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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常有書友來問:《讀史存稿》什么時候能再版?這部書絕版多年,舊書市場上一直不易尋得,近日終于迎來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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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作者繆鉞先生,是一位很難用單一學科概括的學者。青年時,他曾在北京大學文科求學,后雖未卒業,卻在漫長的治學與教學生涯中,成為一代文史大家。
他既研究魏晉南北朝,也研究杜牧、詞學與中國文學史;這些看似分屬不同領域的積累,最終都匯入他讀史、寫史的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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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鉞(中)與葉嘉瑩、陳邦炎商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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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羅志田回憶在四川大學聽繆鉞先生講課,用“震撼”形容當時的感受。令他難忘的,不只是內容精彩,還有先生對一堂課的整體安排:每次講到“今天就講到這里”,下課鈴便正好響起。
20世紀70年代,繆先生曾因白內障的緣故,雙眼幾近失明,但仍以口述形式堅持給研究生上課。那種對材料輕重、敘述次第和篇章分寸的把握,也正是《讀史存稿》最吸引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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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鉞在杜甫草堂給學生講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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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鉞先生在讀史時遇到一個問題,便循著一則記載、一項制度、一種物價,甚至一句耳熟能詳的話細細追究。題目并不大,文章往往也不長,但在看似細微之處,他總能辨析材料,寫出歷史本來的復雜與幽微。
01
從“雅言”二字探索周人的“普通話”
有讀者說,自己曾在新華書店翻開《讀史存稿》,讀到第一篇《周代之“雅言”》便被驚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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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讀過《論語》里這句話,“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繆鉞先生并不滿足于把“雅言”解釋成“正言”或“標準語”,而是順著這兩個字追問:在方言紛繁、列國并立的周代,人們究竟如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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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楚簡《孔子詩論》,來源: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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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起筆先說“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本是常情。以今天交通之便,燕、閩、秦、越尚且異聲;上推至秦漢以前,方國之間的語言差異更可想而知。
然而,《左傳》《國語》所寫的春秋外交,卻呈現出另一種景象:中原卿士出使楚國,楚國君臣北盟諸夏,在那些“尊俎揖讓”“壇坫折沖”的場合,未見舌人之通郵,亦無語言之隔閡。繆鉞先生由此提出,當時在各地方言之外,或許還存在一種可供“絕國之人、殊鄉之士”通情達意的共同語言。
接下來,他從“雅”與“夏”的音近,到荀子以“雅”與“楚”“越”對言;從《詩經》各地詩篇的大致合韻,到《周禮》所記“諭言語”“聽聲音”的制度想象;從春秋辭令的雅潔,到《墨子》語言的質樸重復、方言雜出(近于庶民口語,欲抑士大夫而就庶民)……
墨子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其書中時引《詩》《書》,非不能雅言,而墨子之徒著書時,所以特為異體者,蓋亦有故。墨子以質變文,非樂短喪,勤生薄死,反對當時之文化,故對于周代文化所孕育之雅言,亦不重視。雅言通行于士大夫間,先秦諸子之論政者,如儒如法,雖持說不同,皆欲引庶民上就士大夫,惟墨子一反其道,獨欲抑士大夫而下就庶民。
尤其是談到《詩經》時,他注意到它不僅是后世的文學經典,在當時還是受教育者必讀的“雅言之教本”,為此,他提出“不學《詩》,無以言”不僅指辭令之美,也可以解為“不學《詩》則不能說官話”。
一句孔子的話,在繆鉞先生的筆下成為探索周代語言、教育與政治文化的切口。文章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多次以“可能”“推測”自限,在謹慎的抽絲剝繭中,周代“雅言”的輪廓漸漸清晰起來。
二千年來,維系此廣土眾民,以分為變,以合為常,始終為一大國,不致如歐洲之諸邦分立,此種雅言固亦有其貢獻也。
02
“不為五斗米折腰”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為五斗米折腰”幾乎是人人熟知的故事。通常的理解是,陶潛不愿為了縣令的微薄俸祿向督郵低頭。繆鉞先生的《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新釋》卻從這個習焉不察的解釋中提出疑問:五斗米真的是彭澤令的俸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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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只憑一句詩或一則傳記。繆先生先辨析《宋書》所載陶潛棄官故事的可靠性,也注意到《歸去來兮辭序》只說因妹喪去職,未提督郵之事。他認為,妹喪或許是表面原因,陶潛“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不愿在官場中“違己交病”,才是更深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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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錢選《歸去來辭圖》(局部)
來源: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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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文章轉入一番細密的考證:東晉縣令究竟能得多少俸米?南朝郡守的俸米如何計算?彭澤令的公田能收多少租?魏晉南朝的一斗又相當于今天多少米?這些看似離陶詩很遠的問題,被繆先生一項項接續起來,最后得出的判斷是:五斗米無論作為年俸、月俸,甚至日俸,都難與縣令的實際俸祿相合。
于是,文章又轉向史書中關于何胤、江革、崔懷慎等人食量的記載,推求當時士大夫維持生活所需的米食數量。繆先生的解釋是:陶潛所謂“五斗米”,并非嫌縣令俸薄,而是說一個人求一飽已足(每月五斗米左右的食量),何必為了這一飽而向“鄉里小人”折腰。
弄清“五斗米”的意思,也就更能看清陶潛的人格。若將它理解為縣令俸祿,當時便有人指出陶潛只是嫌官小祿薄:區區五斗米不值得折腰,若換作高官厚祿,未必不會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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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陳洪綬:陶淵明《人物故實圖》(八)
來源:華脈書畫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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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先生特別指出,就事實來看,陶潛后來拒絕著作佐郎之召,也婉辭王弘、檀道濟等權貴的延攬;他所不愿的,并非俸祿太少,而是“為求一飽”而違背自己的性情、逢迎官場。
更可貴的是,文章發表后有人提出商榷,他又專門作答,承認原先說明尚可更細,將士大夫月食量修正為約六七斗,并解釋“五斗米”是舉整數而言。
03
為什么荀子后來越來越不被喜歡
荀子在先秦儒學中本是大宗,西漢經學也多承其傳;然而漢以后兩千年間,他的影響卻逐漸減弱,至宋代更常被視作與孟子相對的“異端雜學”。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論荀學》所處理的正是這個跨度極大的思想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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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大字本《荀子》內頁,來源:國家圖書館
繆先生先將戰國秦漢間的儒學分為孟子、荀子與“新儒家”三路。孟子重性善,寄理想于先王;荀子重性惡、禮制與事功;新儒家則較多吸收道家、陰陽家之說,喜推本天道,為儒家舊說建立形而上的根據。
一個極精到的觀察是:荀子并不重《周易》。他在書中三次將《詩》《書》、禮、樂、《春秋》并舉,卻從未將《周易》視入同科;《禮記·王制》雖出荀學之徒之手,也反對以鬼神、時日、卜筮惑眾。
與之相反,當時的新儒家推尊《周易》,尤其重視《系辭》所呈現的天道、性命之學。后世儒學愈趨向這一脈,荀子自然愈顯得格格不入。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評子思、孟子“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繆先生指出,荀子大概把戰國晚世新儒家附會于思、孟的學說,當成了子思、孟子本人的主張。荀子由其崇尚理智、排斥玄思,不能欣賞這一路儒學的形而上學貢獻,此即其“蔽”。
文章寫到戴震處,眼光又推進一層。戴東原已看出宋儒所謂“氣質之性”,近于荀子的“性惡”;宋儒所謂“變化氣質”,近于荀子的“化性起偽”,因而說宋儒之說“似同于孟子而實異,似異于荀子而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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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學者象傳·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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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戴震雖能知荀,卻不敢大倡荀學,只能借孟子以反程朱。至于晚清人之貶荀子,因維新之士思覆清室以建民國,高識者進而寄心大同,因君主專制政體始于秦始皇,秦制乃荀子弟子李斯所定,而孟子書中曾倡民貴君輕之義。
繆先生借此說明,荀學的沉浮從來不只是思想本身的高下,也與每一時代究竟偏重天道玄思,還是理智、事實與事功密切相關。
二千年來之儒學以漢、宋為盛,荀子重理智,破迷信,而西漢經生受陰陽家影響,喜五行災變之談,荀子重實際,尚事功,而宋代儒者受佛學啟發,好心性玄眇之說,則宜乎荀學之不遇不合,在儒學演變之過程中,以大宗而降為別派,不能與孟子及《易·系》《中庸》諸儒抗席矣。往事不論,吾人今日辨章學術,宜與荀子一新估價也。
04
兩千年士人反復面對的兩種困境
《二千多年來中國士人的兩個情結》看上去談的是一個極大的題目,繆先生從兩個極簡潔的詞組切入:“道與勢的矛盾”,以及“求知音、感知遇”的難題。
繆先生認為“士”大致相當于今天所說的知識分子,從孔子開私人講學、百家爭鳴起,士人在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活中不斷發揮作用,但他們的理想與命運,也始終受到這兩種困境的牽引。
所謂“道與勢”,一邊是士人的文化學術與政治理想,一邊是君主掌握的實際權力。戰國時,群雄并立,需要延攬人才,士人尚可周游列國、求取知遇;孔子所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意味著君臣關系并非無條件。
秦漢以后,大一統專制政權建立,君主的權威日益絕對,士人想“以道指導勢”或“為王者師”的空間越來越小。于是,犯顏直諫者可能受譴責、懲罰乃至殺戮;有人退隱自保,有人茍全性命,也有人曲學阿世、賣論求官。
另一種困境是求知音、感知遇。屈原之于楚懷王、賈誼之于漢文帝、范仲淹之于宋仁宗,是政治上的知遇難求;莊子失惠施、伯牙失子期,則是精神上的知音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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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王振鵬《伯牙鼓琴圖卷》(局部)
來源: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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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鉞還將陶潛、揚雄、陳師道、汪中,以及《古詩十九首》、張九齡、王國維的詩文放在一起看,說明求知與感知遇的失落,如何在兩千多年的文學中反復化為嘆惋、憤慨與自守。
由此繆先生指出,掌握這兩個“情結”,便能深入探尋古代士人的心態,也能成為開啟中國古典文學深層的一把鑰匙。
05
文字功夫也是治學功夫
讀《讀史存稿》,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繆鉞先生對文字的講究。在他看來,材料搜集固然重要,更困難的工作卻是如何精簡、如何組織。
文章須“言有序”,也須“簡明清暢”:哪些應當詳說,哪些可以略寫;何處鋪陳證據,何處一語點醒,都要做到“輕重疏密,各得體宜”。
這種文字功夫并非追求表面的華美。繆先生認為,語言與思想密切相連;文章蕪雜,往往也是思路尚未澄清。因此,他寫作時強調通篇結構、前后照應,也主張引證有所選擇:重要材料詳加考釋,次要材料摘取精要,更次者只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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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鉞先生伏案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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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平易自然的文字,背后其實經過反復斟酌與刪改。羅志田形容繆先生“體貌清癯,有仙風,文亦如其人”,正可移來形容《讀史存稿》:篇幅多不宏大,卻清疏雅潔,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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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了解過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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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出這本再版歸來的經典。
六十余年經典再續
滋養數代學人
凝結繆鉞先生一生治史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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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來源:
《讀史存稿(增訂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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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深處,打撈思想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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