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北境王“安迪.伯納姆一級不止一次說過「國有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現在就看看他怎么在唐寧街里變法了！
當前英國經濟增長長期疲弱，政府債務高企，稅務占GDP比重處于歷史高位，財政空間極度狹窄。
而伯納姆的政治立場偏向中左派，他反對主流的 “涓滴經濟學”，主張向富人加稅、補貼社會民生事業，一直希望借助國有經濟推動社會公平的政策方向。
但這一路線面臨極強的現實掣肘，加稅必然引發資本外流與商界反彈，而國有化則需要巨額財政投入，在英國債臺高筑的背景下，政策落地的財政約束極強，同時，英國現在的公共事業和核心產業基本都在外資手里，國有化意味著就要面臨和“英國鋼鐵事件“一樣的問題！
但另一方面，不國有化似乎也不行，英國公共服務體系持續承壓，醫療、教育等領域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銳，民眾對生活成本危機的不滿仍在發酵，因此，如何在有限資源下回應民生訴求，是伯納姆的首要難題。
而在外交層面，就是4個如何：
如何面對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如何應對美國特朗普政府、如何應對烏克蘭危機的持續、如何修復與歐盟的關系？這四大難題貫穿斯塔墨的首相生涯，也將深度影響伯納姆。
不過，有一點要說明，伯納姆和斯塔姆墨都是務實派，重視對華務實合作，但英國的整體外交路線大概率還是延續既有的盟友框架，難有重大調整。
因此，我個人認為，就執政表現而言，伯納姆很難在短期內做得比斯塔默更好，核心原因在于英國的矛盾多為結構性困局，而非領導人個人能力問題，尤其是財政紀律和產業順差處于兩難之地之時！
不過，相對斯塔墨，伯納姆擁有大曼徹斯特市長的地方治理經驗，長期深耕基層，親民形象深入人心，其主打民生公平的政策主張，是契合當下英國民眾對經濟平等的訴求，而在凝聚基層民意方面，他也具備一定優勢。
但地方是地方，上去可是完全不一樣，斯塔默執政期間其實就是受制于財政約束與黨內派系平衡，伯納姆的加稅、國有化主張更會遭遇保守派與資本階層的強烈抵制，政策推進難度只會更大。
而相較于斯塔默的政壇資歷，伯納姆在國際舞臺上知名度較低，面對特朗普政府、歐盟談判等復雜外交博弈，其操盤能力仍待驗證，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其近年內最多在邊際層面微調，不會推行大的改革。
說到底，當下英國低迷的經濟低迷和社會撕裂面下，是脫歐后遺癥、產業空心化、生產率停滯、移民沖突、海外軍事和國力影響衰退等多年沉疴的集中爆發。
而這也是英國首相更迭如此頻繁的根本原因，整個英國從”經濟生態“到”政治生態“都在負反饋鐘互相影響！
自 2016 年脫歐公投以來，英國政壇與社會在脫歐路徑、對歐關系上持續對立，歷任首相都無法達成全社會共識。
而增長乏力、通脹高企、生活成本危機持續發酵，民眾對政府的容忍度又大幅降低，導致執政黨頻繁通過更換黨首來轉移矛盾、挽回支持率。
而這種結果就是英國成了社會政策實驗室，政策連續性崩塌，企業與投資者無法形成穩定預期，長期投資意愿低迷，進一步拖累英國的生產率增長與產業升級。
而每任新首相都急于推出標志性政策，卻往往都引發金融危機，同時，在收入端的公共服務改革等長期議題一再拖延，結構性矛盾持續累積，所以，目前其實很無解，除非從底層經濟循環入手，否則很難看到實質改變的趨勢，相對而言，斯塔墨的財政紀律做的很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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