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編者按：
四川，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在這片熾熱的土地上，一代代四川人篳路藍縷、艱辛創業，矢志不移、開拓創新，接續書寫著輝煌燦爛的壯麗史詩。江山之雄、文物之盛，人才輩出、文脈昌盛，在今天，依然是推動和鼓舞我們勇毅前行的寶貴文化財富和磅礴精神動能。
為更好地踐行習近平文化思想，充分發揮“存史、育人資政”職能，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組織編寫《巴蜀歷史文化十講》，旨在全面、系統、深入地傳播與普及巴蜀歷史文化，多角度呈現巴蜀 4000 余年的豐厚歷史與燦爛文化，熱情謳歌四川人民開放開明的博大胸懷、堅韌不拔的奮爭意志和披荊斬棘的創造精神，以期從歷史文化的浩瀚空間獲取綿延之力量和不竭之營養。我們將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以饗讀者。
《巴蜀歷史文化十講》
第四講 文宗在蜀（二）
賦夸揚馬
故司馬相如耀文上京，楊子云齊圣廣淵。
——（晉）《華陽國志》
“文學代勝。”
由楚騷、漢賦、唐詩，以至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是中國古代文學無與倫比的明星方陣，更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標志性成就和個性化表達。
賦，是西漢以來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在文學領域的反映和結晶，作為一種有韻的散文，它的渲染與鋪排，藝術性地展現了大漢王朝的氣魄與聲威，成為漢代文學成就的杰出代表。
古人云，蜀地“文章冠天下”。
漢賦以“四大家”為著，其中司馬相如、揚雄均出自蜀中，由此開啟的蜀地文人風范和蜀學風氣，一舉奠定了巴蜀文化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的尊榮和美譽，二人也由此分別先后躋身四川歷史名人之列。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司馬相如（公元前 179—前 118 年），字長卿，四川蓬安人，原名犬子，因為仰慕戰國名相藺相如，始自改其名為相如。他先為漢景帝所用，又追隨梁孝王，后深得漢武帝賞識，終以非常之功而成“非常之人”。
司馬相如最為輝煌的成就是身為漢大賦的開創者和集大成者。他創作的《子虛賦》《上林賦》《美人賦》《長門賦》等驚世名篇，筆墨所及，文思飛揚、氣勢恢宏、典故堆砌、辭采華美，極盡鋪敘、想象、夸張、排比之能事，呈現出斑斕多彩、勸百諷一的藝術魅力，從而最終確立了散體大賦之范式、形制和地位，將漢賦的創作推向了成熟與巔峰，被譽為“賦圣”“辭宗”，后世甚至將其與史學家司馬遷齊名，謂曰“文章西漢兩司馬”。
一曲鳳求凰，千載留琴音。司馬相如的人格魅力，顯然并不止于賦。他不拘封建禮教束縛，與卓文君當壚賣酒、身與庸保，演繹了才子佳人追求愛情和自由的千古佳話。他更曾兩次出使西南，先后以《喻巴蜀檄》《難蜀父老文》平息民怨，并通道路、置郡縣，安撫巴蜀、經略西南，為開發西南夷、促進邊疆多民族地區的團結統一作出了巨大貢獻，足顯文韜武略、經世致用之大才，因“安邊之功”而名垂青史。
“世之作辭賦者，自揚雄之徒咸則之（司馬相如）。”
揚雄（公元前 53—公元 18 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他一生慎思篤行、不慕富貴，博覽群書、尤擅辭賦，世人將其與司馬相如并立，合稱“揚馬”。
揚雄是司馬相如的仰慕者和模仿者。他創作的《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等系列名作，多遵循司馬之范式謀篇布局、遣詞造句，其名作不僅代表了他自己的最高文學成就，更在思想和哲理性方面提升了漢賦的文學境界，推動漢賦繼司馬相如之后達到又一個新的高峰。
揚雄還是漢賦創作的質疑者和超越者。晚年，他對辭賦之功用有了更為深刻的反思，認為“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于是轉而潛心學術。
揚雄態度的轉變，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漢賦盛極而衰的跡象和窘境，但是，他的華麗轉身，卻又為后世樹立起了學術和思想領域的粲然豐碑。
身為蜀中隱士、思想家嚴君平最為著名的弟子，揚雄撰寫的《太玄經》《法言》等哲學巨著對后世影響深遠，他創作的《方言》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第一部比較研究方言詞匯的專著，而題名揚雄的《蜀王本紀》更是研究古蜀文明發展軌跡的主要文獻之一。
揚雄所確立的學術典范，對開放、多元的蜀學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顯著貢獻，后人尊其為“揚子”“西道孔子”。“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
今天，相如故城漢闕威嚴，琴臺故徑古音繞梁，駟馬橋邊言猶在耳，子云亭里書香撲鼻……“揚馬”余韻，散落巴蜀大地，悠揚雋永，生生無息。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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