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一部電影，揭示印度年輕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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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杏子龍之介

編輯|黃耀萱

審核| 單敏敏 范家菀

圖源：“羅生門下歇”微信公眾號

《歸途受阻》（Homebound，印地語名????????）講述了來自印度比哈爾邦小村莊的兩個男孩——穆斯林青年舒埃布（Shoaib）和低種姓達利特青年錢丹（Chandan）的故事。從小玩到大的他們離開村子來到城市，拼命備考全國警察考試，希望通過這份被視為穩定和尊嚴象征的政府工作改變命運。

影片由尼拉杰·加雍（Neeraj Ghaywan）執導，2025年在戛納電影節首映并獲關注，后在墨爾本印度電影節上斬獲“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兩項大獎，并在日內瓦電影節、蘇黎世電影節等多個國際影展上獲獎，成功進入前15部奧斯卡國際影片短名單。

影片在印度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展開。隨著疫情暴發、工廠停擺、社會排斥、階級宗教偏見不斷積累，他們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夢想的實現反而讓友誼承受巨大的壓力。

一、警察作為一種出路

在《歸途受阻》中，警察不僅僅是權力的象征，也是一種謀生路徑。

舒埃布和錢丹準備警察考試的時候，影片并沒有給他們任何宏大的動機。他們反復提到的是工資、穩定，以及“家里可以好過一點”。

與此同時，他們也希望“穿上警服之后能夠抹去他們信仰和種姓的劣勢”，這樣就沒有人能夠羞辱他們了。隨著趕考的人流涌入鏡頭，兩位青年人的表達并不顯得功利，反而顯得克制。比起談論理想和抱負，農村青年更多談的是能不能撐住下一次風險。

影片中老舊的藍皮火車拉著滿滿一車考生向前開。沒有配樂，也沒有蒙太奇。考試并不是一個激動人心的目標，而是一段漫長而單調的等待。而等待本身，已經是舒埃布和錢丹生活的重要內容。

警察考試被反復強調的原因在于它在當地被視為一種可靠的確定性。在印度農村，確定性本身就是稀缺資源。農業收入不穩，外出打工隨時可能被辭退，疾病、婚喪、自然災害都可能讓一個家庭迅速返貧。

正如錢丹的母親所言，“我的雙腿是我唯一繼承的遺產”，除此之外什么也沒有了。警察工作的重要性是能夠抵御這些不確定性。

舒埃布房間掛著安貝德卡爾。圖源：“羅生門下歇”微信公眾號

影片沒有直接解釋這一點，而是通過一些細節讓它自然呈現。錢丹通過考試后，說的第一句話是“家里終于可以蓋個像樣的房子了”。

在此，房子在這里不僅代表著資產，而是一種可見的安全感。好的磚墻、水泥、屋頂，意味著不再隨時被拆遷、不再被房東驅趕，也意味著家里有了可以抵押、可以借貸的基礎。

舒埃布在同一時間落榜。還記得出分前他曾去警局詢問考試結果，得到的答復卻是，“每年250萬考生爭那么幾個名額，現實一點，還是去阿聯酋工作吧”。他只是沉默。接下來出現的是父親的疼痛的膝蓋、醫院的賬單、手術的費用。

舒埃布還來不及沉浸在考試失敗的痛苦中，就要面臨更加嚴峻的現實問題。這種處理方式相當克制，卻準確地還原了印度農村家庭面對失敗時的反應。失敗并不需要被消化，它只需要被迅速替換。

舒埃布的父親希望他去阿聯酋。這個建議并不突兀。實際上，海灣國家的勞務輸出早已成為比哈爾邦、北方邦家庭的常見選擇。在海灣國家，低技能崗位的月薪通常在1600–2400迪拉姆（約3.8–5.5萬盧比）這個區間，這類收入對于印度北方邦、比哈爾邦等農村家庭而言遠高于本地打工收入。

外出意味著風險，但至少能換來現金流。然而舒埃布還是拒絕了，他不忍心在父親生病時離開他獨自漂泊在異國他鄉。最后，他決定留在城市，去賣家電。

舒埃布。圖源：“羅生門下歇”微信公眾號

影片沒有把這一選擇寫成犧牲，也沒有寫成退而求其次。它只是讓這個選擇發生。正是在這種不帶評價的敘事中，觀眾能夠逐漸意識到，這些年輕人并不是在“選擇人生”，而是在不斷回應已經出現的問題。

二、被“延期”的生活

錢丹通過考試之后，并沒有立即進入警察系統。他收到的通知很簡單：招募無限期延期。

錢丹去警局詢問考試結果。視頻來 源：“羅生門下歇”微信公眾號

在印度的公務員招募體系中，這類延期并不罕見。警察招募通常涉及多個環節，包括財政撥款、編制核定、體檢政審、崗位分配，任何一環出現調整，都會導致整體流程停滯。

更重要的是，這些環節分屬不同部門，責任并不集中。延期并不等同于否決，也不需要單一機構承擔明確后果。

“無限期”因此成為一種常見表述。它在印度行政意義上具有高度安全性，既保留了繼續推進的可能，又避免了承諾具體時間節點。在制度內部，這種處理方式被視為穩妥，它為部門之間的協調留出了空間，也為財政和程序的不確定性提供了緩沖。

但這種緩沖并不對所有人等量生效。對錢丹而言，考試結果已經重塑了他的生活安排。他不再被視為普通勞動力，而是一個“即將入職”的人。在家庭內部，這一身份變化意味著分工調整。在個人層面，它意味著暫緩其他選擇。延期并不會取消資格，卻凍結了行動空間。

就在這段時間里，錢丹的母親因為種姓被學校辭退。這使得家里的資金來源又少了一塊。故事進行到這里時，已經充分展現了舒埃布和錢丹因為宗教信仰和種姓出身所遭遇的憋屈經歷。

錢丹的母親因種姓受辱。視頻 來源：“羅生門下歇”微信公眾號

對于舒埃布這個穆斯林來說，入職一個如此普通的小公司也需要提供“良民證”，公司團建觀看印巴板球比賽時永遠被戲弄為“會做正宗拉合爾美食、暗中支持巴基斯坦的‘印奸’”。

而對于錢丹·庫馬爾這個聽名字就知道是低種姓的男孩來說，去警局詢問考試結果也要被人羞辱為“獲取保障的老鼠”。在印度，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被納入憲法保障體系，主要通過公務員和高等教育中的預留名額等制度性安排，試圖彌補其長期處于不利地位所造成的結構性劣勢。

在這里，種姓并不是通過公開沖突出現的，它只是作為一種背景條件，在行政調整時被重新啟用。誰先被裁掉，誰被認為“不符合要求”，往往并不需要公開說明。種姓在這種時刻，以最安靜、也最有效的方式發揮作用。

阿西姆·普拉卡什（Aseem Prakash）研究達利特進入城市市場時所指出的那樣，種姓并不總是通過排斥運作，而是通過一種“不利的包容”發揮作用——個體被允許進入制度和市場，但只能停留在對其不利、隨時可被調整的位置上（Dalit Capital: State, Markets and Civil Society in Urban India, 2015, pp. 103-104.）。

錢丹在家里抱怨不公，說自己每次試圖振作，都會被現實打回原處。他本以為自身的遭遇會換來妹妹的同情，但她只是略帶憤恨地說道：“在這個家里，只有你一個人還有選擇的余地。父母每天干農活，我只能在學校給孩子擦屁股”。

她的生活路徑早已固定，而錢丹至少還被允許失敗、等待、重新安排。

最終，錢丹決定不再等待，而是替代父親去蘇拉特打工以盡快填補家庭的空缺。

當錢丹背著行李穿過工廠一排排破舊宿舍房時，影片展示了工人們的日常：等工、宿舍、擁擠、日結工資。

在這一部分結束時，兩個曾經共同備考警察的年輕人，已經走在不同的路上。在影片中，警察是一個反復被提及、卻始終沒有真正出現的職位。舒埃布和錢丹努力靠近它，但它始終停留在文件、通知和他人口中。

蘇拉特的生活被拍得很簡單。宿舍里的人不多說話，晚上各自躺下。白天等工，晚上結算。沒有人討論未來，也沒有人抱怨制度。影片在這里沒有制造對立。工廠只是一個中轉地。

舒埃布在城市的經歷顯得更體面一些。他穿著襯衫，上班，銷售產品。他知道如何說服客戶，也知道如何和領導說話。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他一天買了八臺凈水機，成了公司的銷冠。但“良民證”和“印奸”的指控讓他看清楚了，不管他如何出色，高中學歷和穆斯林身份都讓他在職場中只能作為一個事實意義上的下等人存在。

舒埃布因宗教信仰受辱。視頻來源：“羅生門下歇”微信公眾號

再一次情緒爆發后，舒埃布憤然辭職。后來，他也去了蘇拉特。

兩個年輕人再次住在同一間宿舍里。生活重新變得一致。起床、吃飯、上工、回屋、打牌。他們不再討論考試，也不再提警察。那個目標被暫時放在一邊，像一件尚未確認是否需要取回的行李。

圖源：“羅生門下歇”微信公眾號

三、疫情作為悲劇的催化劑

2019年的疫情來得很快。工廠停工，宿舍被封。街上開始出現持棍警察。在此，他們夢想成為的警察形象才出現在熒幕前，他們成了極少數還能在城市移動的人。

封鎖期間，沒有明確的補償安排。工資中斷，食物匱乏。母親寄來的腌菜很快吃完。電話那頭的聲音開始變得簡短，舒埃布只聽見父親說吃不起500盧比的止痛藥，而他在這個時候卻連錢也寄不回去。集市關閉，外出務工的人回不來，能動用的資源很快見底。

圖源：“羅生門下歇”微信公眾號

比哈爾邦的問題在這個時候變得清楚起來。作為印度最貧困的邦之一，比邦人均收入在各邦里常年靠后，2023—24年人均收入僅約為7萬盧比，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低均值背后更掩蓋了村莊內部的分層——僅少數家庭擁有土地、牲口或穩定匯款來源，能夠在封鎖中勉強維持。更多家庭依賴外出務工和零散現金流，一旦城市停擺，收入立刻歸零。

這些家庭并非最貧困者，卻最容易被沖擊。他們的生活已經脫離了自給農業，卻尚未進入穩定工資體系。平日靠工廠、工地、城市服務業周轉，一旦行政措施切斷流動，返鄉就成了唯一選擇。回村后的土地又不足以吸納新增勞動力，村莊也無法提供新的現金來源。

于是，“等不到復工”不只是城市的問題，而是直接回落到家庭層面，變成吃飯、醫藥和債務的現實壓力。疫情并沒有制造貧困，它只是讓原本被流動掩蓋的不穩定，一次性顯現出來。

車什么時候回鄉，沒有確切消息。關于返鄉的傳言不斷變化。有人說政府會安排，有人說要自己想辦法。最終，車出現得很突然。人開始聚集，沒有秩序。沒有人檢查身份，也沒有人詢問目的地。所有人只想上車。

車廂里擠滿了務工者。空氣渾濁，戴著布做的口罩，沒有人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圖源：“羅生門下歇”微信公眾號

錢丹在途中開始發燒。隨后他和舒埃布都被司機趕下車，扔在了荒郊野嶺。剛開始舒埃布還攙扶著他四處求救，后來變成了背著，然后眼看著錢丹躺他的背上。再后來，他不再醒來。

在影片的最后，舒埃布最后去上了大學。他還是會來到河邊發呆，但是錢丹的陪伴永遠離他而去。

故事到這里結束。

四、結語

《歸途受阻》中的一個意象值得注意。兩位主人公每次面臨人生轉折時，鏡頭中都會出現鴿子三兩只，不論是錢丹養的家鴿，還是最后停留在舒埃布身邊的白鴿。

鴿子仿佛預示他們的命運軌跡，與生俱來自由飛翔的欲望，也深知自己終要歸家。不論是自身選擇的局限，還是社會突發事件的沖擊，歸家對于他們來說都是遙遠和艱難的。

影片所揭示的更大圖景是，在印度，制度承諾與現實兌現之間存在的系統性落差。而這種落差被穩定地轉嫁給最底層、最缺乏回旋空間的人。警察考試、公務員崗位、保障類別，看似為弱勢群體提供了向上通道，但這些通道高度狹窄、流程冗長、責任分散，一旦被拖延或中斷，個人既無法退出，也無力推進，只能在等待中消耗時間、家庭資源、身體健康。

而當這一通道被懸置時，個人并不會獲得緩沖期，只會被迫在等待中消耗時間、積蓄、家庭資源。所謂機會，在這里是一種需要承擔高昂風險的賭注。

錢丹的死亡也并不需要象征意義。它只是說明，在一個低兌現、低責任的制度環境中，印度普通人的失敗往往并非來自錯誤選擇，而是來自被制度長期占用卻從未被補償的時間。

電影因此并不指向某個道德失敗，而是冷靜地呈現了印度國家的治理狀態——制度可以無限期推遲，卻無需承擔后果。而普通人的人生，卻沒有延期選項。

本文轉載自“羅生門下歇”微信公眾號2026年1月9日文章，原標題為《〈歸途受阻〉與被懸置的印度年輕人的人生》。

本期編輯：黃耀萱

本期審核：單敏敏 范家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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