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為什么經濟自由化有時反而讓威權政體變得更加暴力？這個問題正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學者何塞·凱雷在新書《通往壓制之路》中試圖解答的。
按照經典的自由市場理論，當國家減少對經濟的控制——私有化國企、放松市場管制、對外開放貿易和投資——民眾對政府的經濟依賴就會降低，從而獲得組織起來、挑戰威權、要求政治權利的自主性。這一邏輯曾支撐著“華盛頓共識”，讓經濟自由化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標配藥方。
然而現實遠比理論復雜。凱雷在書中記錄，墨西哥、馬來西亞、塞內加爾等國在擁抱經濟自由化之后，人權侵犯不減反增。大約一半的威權政體在經濟開放后都出現了類似的軌跡。同時，V?Dem項目2026年報告顯示，全球41%的人口生活在正變得更專制的國家，92個威權政體中有許多在加強壓制，民主水平退回到1978年以來未見的低點。
為什么一個旨在削弱威權統治的政策，有時反而讓它變得更暴力？凱雷的答案聚焦于威權政治精英——那些掌控國家的政黨官員、軍官和體制內核心。對他們來說，經濟自由化不僅是經濟變革，更是一種根本性的政治威脅。它可能扶植起體制外的力量，比如新興商業階層或反對派領導人，后者日后可能闖入權力體系，稀釋舊精英的影響力。
因此，推動自由化的獨裁者往往會疏遠自己的統治聯盟。當精英勢力強大時，獨裁者承受不起失去他們支持的風險，因為這可能導致政變。于是，領導人必須想辦法安撫這些精英。而這一安撫過程，很可能正是壓制加劇的深層原因。
凱雷的研究為觀察當下全球威權回潮提供了一個新視角：經濟全球化并未如許多政治經濟學家所預期那樣自動推動民主，反而在部分國家迫使執政者用更嚴厲的手段來鞏固權力，形成了新的依附性精英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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