大叫醒的，她干燥溫暖的手把我拍醒，我裹被就要睡回籠覺，她一掌呼在我屁股上——“起來！騎馬去！”

后來很多細節都被時間漸漸埋沒了，我唯獨記得那次呼倫貝爾之行我們都玩得特別開心，吃著露天燒烤，唱著歌，騎著馬大笑。

臨走的前一天是我的農歷生日，所有人都睡下了，我興奮過頭睡不著，披衣去屋外觀月。空氣里浸著草的芬芳，遠處的月亮銜著一個山洼，天太開闊了，星子撒得滿天都是。我在室外凍得哆嗦，但草原的夜有它的溫柔動人之處，我舍不得回房，老大就套了衣服出來找我。

我是我們宿舍第二年長的，老大知道我愛寫文章，說草原一陣風把我骨子里的文藝天賦煽著了，燒得連冷不冷都忘了。我笑著由她把我衣服的拉鏈拽到了下巴。

我是獨生女，留守兒童，打小就跟姥爺住。姥爺在巷里開了一家古玩店，店內擺了幾玻璃柜的銅板銀兩，什么青銅斧，什么金鈿頭，明朝的銹刀、千禧年的檀木串，應有盡有。店門口鎮一座大水缸，養五六條金鯉魚。時間要進他的店門，都得先在地毯上蹭蹭腳，正正衣冠，才能板板正正地進去，翻開年歷的下一頁。姥爺愛嗑瓜子，愛看戲曲，愛給我講金庸、古龍。

可以說，我寫文章賺錢謀生的“旁門左道”，很可能就是隨了姥爺一輩子守一家古玩店的氣節。

我童年是放養長大的，老大為她的弟弟妹妹操慣了心，剩下的照顧和操心摻給了我，總給我一種“長姐如母”的歸屬感。

我說：“老大，畢業以后想去哪兒工作？”

老大坐在小馬扎上，遠處馬廄里的牲畜們噴氣甩鬃，落下悶悶的踢踏聲，屋里一干小姐妹睡得正熟。

她沉默了一會兒才說：“我想考研。”

后來，全宿舍轟轟烈烈備考，結果兩人考上，其余4人各有去處。我打算回云南老家陪著姥爺，靠寫點網絡小說謀生計。老大卻沒有回家鄉，而是在遼北留了下來。

20歲那年，老大給了我一本文言文書作生日禮物，我說太體貼了，是不是蘇軾？她說哪能啊，蘇軾一去不返，越吃越遠，怕我樂不思蜀，從此就不回來找她們姐妹幾個了。

我一看作者——歸有光。

歸有光，老先生這名字取得好，就像陶潛叫陶淵明一樣取得好。

“還不歸呢，我現在人生正在征途。”那時20歲的我接過書，握緊老大的手說：“我們一定要上岸。”

6人間，過半成員都沒考上研究生，老大指點江山，帶我們又去了一趟呼倫貝爾。

一個宿舍6個丫頭，來自祖國大江南北，大學4年的假期我們沒少出門，爬了五岳，逛了九寨溝，在東北趕過早集，在廣東剝過大閘蟹……不是咱云南影響力不足，出自云南的雞樅菌曾經香遍了整個宿舍樓，主要是云南太遠——離遼北太遠。

所以這頓散伙飯，我們還是回到了呼倫貝爾。

全宿舍20歲時，我們第一次來呼倫貝爾，在草場上瘋一樣地撒野、唱歌，把聲音拋向地平線、融進日出日落，每一個回憶都熠熠生輝。如今來呼倫貝爾，草場又縮了三分之一的面積，說是要養環境，不讓牛羊到處吃草了。農家樂的牛肉干足足漲了180元，是幾個嘗到賺錢不易滋味的小丫頭再也買不起的了。

落日拄著裊裊炊煙，佇立在地平線，天空中晴朗無云，此刻看不到晚霞，天際是一片空曠無邊的淡黃色。等日頭落下去后，天還未黑，星子就已經亮著了，遠處射來哨塔的燈光——像一根白針，快把黑夜的夢刺破了。

我們燒烤羊肉，裹上胡椒面和辣椒粉，又拿來了一扎啤酒，這肉吃進嘴里卻還是味道淡。天色暗下去了，火悄悄烤著，我們聲音輕輕地聊著天。

最后是老大舉杯站起身，其他人也都從馬扎上直起了身。

老大道：“永遠高興遇到你們——敬307的大家！”

所有人碰杯，有人叫起來：“敬20歲！”

“敬考研！”

杯子碰撞在一起，像流水匯聚成江河，潑成巨浪，又即將各奔東西……

小軒帶著作文本來我家時，屋外還在下雨。云南冬天其實很少下雨，我想起來就給他講了汪曾祺老先生的《昆明的雨》，說起油炸雞樅菌，說得我和小軒的肚子都咕咕地叫。于是我們就一起去何媽那兒吃飯。

何媽的店依舊人滿為患，她忙得臉冒紅光，還笑著給我和小軒騰了個座位，和一個客人拼桌坐。小軒端了菜去燙，我囑咐他慢點小心地滑。同桌的女生剛剛一直低著頭玩手機，忽然抬頭看向我：“平煙？真是你啊，我還準備給你個驚喜！”

我姓阮，隨了我姥爺，姥爺一輩子挑燈看劍，卻給我取了個萬家燈火的名字，平煙，平常人家的煙火氣。大學那會兒舍友姐妹們都叫我平煙。

我驚呼一聲：“老大！”

小軒端著麻辣燙過來，看到的就是這景象，還以為錯入了刀光劍影的江湖，立刻點燃了他的“中二”之魂。

熱騰騰的麻辣燙上桌，在云南當然要喝“大理V8”，看在小軒是小孩，我和老大湊合著換了兩瓶可樂。多年未見，我和老大一時都不知從何處說起，曾經親密無間的兩人都被社會磋磨了遍，自然也就有了間隙。

是啊，一去二三千里，相隔四五年華。

因為家里還有幾個弟弟妹妹，所以上大學的錢是老大自己賺的，她高中畢業就去兼職，在快餐店干過后廚、在奶茶店做過奶茶、在餐館當過會計……畢業后她也就留在遼北工作，多次創業，盛衰反復，越挫越勇，這幾年開了一個鮮花種植基地。

我大三時開始兼職寫網絡小說，寫故人重逢時執手相看淚眼，寫以為再也見不到的人突然出現在眼前。文字里羅列過的相遇有千千萬，唯獨沒有想到，我和老大的相遇也是這么具有戲劇性。

“你怎么跑來云南了？”我問她。

老大笑笑：“來找你。”

遼北今年格外冷，下了厚厚一場雪，廠里斷了一天半的電，凍死了一圃的花，老大幾乎虧光了老本。

“我想轉行了，來南方開個書店，就想到了你。”

“你要來云南創業？”

“嗯，你們這兒適合養老，開個書店還有可能發展成網紅打卡點。我看好了位置，就在城區。”

我愣了半天沒反應過來。直到吃完了碗里的肉和菜，何媽端來一盤自家做的油炸菌子，道：“喲，你們認識？”

老大熱情打招呼：“阿姨好，我是平煙的舍友。”她倆互報姓名，才發現都姓何，老大一笑春風意氣：“那感情好，500年前是一家。”

她一笑仿佛回到了四五年前，好像時間只是在她身上沉淀了一層薄薄的沙，一旦枯木逢春，泥沙輕易被拂掉，又露出她燦爛的本質。

老大準備付錢，何媽的原話是“平煙的朋友就不用給錢了”，但被我倆舌燦蓮花地勸過去。

出了何媽的麻辣燙店，老大問：“你干什么了，老板對你這么客氣？”

“給她兒子補課，輔導語文作文。”我笑道，“小軒從我那兒現學現賣，現在對他媽說，他的‘軒’不是‘小軒窗，正梳妝’的‘軒’，是‘項脊軒’的‘軒’。”

老大看向我。我道：“你還記得高中課文嗎？前兩天翻到你送我的文言文書，看了一眼。”

昆明的冬風不割人，從我倆身邊吹過，吹散白云蒼狗。

“你現在住哪兒？”我問。老大道：“昨天剛到，這兩天先住酒店，等找到租房再搬過去。”

“花什么冤枉錢，住我家吧。”我笑得比姥爺見到發財樹開花還燦爛。

姥爺沒反對，他向來就喜歡老大這種豪放派的性情，我說我也喜歡蘇東坡，姥爺懟我一句：“去！”轉頭和隔壁大爺下他那舊象棋。

我哼著小曲領著老大上了二樓，房門口的銅錢草吸飽了水，茂茂盛盛，長得恣意。老大說回頭上山給姥爺挖兩盆蘭草，培上沃沃的青苔，放他魚缸旁邊，就當作房租了。我笑得更歡了，推她進了我的臥房，夸張道：

“宿舍長請進門——”

老大暫時在我家住下了，一手好菜把姥爺樂成了銀線萬壽菊。她和家里借了點錢，在老城開了一家書館，賣書也供人讀書，同時泡點茶和咖啡。裝潢是我親自把關的，還問了姥爺的意見，我們把江湖里的文人墨客、天地俠氣與老莊的灑脫搬了進去。店里放了一盆蘭草，花盆是晚清的古董——姥爺的手筆。

老頭子親自提筆，我給他鋪紙磨墨，他給老大寫了個墨寶，揮毫頗有辛棄疾的風骨，掛在老大書店里。后來老大的書店真開成了網紅打卡點、文藝青年旅游必去地，生意興隆。

隆冬時，昆明終于下了一場洋洋灑灑的雪，老大早早關了店門，和我回家給姥爺做餛飩。暖燈照得她眉目恣意，我發覺她好像一點都沒變。世上所有蹉跎碾一碾她，顛簸磋一磋她，到頭來一捧瑞雪洗一洗，灑脫恣意就春風吹又生。

好像考研失利就是一顆石子，驚不了她這片汪洋。

20歲時老大送我的書，到現在終于咂摸出了味道。在職場摸爬滾打了幾年的大學生們被美好的往日回憶包裹，竟生出些感慨與慰藉。

雖然此時我們仍在征途，但他日倘若異鄉回首，愿歸路有光。

我碰碰她的手肘，“姐妹兒幾個打電話了，問咱宿舍長——明年還去呼倫貝爾嗎？”

老大笑得如掠原春風。

左搖右晃的路（散文）

泉州師范學院學生 莊子恒（20歲）

去縣城上學后，搭公交車來往于家和學校就成為了生活的常態。不過對于這件事，家里人的說辭從來不是“坐回來”，而是習慣說“搖回來”——畢竟從縣城回村的客車總是沒有座位，只能握著扶手隨車左搖右晃，既好笑又無奈。

我從那個小小的村莊一路搖去了縣城的初中。記得剛開始，我滿心只有離家的不安和激動，以及對城市和學校生活的遐想。但現實是，我并不適應那里的環境。隨著那一點熱情被來年冬至的寒風吹散，會考的冰山漂到我的面前，我才猛地反應過來：我的初中時光已經過去了兩年，而在學習這條長路上，我仍在顫顫巍巍地摸索著。和母親商量了幾次后，決定去補習。我的計劃表里，從此延伸出一條開向補習班的線路。

于是，每星期總有幾天，我都會在放學后早早吃完飯，揣著從未被保安檢查過的請假條跑出校門，搭上馬路對面的一輛公交車。晚高峰，車上的人總是很多，他們疲憊地倚靠在座位或是扶手上，任憑身體隨車在路面上顛簸著，一路向前。

已經看不見校門的影子了，我站在車窗旁想。遠遠地，我看見綠燈閃爍，汽車川流不息。可惜等公交車開到斑馬線前時，紅燈卻無情地亮起，每個人的心里都郁悶地抱怨著。而車前，人行道的指示燈發出綠光，斑馬線上人潮涌動——

綠燈的倒計時也一并亮起。

30秒，戴著口罩的學生抱著袋子努力地向前擠去。

25秒，騎自行車的人們把車鈴撥得叮叮當當響。他們的車頭不斷擦過路人的身體，艱難地在人群中扭動，像要擱淺的船。

15秒，那名學生到達了馬路對面，往學校跑去。他的身后，一個穿著工作服的男人從路口遠處沖來，差點與一輛同樣急促的電動車相撞，電動車不滿地發出尖嘯。

5秒，綠燈不斷閃爍，一位母親加快腳步，一手抓著書包，一手拉著女兒的手向前跑去，和那個男人幾乎是一起到了馬路對面。

紅燈亮起。

零星幾個奔跑著的行人終于穿過馬路，沒趕上的人們烏泱泱地聚集在馬路兩側。霓虹燈鮮艷的亮光打在他們身上，在街道上留下一道道斑斕的影子。那片身影會在下一次燈光亮起時去往哪里？

我的綠燈亮了。公交車從兩側的人群中穿過，像一場盛大的送別。

我一路向前，走過一片片斑斕的光影，終于在學習的那條長路中找到了一處光亮。車仍是顛簸著，載著我搖搖晃晃地駛過了會考的冰山，在又一個站點停留。

口袋中的老人機鈴聲響起，我拿出來一看，是母親的電話。前幾站離開了一些人，我也終于找到位置坐下。在母親的一陣關心中結束通話，我打量起四周的人：其中一個似乎是和我一樣去補習的學生，他半張臉包進口罩里，低頭盯著腿上的英語書，漏音的耳機里傳來微弱的女聲；靠在車窗睡覺的婦女一側額頭微紅，應該是車顛簸時磕到的，她的腿上放著一本賬簿，上面滿是歪歪扭扭的鉛筆字；一名衣服上印著“某某便利店”的人按了下車鈴，他不安地盯著手機，焦急的神情從屏幕中倒映出來。“怎么辦呢？”他自語著。路燈的暖光從窗外灑進來，落在每一個人身上。這一束束光會在下車后走向哪里？學校，工位，還是他們的未來？

下車，在斑馬線前等待。霓虹燈的亮光打在我的身上，在街道上留下一道斑斕的影子。

綠燈亮起，我抱著手中的袋子努力地在人潮中向前擠去。這是我第幾次像這樣穿過馬路？半年的時光從身邊流過，我早已數不清有過多少這樣的時刻。

紅燈亮起時，我終于到達馬路對面，往補習班跑去。走進班里，我抬頭，那塊中考倒計時100天的牌子直直刺入我的眼簾。時間奔流，備戰會考的講課聲仿佛還在耳邊，我的初中生活卻竟是要結束了。

補習班下課后，我和母親在電話里通報了一聲，便搭車返回學校。路燈的暖光落在我的肩上，我的身體隨車晃動，像我仍起伏不定的成績。我有點迷茫，我要帶著這一束光去向哪里？

一次下課，我照常去等車，不過上車比往常快了許多。車上的人出奇地少，我找了個窗邊的位置坐下。熟悉的樓房不斷退去，夕陽慌張地落下，我隨車拐向了陌生的街道。我內心不安，就起身看了看車上貼著的線路——除了目的地的名字基本相同，其他站點我從未見過！

等我猛地反應過來，按向下車鈴離開公交，夕陽已浸沒在密不透風的黑夜里。我的面前只剩下兩條空曠的馬路，漂浮的灰塵凝固在路燈的光線中。

“媽，我搭錯車了。”我立刻打通了母親的電話，極力讓自己冷靜下來，說明自己的位置。電話那頭，母親的聲音戛然而止，我不安地看向天空——夜空像一團濃煙滾動著，連月亮的輪廓都看不見。耳邊傳來一陣腳步聲，我握著電話認真地聽著每一點聲響。伴隨著鑰匙碰撞在一起的清脆響聲，我聽見母親鎮定而難掩擔憂的聲音：“我和爸爸現在去接你，電話別掛，害怕的話跟我們說。”我又聽見汽車啟動的聲響。

“嗯。”我握著電話點了點頭。

這個地方好像被拋棄了很久，從搖曳的樹影中，我能隱隱約約地看到來自遠處城市的燈光，像螢火蟲在黑夜里亂撲，最后連自己的光一起消失在斑駁的夜色中。面前的路燈旁，幾只飛蛾在光線中相碰，揮著翅膀向燈源撞去。路燈的暖光又一次落在我的肩上，我想，我知道該走向哪里了。

耳邊，不斷傳來急促的手指敲擊手機殼的聲音，我知道那是與我同樣緊張著的母親。汽車在交錯的馬路上穿行，熟悉的樓房不斷在身后退去，遠光燈亮起，車隨路牌的指引拐向了陌生的街道。我聽見它的燈光破開凝固的空氣，我聽見它在水泥路上搖晃顛簸，在洶涌的夜色中向我駛來。

遠處，一道光沖向我，落在肩上的光點似乎興奮地顫抖起來。我迎著內心翻滾的巨浪，一步步向前走去。光芒的終點，一輛不能再熟悉的車停在那里。我透過車窗，看見母親攥著手機激動的神情和父親笑著向我揮動的手。我的面前和耳邊忽地爆發出同樣的聲響——

“走，上車！”

于是，我穿過人群擁擠的馬路，轉身走出被黑暗包裹的陌生站點，和父母一起開進倒數著14天的時間里。我在時間的洪流中，用手一張張撥開眼前堆積如山的試卷，上面那道紅色的分數一點點上升著，我越發拼命地向前擠去，向著前方的那道光點靠近。最后，一道光穿過，我的視線變得模糊不清——

我下意識揉了揉眼睛。睜眼，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在離開考場的大巴上睡了一覺。午后的陽光從車窗的縫隙中穿過，照得眼睛生疼。我看向窗外，車水馬龍，行人仍川流不息。

這一站，我終于到了。

師生宴結束已是傍晚。我一邊和母親打電話，一邊走向車站。公交車許久不來，卻等來一輛老舊的小客車。我看了一眼車窗上貼著的線路——可以到家！我立刻把車喊停，售票的阿姨打開車門，熱情得幾乎是一把把我拽上了車。

我在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窗外，熟悉的景色不斷流動，逐漸模糊成一塊巨大的幕布，3年的時光像電影般在眼前播放：學校門口來往不絕的學生，踩著上課鈴沖進教室；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紅綠燈閃爍在每一個忙碌奔走的身影上；燈火通明的樓房里，一戶戶人家正迎接著結束了學習或工作回來的親人……車身在不平整的路面上晃動，就像這些搖晃著努力前行的人們。這一個個身影如今走向了哪里？回頭，他們就在我的身旁。

天色漸漸變暗，車廂里的燈亮起，人們的眼中也亮起期待的神情。“師傅，停一停！”一個穿著工作服的男人，不斷拍打著衣服上的灰塵。車門剛打開，他就迫不及待地沖下去，差點與一輛駛來的電動車相撞。我透過車窗，看見了在路口等待著他的妻兒。“媽媽，我們要到了嗎？”在我身邊，一個女孩躺在她母親的腿上。女人輕輕拍了拍她的臉，“看，前面不就是啦？”她一手抓著書包，一手拉著女孩站在了車門旁。

車窗外，記憶里停駐的景色逐漸與眼前的景色重合：門口總是坐著一個婦女的豬腳飯館，招牌缺了一角的便利店，人群熙攘的小攤……街邊的燈光落下，同濃稠的月色匯聚成一道光河。車門一次次打開，人們也一個個下了車，那些身影融進溫和的亮光中，流向他們每個人的來處。

車越開越快，我的身體劇烈地搖晃著，隨車在洶涌的河流中向前沖去。我盯著眼前越來越近的站點，內心劇烈地顫抖著，幾乎快要失控——

最后，客車在村口停泊，那道光河向四周散去，眼前的一切也變得清晰，恢復了記憶里最初的樣子。我看著那塊站牌——我就是從這里走出去的啊。

然后，在路燈的暖光下，我看見了父母的身影。

無名碑（小說）

廣州市第五中學高二（14）班 梁展豪

老城墻根下，野草瘋長。每天放學路過，我總能看到那個佝僂的身影——他像一截干枯的老樹，扎在城墻轉角處，用一把已經磨禿了的小鏟子，小心翼翼地鏟去磚縫間的雜草。

起初，我以為他是一個拾荒者。直到個寂靜的黃昏，我湊近一看才發現，他在擦拭嵌在城墻里的石碑，巴掌大小，字跡已經被侵蝕得模糊不清。

“您擦它做什么？”

“這是無名碑。80多年前，幾百號學生從這兒經過，向西去了。”他那枯瘦的手指輕輕撫過碑面，“最大的十九，最小的十四，他們的爹娘，都再等不到孩子回家。”

我怔住了。沒想到這不起眼的、被雜草和歲月掩蓋的石碑，竟沉睡著如此滾燙的記憶。

之后，我的放學路上多了一個固定站點。老人每天都來，帶著牙刷、軟布和一瓶小藥水。有人笑他癡，說這塊破石頭沒人記得。他不辯解，只埋頭繼續。偶爾也會有白發老人拄杖而來，顫巍巍地放下一枝白菊；也會有年輕人匆匆經過，好奇而拍下照片，便離去。

冬至那天，寒風割臉，我照例向城墻走去。走到拐角處，我猛然停下——映入眼簾的是幾十束潔白的鮮花，有新有舊，花瓣上晶瑩的露珠在燈光照耀下閃閃發亮。碑面被刷洗過，模糊的字跡旁多了一行新刻的字：“他們曾年輕，曾熱愛，曾為腳下的土地遠去。”

后來，我知道老人是當年某個學生的弟弟。80多年前他送哥哥出城，哥哥說打完仗回來教他識字。他等了一輩子，卻只收到了一份陣亡通知書和一顆生銹的子彈殼。那一刻，我感覺心里有什么東西被點燃。周末，我叫來兩個好友，我們一起組建了“城墻維護小隊”。有人笑我們是“小老頭”，我們也不理會，只是將清理前后的照片發到班級群上。沒想到，又有十幾位同學悄悄加入了我們。

不久，老人去世了。去世那天，石碑前站滿了人，從白領青年到白發老兵，從記者媒體到我們這群校服未脫的孩子。

如今，石碑前的花從未斷過，有時是白菊，有時是白蘭。野草不管如何瘋長，都蓋不住這塊無名碑了。我知道，那群遠去的靈魂，正通過這些注視他們的眼睛，繼續凝望著這片他們依然深愛的土地。

后記：我的縣城中有一座老城墻，轉角處確有一座石碑。寫這篇文章時，我想起許多為維護石碑默默無聞的人。這篇文章不敢說真實還原，但陌生人為此駐足的時刻，我是真的見過的。

（指導教師：文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