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妮·甘格爾、于爾根·奧斯特哈默︱全球視野下的全球史再思考

斯蒂芬妮·甘格爾（Stefanie G?nger）

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吳愁拍攝。

歷史學家，無論研究領域、時段或分支如何，都應不時反思其研究、書寫與“技藝”的前提，亦即再度思考、深度審視，并著眼于修正這些前提。如同任何嚴謹的學者一樣，他們應當偶爾從慣常的路徑與習慣的方式中抽身，重新評估自己的基本論述與立場、研究定位與實踐，并回顧其研究背后那些明確的、隱性的，甚至可能是無意識的假設與慣例。我們的核心信念是，不應將這類反思完全交給專業的歷史哲學家或理論家——他們往往缺乏第一手的研究經驗。相反，正如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言，普通歷史學家也應反思“自己的日常工作”——反思其方法、技藝與概念基礎，這一點至關重要。

我們正是試圖從全球史的角度踐行這一反思。我們認為，對全球史進行再思考既必要又及時。盡管經過30年的快速發展并取得了顯著的公眾認可度，但全球史——或任何以這一標簽呈現的研究——仍需要相關研究來闡明歷史走向全球所帶來的意義與后果、可能性與風險。這一點尤為迫切，因為全球史學家所立足的根基正在迅速變化。該領域的許多自我認知、概念基礎與成就，歸根結底建立在一個同義反復的命題之上：全球史是與全球化時代相契合的歷史，是與相互聯結的世界相適應的關聯史。然而，從長遠來看，這一命題恐怕難以立足。進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全球化陷入危機，普世價值受到威脅，我們所處的時代無疑仍是全球性的——從戰爭到氣候變化，我們當下的困境唯有在全球尺度上才有意義——但不再是一貫地、肯定性地，更不用說熱情洋溢地擁抱全球性了。歷史學家對這一轉變或許不會感到驚訝；作為研究過去的學者，他們熟悉收縮、幻滅與分裂的進程。然而，若要讓全球史繼續成為契合當下與未來的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我們這一“學術共同體”就必須相應地反思其技藝，構建一種更堅實、持久且與時俱進的全球史形式，既能順應又能抵御當今席卷世界的變革之風。

全球史的理論、方法論與認識論

大約在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全球史還是一種愿景，如今它已成為一座龐大的知識寶庫。除了大量的研究專著外，如今已有多部著作面向學生、專業歷史學家與普通公眾介紹全球史這一學科，反思過去與現在不同社會中世界史與全球史的實踐及整體狀況，并從綱領層面分析與探討該領域的政治性。一系列著作與文章評估了全球史的未來前景，并將其置于世界主義史學、世界史或普遍史學的傳統中進行定位。然而，盡管成果豐碩且關于全球史“究竟為何”的論辯不絕，這一領域在某種程度上仍對其研究論證形式所遵循的規則與范式，以及大量實踐背后隱伏的前提預設缺乏足夠自覺。迄今為止，僅有少數作者——特別是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邁克爾·朗（Michael Lang），以及在論辯初期的雷蒙德·格魯（Raymond Grew）——曾嘗試在新興的全球史與歷史理論的既有關切之間建立對話。或許可以說，實踐迅猛突進而理論反思相對滯后的格局，本是一種可預期且普遍存在的學術現象，畢竟，密涅瓦的貓頭鷹只在黃昏時展翅飛翔。但情況也可能相反。從1920到1930年代年鑒學派的興起，到1960和1970年代社會史的重塑，一些最重要的史學革新都是實證研究與自覺理論反思相結合的協同計劃。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

我們致力于重新評估全球史中最常用的隱喻、分析工具與認知實踐。這一項目的理論性與方法論性，既非源于刻意的學究氣，也非源于自負，其目的并非要勝過實踐派歷史學家，相反，它在（自我）反思的意義上具有方法論屬性。它（重新）思考歷史學家的“全球性”思考意味著什么，并審視那些有助于（或實際上有損于）組織此類思考的思維框架、認知工具與語言手段。本文關注那些與歷史哲學或歷史理論相關的議題，反思歷史的結構與方向、其與當下的關聯，以及歷史學家如何最好地解釋、語境化并呈現過去的事件與情境。該項目也是一項認識論探索，因為它考察全球史知識的有效性與范圍，并思考該領域特定的認知價值與標準。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它也是一項認識論實踐，致力于反思全球史知識對象的形成——“全球性”“流通”或“關聯”是如何變得可被思考的，即它們如何凝聚并融合為連貫的范疇、范式與研究領域，并持續塑造學術實踐。

全球史的定義通常不依據方法，而是要么通過其研究對象——全球時刻、世界范圍的關聯或全球發生的現象；要么將其定義為一種超越民族國家與內群體的政治態度、“觀察方式”與視角——非狹隘的、包容的、反歐洲中心主義的與世界主義的。事實上，其從業者很少將全球史視為一套獨特的方法，更不用說將其視為一種可能需要不同于一般歷史研究的認知工具的方法——一種方法論創新、進步與創造的領域。全球史學家最常提及的“方法”是比較；該領域為數不多的具有理論深度的概念包括糾纏（entanglement）、關聯史（connected history）與交叉史（l’histoire croisée）。相反，全球史學家依賴“流動性”“關聯性”與“網絡”等語義——通常不涉及網絡理論，或最多只是一筆帶過——將其作為一種替代理論。然而，這些術語大多具有隱喻性與比喻性：正如烏戈·法齊奧（Hugo Fazio）所主張的，“流通”“關聯性”“流動”乃至“全球性”都是隱喻而非概念，且在概念之前就已存在。它們能喚起情感，并遵循可追溯至亞里士多德的傳統——幫助顯現相似性，但在確立差異性與明確歷史事件或進程的確切含義方面作用有限。而這正是概念應當發揮的作用。盡管考慮到世界的語義多樣性，概念的使用可以靈活變通，但應盡可能給出清晰的定義——這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人文學科領域留下的遺產。不應為了文學性的描述與敘事而放棄概念的清晰度。

該領域的觀察者注意到，當全球史學家面臨挑戰、回應對其領域的批評或試圖捍衛其技藝的可靠性時，他們往往回避方法論問題，更不用說方法論創新了。相反，他們依賴歷史學家最傳統的技能與研究方法，強調其對一手史料、歷史深度與語境的重視。這并非意味著不應以與一般歷史研究相同的標準評判全球史，也不意味著其從業者不應以同樣的謹慎態度對待史料，或放棄既定的史料批判規則。然而，正如皮爾·弗里斯（Peer Vries）所言，人們會期望“一種新的研究視角能帶來方法論上的啟示”；對于其從業者而言，僅僅比其他歷史學家查閱更多檔案、掌握更多語言是不夠的。事實上，借用弗里斯的表述，將全球史視為一種具有方法論啟示的研究視角，我們既強調了其特殊性，也突出了其開放性。我們認為，雖然全球史在制度層面常被視為歷史研究中的一個獨立領域，但它本質上更是一種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研究路徑。這種方法論可應用于諸多歷史學子學科及人文社科相關領域——無論是全球藝術史、全球醫學史還是全球音樂史，皆可為其佐證。盡管應用成效參差，但全球史絕非也不應被視作與其他史學方法論和理論路徑存在本質差異的研究范式。當研究主題需要時，史學家們自會博采眾長，全球史既不比其他方法更優越，也非全然迥異于它們。

全球史與其他關聯性歷史研究方法一樣，可能比其他歷史領域更迫切地需要概念與理論意識。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具有全球視野的歷史學家才會大膽嘗試明確的理論構建；馬丁·穆爾索（Martin Mulsow）的“全球化思想的參照理論”（reference theory of globalised ideas）堪稱此類壯舉之一：他試圖為全球思想史提出一個總體框架。然而，這種普遍的理論顯得尤其矛盾，因為全球史本質上就是一項理論性的事業，研究者不能將其參數視為既定存在：對時間框架、空間范圍或合適分析單位的選擇都需要進行審慎思考，因為這些參數都沒有得到隱性慣例，即通常是民族國家范式的認可。即便是分析或比較范疇的使用，如階級、王朝、革命或資產階級這些看似中立，但歸根結底是歐洲中心的概念，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理論審視。從事全球史研究的歷史學家同樣需要進行概念反思，因為歷史學家常用的許多經典分析工具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簡化復雜性，以便進行解釋、分期或比較。在處理異常復雜且豐富的證據與因素時，這些任務自然難度更大，也更需要理論反思與指導。同樣，全球史學家可能也希望對歷史寫作中的視角與作者立場問題進行理論反思：畢竟，全球史最初的戰斗口號是修正主義的沖動，是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抨擊；如今，歐洲中心主義被廣泛認為是現代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整體的一個根本性缺陷。但考慮到任何敘事都需要最低限度的連貫性，如何才能真正寫出一部沒有中心的歷史，或者說一部包含多種聲音與視角的歷史？

馬丁·穆爾索（Martin Mulsow）

采取全球視野的歷史學者更應進行批判性的認識論反思，因為其學術實踐背后潛藏著深刻的政治預設。正如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所言，全球史“建立在將全球一體化視為核心特征的觀念之上”；其對歷史的理解與全球一體化持續加強的目的論密不可分，這種史觀與持續加強的全球一體化目的論密不可分，其終極圖景是讓“所有人都生活在全球網絡之中，置身合作與競爭交織的同一漩渦”。任何愛護羽毛的歷史學家，無論是否研究全球史，都會堅決拒絕與目的論掛鉤——按照普遍理解，目的論是史學中最嚴重的弊病之一。但難以辯駁的是：每位全球史學者選擇研究思想傳播、建立聯系、形成網絡的過程，關注距離消弭、“糾纏共生”與“跨文化性”現象時，其研究旨趣本身就隱含著某種方向性或目的論傾向。近年來，全球史遭受到了來自領域內外的批評，矛頭直指其方法論尺度——批評者認為該領域過度強調內外“影響”的重要性，忽略了內在動因。這些批評言之有理；事實上，在一個旨在尋找此類關聯證據的領域中，傾向于夸大關聯的重要性是一種邏輯缺陷。再次強調，這正彰顯了方法論的用武之地，它能有效約束想象力的泛濫。舉例而言，采用量化方法的全球史學者——至少在基礎層面上將論點形式化——必然會更審慎地權衡各類“影響”的相對重要性，并力求更精準地把握歷史上“全球性”的范疇與內涵。量化方法亦有助于界定“全球性”的閾值、衡量流動性尺度，并為“整合”“聯通性”及相互關聯性建立更可靠的評判標準。無論如何，對方法論與理論抱持過度猶疑態度——這種態度可能時常表現為對過度理論化的反彈——對任何學術領域都是有害的。對于全球史這種特別需要概念、方法論及理論指引的研究路徑而言，此種態度更無異于自毀長城。

本文特別面向全球史學者，原因顯而易見：許多構成他們日常研究基礎的概念與隱喻——例如尺度或距離，在歷史學的其他領域中并不具備同等重要性。然而，后續的諸多討論，亦應能引起更廣泛歷史學者的興趣。誠然，每位史學家都應偶爾停下來反思其研究的概念基礎：反思解釋在其研究中的地位及其與敘事的關系；探討如何在歷史書寫中處理目的論、視角與方向性問題，或建立可靠的、共識性的標準；斟酌何時應使用“更多”“更少”或“更好”等表述。事實上，由于全球史對理論化的特殊需求，它也有助于對更廣泛的史學理論構成挑戰并作出補充。例如，于爾根·奧斯特哈默撰寫的關于敘述主義的理論，通常指向有限空間領域內相對簡單的線性敘事結構。而全球史學者所應對的那種連接不同場所的非連續性敘事，則對傳統的敘事觀念提出了挑戰并增加了其復雜性。

同樣，克里斯蒂娜·布勞納（Christina Brauner）關于對分期問題的反思，也能從全球史的爭論中獲益，因為我們對時間、時間性與時間制度的概念中所蘊含的時間政治，在殖民與帝國遺產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再以目的論問題為例，全球史并非唯一一種在摒棄某種目的論形式，即歐洲中心主義與民族主義后，卻不自覺地接納了新的方向性，即全球一體化的研究路徑。事實上，自18世紀末以來，史學家們已屢次摒棄一種目的論并以另一種取而代之，從末世論到進步論再到民族主義，皆是如此。近期，目的論更以末世論式的人類世（Anthropocene）話語以及以自然持續退化為前提的環境史形式再度（重新）登場。當然，這并非是要愚蠢地否認氣候變化或環境破壞與退化。而是意在指出，史學研究的其他領域也同樣充滿了方向性意識，它們也應像全球史學家一樣，批判性地反思這是否會損害其對歷史復雜性與偶然性的理解。

簡言之，全球視角絕非僅僅是焦距的微小調整。全球史與廣義歷史學研究共享基本邏輯與認知基礎。但它增添了更多的復雜性與理論挑戰，即使對那些不關心或漠視全球史學者實證研究成果的人而言，這些挑戰也頗具興味。長期以來，微觀分析，局限于一個村莊、城鎮或國家的研究以及其他“離散”形式的歷史，為歷史理論注入了新的視角，質疑了范式的有效性，并通過關注能動性、特殊性與細節，挑戰了簡化論。同樣，全球史與其他關系性歷史形式也可以成為歷史理論的試金石。它們共同使我們能夠檢驗歷史理論的前提與價值、其可靠性與適用范圍。

動蕩的根基：2020年代的全球史

對全球史學者技藝進行系統性反思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世界正急速變遷。全球史雖植根于古老的世界史或“普遍史”傳統，但從概念與理論上看，它是20世紀90年代的產物——那是一個全球化熱潮與理論化建構形成的十年。當時，半個世紀政治去殖民化的終結、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光明的經濟前景及信息技術的崛起，似乎預示著一個無國界世界、不可逆轉的和平一體化的前景——且幾乎沒有反對聲音——以及意識形態與宗教裂痕終結。作為一項日益享有聲望與認可度的學術事業，全球史正是在那十年的樂觀展望及“世界一體論”（one-worldism）精神中成形的。這種精神在全球史學家對“運動、流動性與流通”的熱情、其關于“無阻礙流動”的基本詞匯，以及對“聯通性”持續增強的隱性信念中，至今仍清晰可見。

那種含蓄的自信已無法再激勵和支撐全球史研究。無須贅述21世紀世界主義愿景遭遇的一系列挫折：民族主義“本國優先”論與孤立主義的興起，“全球治理”無力遏制大國自私行徑，信息技術被用于數字化監控與網絡戰而非解放，新冠疫情及其相應防控措施帶來了瓦解效應。這并非意味著全球化已失去意義，事實上，在某些層面，世界變得比以往更加一體化——政治與經濟沖擊在全球范圍內產生連鎖反應，核威脅與氣候災難危及生活在這個有限、封閉世界中的全人類。畢竟，當災難無處可藏時，便達到了最大可能的全球性。全球化所失去的，一方面是其純真性與固有的良善表象，另一方面則是其一致性、均勻性與可靠性的所有假象。相反，當今世界展現出糾纏的辯證關系：并非簡單地在一體化與分裂、全球化與去全球化之間搖擺，而是在整合的多個層面之間可能存在矛盾關系，并相互背離。例如，疫情導致全球人員流動陷入停滯，瓦解了全球供應鏈，并暴露出疫苗分配方面全球團結的嚴重匱乏，同時卻在全球范圍內加強了數字通信，更遑論病毒如何肆虐世界，無孔不入。2022年2月24日爆發的俄烏戰爭導致國際糧食市場混亂，使一個主要國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同時引發了大規模難民潮、異常一致的全球輿論（至少在聯合國舞臺內），以及全球能源危機。輸油管道變成了經濟遏制的武器，而相互依存關系失去了其“相互”前綴，從看似互惠的關系轉變為等級制的約束關系。

如果說全球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那么當時代發生變化時——正如克里斯蒂娜·布勞納所言——又會發生什么？20世紀90年代為“全球性”“關聯性”“流動”與“流通”等認知范疇的誕生創造了特定的歷史條件。到21世紀20年代，催生這種“全球話語”（global talk）的歷史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已經消失。近期的發展正在否定繼續影響全球史話語的若干假設與意象，要求我們對其進行再思考。

克里斯蒂娜·布勞納（Christina Brauner）

首先，必須反思我們寫作與術語中隱含的價值判斷：我們將全球化視為良性進程的觀念、我們對“運動”的癡迷（這在全球史的開創時期尤為明顯），以及長期以來附著在“聯通性”“流動”與“流通”等術語上的最終積極內涵。近期諸如難民危機、疫情、氣候災難與核威脅等經驗，不僅提醒我們全球“聯通性”令人不悅、有毒乃至致命的一面，也深刻揭示了“聯通性”未必關乎自由選擇、包容與無限制的能動性。它可能違背我們的意愿降臨、糾纏并折磨我們。全球史學家將不再能夠如此輕松且天真地談論聯通性、流通與流動性，甚至或許需要在其詞匯表中加入不同的、可能較少人類中心主義的語義——如“傳染”（contagion），甚至是備受詬病的“擴散”（diffusion）——以表達過去與現在的全球經驗。

長期以來，現代時代與不受限制且史無前例的流動性相關聯，這被視為全球史研究中的一條鐵律，如今亦被動搖。這并非否認1850年后因交通技術進步帶來的遷移水平提升，若“流動性”可因政府疾病防控策略而一日之內遭禁或近乎不可能，則“加速”是一種變化的變量，而非自然之力。同樣，日益一體化的前提不僅近乎瑣碎——全球人口增長與交通通信技術的改善必然導致接觸的激增；我們當下的經驗也使這一基本信念站不住腳。事實上，人們可能會考慮用其他方法取代“全球化”或“全球一體化”概念，這些方法考慮到不同層面的一體化及其可能的矛盾關系——正如揚·C.揚森（Jan C.Jansen）所言，去超越這種無差別的宏觀過程與“框架裝置”，轉而思考具有不同方向性、速度與范圍的“異質性”全球過程；甚至包括擴張與收縮、終止與逆轉的循環性、偶然性與混沌過程。全球史學者不僅需更多關注那些對世界的恐懼與危殆感的“全球想象”，而非那些意欲表達世界主義的渴望，同時也應更嚴肅地考慮過去世界可能“缺乏聯通性”——具有獨特性、異步性與孤立性。無論如何，當“事實改變”時，思維與語言的慣例必須重新審視。

誠然，全球史不能是一部與當下脫節的歷史。然而，在某種程度上，它必須與20世紀90年代，更廣泛地說，與其實證主義保持距離。這并非否認歷史與當下的必然聯系，也不否認歷史總是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的事實。但一部更少依賴明顯即將過時的概念、更清楚自身前提的歷史性、更謹慎且自覺地使用范疇的全球史，將更能抵御變革之風。它可能不再是一種“潮流”，而更可能成為一種持久的歷史研究方法或一套方法。本文并不試圖預測多年后全球史會是什么樣子；我們并非占星家。相反，它關注的是全球史可能呈現的面貌。許多歷史學家回避規定性或規范性的表述，擁有充分的理由。在一個“轉向”層出不窮，以及各種“趨勢”相互競爭的學術世界中，過分自吹自擂顯得粗俗。同時，評估一個學術領域的現狀永遠不可能是完全中立或無偏見的。由于我們的研究是一項批判性實踐，它必然且確實旨在揭示缺陷與弱點，指出改進的空間與進一步探索的途徑。對于任何學術領域而言，一定程度的“守門”都是不可或缺的。重申一次，我們的批判絕非對一項未竟承諾的挽歌——恰恰相反，我們堅信，學術領域通過對其前提、術語與概念進行解構與重構、去穩定化與再穩定化的智識實踐而得以完善。對我們而言，全球史是一種充滿可能性、蘊藏無數待述故事的方法論路徑。我們批判它，并非認為它“風光已逝”——順便提及，被認為持有這一觀點的杰里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本人從未如此認為——而是因為與特定時代脫鉤，它必然會長久存續、不斷前進并蓬勃發展。對當下的任何審視都必然指向未來。本文正是沿著這種謹慎的規范性路徑前行。

再思考前提

在理想世界中，應召集一組專家，委托他們編纂一部多卷本《全球史關鍵術語詞典》，效仿賴因哈特·科澤勒克及其合編者編撰八卷本《歷史基本概念》的百科式工程——那是一部德語史學家不可或缺的工具書。本文難免未臻如此宏愿。相反，它精選了一系列概念與主題，冀望在連貫性與多樣性間取得平衡。

《歷史基本概念》是賴因哈特·科澤勒克領銜編撰的概念史里程碑巨著

歷史學家可用的工具可按精確性與模糊性、“硬”方法與“軟”視角的尺度進行排列。我們的部分主題位于這一尺度的“硬性”一端：比較、解釋、分期與量化是歷史學與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確立已久的核心內容。第一部分專門探討全球史中研究與論證的方法論形式，對這些主題進行了分析。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解釋了（或提出“為什么”的問題）所面臨的特殊困難，這類問題必然依賴于對復雜性的某種簡化，而全球史需要處理異常繁多且豐富的證據，解釋似乎已有些過時。許多全球史學家更喜歡講故事與生動的敘事，而非解釋與分析。然而，任何敘事都離不開深思熟慮。即使是最引人入勝的故事也包含解釋，盡管是隱性的，不揭示其前提、選擇與偶然性。與解釋相關的挑戰密切相關的是全球尺度上的比較挑戰，亞歷山德羅·斯坦齊亞尼（Alessandro Stanziani）探討了這一主題。斯坦齊亞尼深入分析了選擇“中立”比較參數的困難、關于獨特性的話語與其他隱性比較，以及當將根本不同的實體放在一起比較異同點時，如何放棄或尋找“其他”模型。任何比較都需要一種元語言，一種可通約性的實踐，這在全球尺度上通常會更加復雜，因此特別需要概念反思與指導。

克里斯蒂娜·布勞納探討的時間與時間性問題，也對全球史構成了挑戰。考慮到過去世界中時間性、時間制度與時間文化的多樣性，布勞納討論了在全球尺度上進行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分期所面臨的困難。例如，備受爭議的“全球中世紀”（global Middle Ages）概念。它是確保同時代性與包容性——讓所有人都在歷史中擁有一席之地——的一種方式，還是歐洲中心主義自負的延續? 這一部分以皮姆·德茨瓦特（Pim de Zwart）關于全球史中量化方法的討論結束——換句話說，就是用數字進行論證：這一主題本屬于經濟史學家的研究范圍，但具有更廣泛的影響。數字人文的興起必然會使數字成為焦點。我們不妨消除對數字的任何疑慮，學會運用它們來構建更堅實的全球史形式。

我們的其他主題更接近這一尺度的“軟性”一端，因為它們致力于隱喻甚至“語言意象”（Sprachbilder），而非定義明確的概念與范疇。首先，當然是“全球性”——這一概念在學術性與通俗性的全球史寫作中反復出現，但很少得到其迫切需要的細致審視。正如皮爾·弗里斯（Peer Vries）所指出的，“全球”與“全球化”這兩個術語的模糊性、暗示性與不確定性，可能對一些從業者具有吸引力。然而，它們誘人的不精確性，一方面阻礙了對其潛力的審慎評估，另一方面也阻礙了對全球視角的分析局限性與約束條件的評估。蘇吉特·西瓦桑德拉姆（Sujit Sivasundaram）探討了“全球性”的含義——無論如何，這都是全球史最基本的概念——強調了其建構性與偶然性：地球（順便提及，地球是扁球體而非正球體）是唯一既定存在，全球并非給定，而是歷史人為構建。全球性的意義與聯想如何隨時間而變，并與歷史行動者的宇宙及其地理、社會與溝通限度相關聯。西瓦桑德拉姆補充并呼應了其他領域試圖理解“全球性”的爭論，如社會學系統理論與國際關系話語。

與“全球性”密切相關的另一個意象是“領域”（sphere），它暗示著能夠通過包容與排斥來調節準入。全球史學者傾向于拒斥那種常被視為老舊方法論民族主義象征的“容器”式歷史觀。然而，某種形式的結構化是必不可少的，而正如瓦萊斯卡·胡貝爾（Valeska Huber）所展示的，“領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候選選項。這是全球史學家可考慮納入其詞匯表以豐富表達方式的眾多例證之一。

全球史話語中另一個基本且常用的概念是“尺度”（scale）。達尼埃爾·馬爾戈奇（Dániel Margócsy）既質疑了這一概念的自明性，即“分析層次”的理念本身，也質疑了其所包含的微觀—宏觀或全球—地方等過于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同時，馬爾戈奇也指出，如果謹慎運用這一概念（部分基于地理學領域近期的理論反思），它將具有一定的實用性。與西瓦桑德拉姆或斯坦齊亞尼的研究類似，馬爾戈奇的研究追溯了相關概念的語義演變。畢竟，即使在進行方法論反思時，歷史學家也無法放棄其對變革的習慣性關注與專業洞察，而這一特點帶來了積極效果。

除此之外，有必要進一步揭示并細致審視那些指導全球史學家工作的，未受質疑的“結構”、偏見與假設。揚·C.揚森批判性地反思了全球史中隱性的方向性，尤其是對全球一體化持續增強的隱性假設。他并未評判這一史學“弊病”，也未試圖反駁關于全球史學家的思考與寫作中隱含某種目的論與方向性的指責，而是將關于目的論的爭論轉化為對整個歷史（尤其是但不僅限于全球史）理論基礎的探討。這一探討，以目的論為啟發，創造性且具挑戰性地思考了歷史寫作中的方向性、連貫性與進程問題。

杰里米·阿德爾曼同樣如此，其關注的是全球史文獻中另一種形式的目的論，即現代社會中距離的消亡的觀點。全球史通常被定義為對那些相隔遙遠但跨越了巨大地理與文化距離的對象的歷史研究，然而，其從業者很少將距離作為研究主題與敘事內容。阿德爾曼不僅揭示了現代時期物理距離的消失與克服如何伴隨著其他形式（社會、法律、種族）距離的產生，還探討了關于陌生與熟悉、“歷史軌跡”（arc of history）以及距離作為變量與影響等方面的觀點。

斯蒂芬妮·甘格爾關注那些全球史在探討物質世界方面中隱含的、未言明的假設。她特別關注歷史學家將物質與物質文化與特定尺度、語境或觀察層面相關聯的依據：既關聯到世界建構、全球尺度與“關聯性”，也關聯到具體、特殊與私密的事物——后者可能被視為其自身社會宗教結構的基礎。

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Dominic Sachsenmaier）探討了另一個未受質疑的假設——即全球史徹底摒棄了“中心主義”（centrism）。通過考察歐洲中心主義、“中國中心主義”及其他形式的中心主義，他揭示了這樣一種錯覺，即存在一種未受污染的、無中心的作者視角。他以中心主義概念為視角，更廣泛地反思了歷史寫作中的視角、觀點以及書寫無中心歷史的可能性與可取性。該研究最終指向一個政治問題：如果任何歷史都需要敘事梯度或中心，那么全球史是否不可避免地與全球學術界內外的霸權（歐洲、美國等）相關聯?還有更多概念與意象值得本文所嘗試的這類反思。

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Dominic Sachsenmaier）

本文意圖啟發并鼓勵沿著文中提出的思路開展進一步的研究與反思。我們本可以納入關于“網絡”（network）、“邊緣”（periphery）、“鏈條”（chain），例如商品鏈（commodity chain）或“擴散”（diffusion）等概念的研究，其中“擴散”是全球史中眾多自然主義隱喻之一。關于“語境”（context）的理念，尤其是“全球語境”作為所有語境的語境，事件或進程往往“嵌入”其中，看似不言自明，實則具有迷惑性；以及“秩序”（order）或多種“秩序”的理念，仍有許多內容值得探討。“關聯”（connection）與“關聯性”（connectivity）的理念當然也值得單獨成章。但實際上，這一主題在全書多處都有涉及，其普遍性與重要性不言而喻。全球史與其他關系性歷史形式中的一些更經典的問題、“模型”（model）與“理想類型”（idealtype）無疑也值得深入研究，例如“能動性”（agency）、“結構”（structure）或“翻譯”（translation）這一復雜領域——“翻譯”既指精確的語言操作，也泛指跨文化轉換與變形的隱喻。

我們希望，秉持本精神的更多研究將超越語言、地理與史學方面的局限——除薩克森邁爾的研究外，其余部分主要聚焦于西歐語言的文獻。未來的論文集或許會將視野拓展至全球視角，例如探討東非對“全球性”的看法、波利尼西亞的時間概念或日本對海洋空間的建構。其作者與編者（他們可能不像我們大多數人那樣是歐洲人）也應反思自身的社會文化前提，既不迎合歐洲現代社會對原創性、“永恒確定性”與“瀕危本真性”的渴望，也不在摒棄歐洲中心主義與全球一體化所固有的目的論之后，陷入一種新的方向性追求，期望在別處找到截然不同的本體論與根本的異質性。事實上，在現代時期，史學詞匯的徹底“去殖民化”即便并非不可能，也極具挑戰性。如今，歐洲、北美與澳大利亞，即典型的“西方”（West），之外的歷史研究者，無論其地理位置與文化背景如何，都在討論相同的作者，盡管學術翻譯領域的不對稱導致了接受程度的極大差異。此外，并非所有源于西方史學的概念都無可救藥地帶有偏見或無法移植。親近與距離的問題，或物質性與精神性的二元對立，在許多文化語境中都存在。對歷史變革時間形式的理解也是如此。事實上，時間性研究在這方面是一個特別富有成效的領域。盡管解釋、比較與計數的實施方式可能各不相同，但它們都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認知過程。利用史料、構建歷史論證以及揭示偏見的邏輯，同樣不具有文化特異性。這并非意味著未來的歷史學家不應將其概念與假設歷史化、“地方化”（provincialize）并置于具體語境中，而是說，他們不應陷入一種錯覺，即認為在別處能找到徹底的異質性、純粹性與本真性。

全球史面臨著來自多個角度的批評。更根本的批評并非主要來自其自身的全球學者群體，而是來自兩個外部陣營：一方面是那些反對將其民族史去中心化、建立關聯與進行比較的歷史學家，他們擔心這會削弱民族國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后殖民與去殖民研究領域的學者，他們越來越不愿意將前帝國暴力與剝削的受害者和施暴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這兩種批評都否認人類經驗的普遍性，否認存在使萬物能夠相互對話、建立關聯與進行比較的共同基礎。盡管在方法論與概念層面上是20世紀90年代的產物，但全球史深深植根于更古老的世界史或普世史寫作形式——這類寫作在特定時空下，以盡可能廣泛的方式理解當時已知或可知的世界。例如，阿拉伯傳統中的普世史（general history）是一種超越歷史學家“內群體”（we-group）的歷史，是關于“我們”（Us）與“他們”（Them）的歷史。與世界史（world history）從人類劃分為不同單元（文明、宗教共同體、帝國或世界區域）的出發點不同，全球史遵循這一“普世”傳統，刻意淡化單元的重要性。在無法忽視單元的情況下，則將其視為“被建構的”（produced）或“人為構建的”（constructed），而非既定事實。如果該領域認真對待這一遺產與路徑，那么關于概念、意象與方法的全球對話就不存在根本障礙。事實上，全球史學家應當在這一點上堅持立場。他們的路徑不僅能讓我們判斷哪些隱喻、研究形式與理念因過于獨特而應被摒棄，哪些因足夠普遍或全面而應被保留或采納；其關系性路徑還能促成我們當下迫切需要的全球對話。有人可能會反對，當西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接受與影響仍不對稱時，真正的對話是不可能的。誠然，資源的分配（從期刊許可到訪問學者職位）極不均衡，學術自由免受政治、意識形態與宗教壓力的程度也存在巨大差異——而對于一種從統治者與正統守護者的角度來看拒絕以任何明顯方式“有用”的歷史而言，學術自由至關重要。然而，盡管不平衡仍是關聯與交流的障礙，但這也是培育關聯與交流的最佳理由。關聯充其量能幫助糾正不平衡。再次回到謹慎的規范性立場：全球史是，也應當是一種“普世”類型的歷史，它應當，且能夠成為一部全人類的歷史，一種人們彼此建立關聯的路徑。

Rethinking Global History是由斯蒂芬妮·甘格爾（Stefanie G?nger）與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共同主編的學術著作。

（本文首發于《全球化與全球治理（2026 春季卷）》，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來源：斯蒂芬妮·甘格爾、于爾根·奧斯特哈默/文 吳愁/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