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與思想｜這一次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小鳥與好奇心）

曾經看過一本新出的美國歷史，為此感慨：每個時代都會有屬于這個時代的歷史學家去寫他所看到的這段歷史，或者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重新寫一遍歷史，加入他們想加的內容，比如加入階級斗爭，加入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加入非洲裔，加入女性的覺醒。

現在這股風潮進入到了哲學史界。《幸福哲學家——功利主義巨擘的生平與著作》，它更準確的名字應該是《幸福哲學家——功利主義巨擘的生平、太太們與著作》。葛德文的太太和戰友——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密爾的太太和戰友——哈麗雅特·密爾、西季威克的太太和戰友埃莉諾·米爾德里德·西季威克……《幸福哲學家》這本書告訴我們，巨擘的太太們為功利主義哲學做出了什么貢獻。

這部巨著可以視為是功利主義四巨頭——葛德文、邊沁、密爾和西季威克個人學術傳記的合訂本，每一部分自成體系，完全獨立。當然，放在一起是更宏大的主題：功利主義哲學如何發生、如何與帝國的發展處境息息相關，在一定程度上它將啟蒙主義理念落實在實踐之上：關于人性實踐、理性實踐、幸福的實踐——我們稱為普世價值的那部分內容是如何展開的。

因為太太們的參與，我們有了更多的有異于過去一個多世紀的考察視角，以及，哲學圈八卦。

經“金城出版社”授權，我們摘選了其中一節的部分內容分享給讀者。

愛的理由

在動蕩的時代下，葛德文的愛情生活也并不平靜。

在1791年的一次晚宴上，他遇到了一生摯愛沃斯通克拉夫特。實際上，他本來是想與潘恩交談，可惜潘恩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健談，后來這場談話轉而由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導。沃斯通克拉夫特著有《人權辯護》（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對柏克做出了直接的回應）和《女權辯護》，其中，《女權辯護》可以說是現代女性主義的經典奠基之作，這本書振聾發聵地指出，女性是理性的存在，而非充當裝飾品的玩偶，應當享有完全的平等。用她的話來說：

為了爭取女性的權利，我的主要論點將基于這樣一個簡單的原則之上：若教育不能使得女性做好成為男性伴侶的準備，那么對她的教育只會阻礙知識和美德的發展——因為真理必須為人所共有，否則，就其對一般實踐的影響而言，它將是無用的。若女性不知道自己為何應當賢惠，那么又怎能指望她與人合作呢？除非她的理性因擁有自由而增強，增強到明了自身的責任，明了自身的責任與真正的善之間的關聯。

在葛德文看來，他們的第一次相遇，與其說是印象深刻，不如說是惱火，因為他“實際上想多聽聽潘恩講話，耳朵里卻總是傳來她的聲音”。那時的沃斯通克拉夫特養成了“凡事都往陰暗面看的習慣，并且時常發出批評之聲”，而葛德文“卻十分傾向于以積極的方式思考”。盡管后來打過幾次交道，但直到1796年1月8日海斯（Mary Hays）安排的晚宴之后，他們才擦出愛的火花。沃斯通克拉夫特目睹了法國發生的革命，并充分意識到自己已然成為一位真正的激進女性主義者，她發覺自己與葛德文關于婚姻、盧梭對女性的看法、革命正在發生的轉變等有著相似的評價，葛德文仿佛是她的靈魂伴侶，是一位也相信“通過理性的施展，知識和美德自然會流動”的人。她意識到，葛德文是一位非常熱心且易于共情的人。

盡管葛德文名氣不小，他本人卻其貌不揚。他的腦袋很大，頭發稀疏，眉毛卻很濃，鼻子大，腿短。他雖不是非國教派牧師，但他的穿著習慣頗似異議牧師（除了幾件時髦的黃色外套外，他一生都保持著這樣的穿衣方式，盡管后來他不再清瘦）。此外，作為“一個男人，他有點遲鈍，不善言談，舉止還像個書呆子。像他這樣一個懶得走動的獨身主義者，幾乎沒有過與沃斯通克拉夫特類似的、對于愛情與世界的體悟”。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則“個子中等偏上，比例勻稱；她的體型豐滿，頭發和眼睛都是棕色的，長著一張討人喜歡的臉；她總是神采奕奕，令人印象深刻；她的聲音十分柔和，婉轉動聽”。葛德文后來用更加生動的語言描述了她：

我們經常遇到這樣的人，他們被賦予了最細膩、美妙的情緒感知力，他們的心靈似乎太過細膩，以至于無法面對世事的滄桑，對他們來說，快樂是生命的底色，而失望則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痛苦。《少年維特之煩惱》的作者很好地描繪了這一類人。在這方面，瑪麗就是一個女版的維特……她的個性似乎會隨著命運的變化而改變。她的悲傷與沮喪都被忘卻，展現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年輕人般純真而有活力的頭腦。她就像一條俯在巖石上的蛇，褪去舊皮囊之后，再次煥發出了屬于其一生最快樂時期的光彩、潔凈和生機活力。她古靈精怪，充滿自信，善良且富有同情心。容光煥發的她聲音也歡快了起來，性情愈發溫柔，每天都帶著溫和且迷人的微笑，每個認識她的人都清楚地記得，這樣的笑容贏得了大家發自內心的喜愛。

她曾多次公然挑戰傳統，拒絕步人婚姻殿堂，卻與已婚畫家富塞利（Henry Fuseli）和美國激進分子伊姆菜（Gilbert Imlay）發生婚外情，并與后者生了一個女兒，名叫范妮（Fanny）。由于與伊姆萊的關系惡化，她曾兩次試圖自殺。在一月的那次晚宴之后，葛德文逐漸對沃斯通克拉夫特產生了好感，這與她的書《瑞典、挪威和丹麥短居書簡》（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Norway，and Denmark）有一些關系。在四月時，沃斯通克拉夫特大膽地主動拜訪了葛德文，葛德文在那時接受了她的求愛。當時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正在努力擺脫與伊姆萊的關系；葛德文也做好了迎接未知生活的準備。伍爾夫對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主動和葛德文的包容有過令人難忘的描述：

正是在這場危機中，她再次見到了葛德文，一個長著大腦袋的小個子，在法國大革命使薩默斯鎮的年輕人認為一個新世界正要誕生時，她遇見了他——然而，這只是委婉的說法，因為沃斯通克拉夫特與葛德文的再遇實際上是因為她的主動拜訪。這受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嗎？街道上的鮮血、耳邊響起的憤怒人群的呼喊，是使得她穿上斗篷去薩默斯鎮拜訪葛德文，還是在賈德街西等著葛德文來找她，這又有什么關系呢？是怎樣奇異的人生劇變才能催生出這樣一個不尋常的男人，他是如此之古怪，他既吝嗇又寬容，既冷漠又深情——因為若是沒有非凡的心靈深度，他對妻子的回憶錄是不可能寫就的——他認為他妻子做得沒錯，葛德文尊重瑪麗，因為她蔑視束縛女性生活的愚蠢習俗？在許多問題上，特別是在兩性關系上，葛德文都有著非常獨到的見解。

對于葛德文詩意的求愛，沃斯通克拉夫特回應道：“此外，我想提醒你，當你用詩化的語言給我寫信時，不要選擇最簡單的工作，訴說我有多完美，而是要專注于你自己的內心感受，也就是說，讓我鳥瞰你的內心世界。”后來，她搬到了薩默斯鎮——葛德文的居住地。到了七月，葛德文開始寫道：“我愛你豐富的想象力，愛你貪吃的嘴臉，愛你勾人的眼神，總之，這一切構成了我們大名鼎鼎的瑪麗那迷人的全部。”與從前為正義聲辯一樣，葛德文飽含激情地宣稱：“我將用我那激昂的聲調、有力的重音、會說話的雙眼（透過我的眼鏡），以及那洶涌的激情向你示愛……我的愛意如此澎湃，宛若朱庇特對塞墨勒的愛，熱烈到將她化為灰燼。”到了八月中旬，他們開始在肉體上結合，盡管這種結合始終與精神上的交融難解難分，畢竟他們都認為感官上的吸引應該出現在精神上的共鳴之后。到了九月，沃斯通克拉夫特給葛德文寫信說：

我確信，今天早上，你不僅在我的心里，而且在我的身體里。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背向你——可是你老是纏著我，你的眼神、情話或愛撫使我渾身震顫——是的，就在我努力想些什么（如果不是在想某個人的話）的時候。快走開，入侵者！盡管我不得不加上“親愛的”（真是欲迎還拒啊）。

當內心和理智相結合，我發現，即使一個女人竭盡全力，也無法逃避原始的欲望——哲學家能做到更多嗎？

事實上，很顯然，他們的關系為葛德文提供了低級快樂和高級快樂交融的體驗，而在此之前他只是基于理論做過一些十分抽象的研究。沃德爾精辟地解釋道：“在結合的過程之中，雙方都變得更強大、更完善；他們都從這一過程中獲得了滿足——對瑪麗來說，這是她長期尋求卻從未獲得的滿足，而對葛德文來說，這種滿足甚至是他未曾知曉的。”葛德文對英奇博爾德（Elizabeth Inchbald，葛德文深愛的一位女士）和奧爾德森（Amelia Alderson）等文豪們溫和而儒雅的示好，與他和沃斯通克拉夫特之間的完全不一樣。葛德文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喜歡閱讀彼此的草稿，指出對方的問題再賠禮道歉，他們成天交換小紙條，工作時愛待在各自的住所，到了夜晚再迫不及待地見面。女兒范妮對葛德文也十分崇拜，稱呼他為“男子漢”。有這樣一個平等、友善、在工作上合拍的伴侶，葛德文才第一次體驗到了家庭生活的真正樂趣。

但一切還是發生得太快了。1796年底，沃斯通克拉夫特懷孕了——“葛德文的‘碰運氣式’避孕，似乎算是一種安全期避孕法，但它顯然還是失敗了”。盡管她表示，“我可以獨自承擔自己行為所帶來的后果，而不想讓任何人卷入其中”。但葛德文確實和她設想的一樣，在內心深處是一個無比“溫柔體貼的人”，他當然打算支持她。事實上，沃斯通克拉夫特很快也發現自己想要并且需要這種支持，所以她提議二人結婚。他倆顯然認為，與再誕下一個非婚生子所帶來的污蔑和排擠相比，因結婚而受到的攻擊或許并沒有那么難以接受。1797年3月29日，他們在倫敦圣潘克拉斯教堂正式步入了“所有壟斷中最可惡的”婚姻，這場婚禮只有一個見證人/來賓，并且他們堅定地認為，彼此都不需要說出那些發誓遵守什么承諾的話。

他們終于一起住進了名為“多邊形”（The Polygon）的住宅區的29號房子里，現在，他們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向友人們解釋，并讓自己免受敵人們的攻擊。兩位偉大的婚姻制度反對者之間的婚姻是多么可笑啊！葛德文的女性朋友奧爾德森不斷地攻擊他們，奧爾德森寫道：“嘿！崇高的理論將多么迷人啊，如果人們真能做到的話！”他寫信給托馬斯·韋奇伍德（Thomas Wedgwood）——著名陶器制造商喬賽亞·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的兒子，葛德文的狂熱追隨者之一——說道：

我的“政治正義”觀是，兩個異性之間產生某種程度的偏愛并沒有錯，錯的是像歐洲國家那樣的婚姻制度。我仍堅持認為，只有出于對個人幸福的考量（我無權抨擊這種考量），才會促使我屈服于一個我也希望廢除的制度，不僅如此，我還要建議我的同胞們，除非是經過了極其審慎的考慮，否則永遠也不要付諸實踐。在做了讓自己感到安寧和體面所必需的事情之后，我認為自己并沒有受到多余的束縛，儀式舉行之后的我與儀式之前的那個我并沒有什么區別。

如馬歇爾所言：“一般的道德準則必須向眼前的特殊情況低頭，這至少沒有違背《政治正義論》的原則。此外，正如葛德文對另一位通信者說的那樣，他每天都在遵守著那些他希望廢除的制度和習俗。他補充說，道德，‘不過是在一種惡與另一種惡之間找到一種平衡。我必須在社會和個人，服從和不服從之間做出決斷’。”

在這個層面上，葛德文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女版葛德文（沃斯通克拉夫特給自己取的外號）都能很好地應對。對他們來說，在爭吵中相互讓步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他們也確實有著許多支持者，包括葛德文的母親，她一直支持著葛德文，直到1809年離世（也就是在葛德文父親1772年離世的多年之后）。葛德文和沃斯通克拉夫特深深地愛著彼此。盡管沃斯通克拉夫特偶爾也會因為一些古怪的事情而感到嫉妒，又或是因為一些零碎的事情而與葛德文爭吵不休，但他們真的融入了彼此的生命，難解難分。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說過，“在家中，只要丈夫不是一個‘木頭人’，那么他就還有點兒用”。在政治和哲學上，他們實現了真正的平等，不僅如此，他們還將許多人眼中的理想變成了現實。但是，隨著他們的女兒瑪麗在助產士的陪同下于8月30日深夜出生，情況突然變得復雜起來，難以應對的他們不得不請來醫生，將破碎的胎盤一塊一塊地從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身體里取出，這個過程相當痛苦與血腥。他們的孩子狀況良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開始也恢復得不錯，然而，沒過多久她就患上了嚴重的敗血癥。9月10日，一個星期天的早上，她去世了，她將自己的最后一句話獻給了葛德文：“他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好的人。”

葛德文痛徹心扉，他懷疑自己“再也不會感受到幸福”。沃斯通克拉夫特被安葬在圣潘克拉斯教堂的墓地，但葛德文由于憂思過度，甚至無法參加葬禮。他的悲痛是真切的：

葛德文先是把所有的書和文件都搬到了他亡妻的房間里，并把奧派（John Opie）為她繪制的肖像掛在書房中，直至他四十年后去世。他決定照顧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兒范妮和他們剛出生的孩子，并把她們都接回了自己家中。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生病期間，范妮和新生兒都一直由雷弗利（Maria Reveley）照顧。瓊斯（Louisa Jones）是葛德文姐姐的朋友，她來葛德文家中幫忙，很快也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員。

葛德文變得不愛出門。他最親密的朋友們（霍克羅夫特、芬威克夫婦和瑪麗亞·雷維）常來探望他，但他們都無法驅散他的沮喪與焦慮。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去世的七周之后，他寫信給她的一個朋友，說自己曾看見“一束光點亮了我的生活，卻使得剩下的日子顯得更加黯淡，說得更真切一點的話就是，顯得毫無希望”。

葛德文重溫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并開始為她撰寫傳記，這部作品在許多方面甚至比《政治正義論》和《凱萊布·威廉姆斯歷險記》更為出色。這是一部發人深省、講述真理和書寫生命的作品，實際上，這部作品充分地闡述了葛德文完全成熟觀點的形成過程，盡管其中也包含著一些坦誠到令人震驚的部分——有關他對妻子的愛。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家庭生活至上者”，她對個人的情感偏好在任何重要的幸福觀中所起的作用再清楚不過了。正如他在《<女權辯護>作者回憶錄》（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對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描述：

她非常在乎異性之間的相互偏愛，認為這是人生的主要慰藉。她的格言是：“欲望應由想象喚起，想象卻不應由欲望引發。”換句話說，任何與感官滿足有關的東西，在一個心靈純潔的人身上，只應作為個人情感的結果而產生。在這方面，她對我們大多數男人的舉止和習慣都有著強烈的不滿。

葛德文在1797年6月10日給沃斯通克拉夫特寫信說：“你無法想象你的信使我多么歡愉。不會再有任何生靈能夠和你一樣說出那般完美的言辭，因為沒有誰能夠像你一樣充分地感受到那般柔軟的情感——畢竟那是專屬于你的哲學，必須承認的是，有人對我們幸福的關注甚至與其對自身幸福的關注別無二致，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可以說，我們都很愿意增強感受力。”

一些評論家（其中也有部分持有女性主義立場）堅持認為，沃斯通克拉夫特對葛德文的影響被夸大了，在他們的愛情開花結果之前，葛德文就在1796年出版的《政治正義論》第二版之中，表明自己意圖成為一位致力于“心靈文化”的“有血有肉的人”。據說，葛德文的這種感受力在《凱萊布·威廉姆斯歷險記》的最后幾章之中也有所體現。對休謨《人性論》（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的仔細閱讀是導致這種變化的部分原因，此次閱讀為葛德文的功利主義形式抹上了更為濃烈的快樂主義色彩，使之更能理解情感的重要性（再次強調，在《政治正義論》的第二版中，這種變化更加明顯）。休謨對情感、人類有限的同情范圍，以及理性是激情的奴隸的論述，雖然沒有使得葛德文放棄他的理性利他主義，卻讓他更能理解情感偏好和代詞“我的”的魔力。

但是，即使這段關系不是葛德文觀點轉變的全部原因，毫無疑問，它也極大地推動了這種轉變，并使葛德文對幸福的含義有了更多與現實世界接軌的理解。此外，不僅是《政治正義論》，在葛德文的其他作品之中，也能夠感受到其方法論的明顯轉變，即從抽象的系統化方法轉向了“不斷重復的實驗和實際觀察”。他依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改革派，但他現在更加清楚地意識到，“政治改革，與知識及文學素養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他沒有訴諸宣傳冊或專著，而是更傾向于訴諸生活寫作的方式，訴諸個人最豐富、最詳盡的歷史，把他們視為最有效的變革者，借其改革精神來激勵人們。從盧梭的《懺悔錄》（Confessions）到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充滿了感性色彩與自我探索精神的文學作品深刻地影響著他的寫作。他尤其喜歡沃斯通克拉夫特體現著這些特點的作品，這也是他更喜歡《瑞典、挪威和丹麥短居書簡》而非《人權辯護》《女權辯護》的原因（畢竟，他對自然權利的概念不太感興趣）。不論原因為何，像《圣萊昂》（St. Leon）（總體來說這更像是一個哥特式的恐怖故事）和《弗利特伍德：新感覺者》（Fleetwood，or The New Man of Feeling）這樣的小說都展現了一個有所改變的葛德文。

題圖來自電影《戀上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