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你是不是從小就聽過“現代文官制度起源于西方”的說法？你是不是默認，美國的治理體系從建國起就成熟完備、領先世界？
一個被很多人忽略的歷史真相，足以顛覆這套固有認知：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秦朝，就以“書同文、車同軌”完成了大一統國家的標準統一；而真正讓美國實現全國治理標準統一的官僚體系，直到19世紀晚期——也就是中國清末時期，才真正建立起來。更耐人尋味的是，這套西方引以為傲的制度，本質上是從東方學來的“半成品”。
7月13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教授跨越中西、貫通古今，拆解美國官僚制度從崛起走向危機的完整脈絡。當政壇的動蕩褪去，這套體系的裂痕會慢慢愈合，還是注定滑向更深的困境？
范勇鵬教授從歷史根源切入，打破了“西方制度原生優越”的敘事迷思。他指出，官僚體系絕非美國與生俱來的治理工具，恰恰是它補齊了美國從“松散邦聯”走向“統一國家”的核心短板。內戰之前的美國，各州高度自治，不僅法律規則各自為政，連時間計量、地理測繪、鐵路軌距都沒有統一標準，全國市場支離破碎，國家治理能力極度薄弱。直到內戰后工業革命全面爆發，跨區域的商品流通、人口流動對統一規則的需求愈發迫切，職業官僚群體才應運而生。正是這批專業化的官僚，自上而下推動建立了全國統一的時間系統、地理測繪標準與商事規則，再輔以同期成型的全國性商會機構協同落地，才真正完成了美國國家層面的制度整合，為其后續的工業騰飛與全球霸權打下了堅實的治理基礎。而這一切，比中國秦朝完成大一統標準建設，晚了整整兩千余年。
主持人何婕進一步補充了制度演進的深層邏輯：西方的官僚體系并非原生獨創，其源頭正是對東方文官治理經驗的借鑒與學習。啟蒙運動時期，中國的科舉制度與文官體系曾被伏爾泰等歐洲思想家奉為治理典范，19世紀后英、美等國先后參照東方經驗，建立起近代文官制度。但受制于自身的政黨政治傳統與資本邏輯，西方始終沒能學到這套制度的精髓——中立、統一、以公共利益為核心的治理底色，反而保留了大量政黨分肥、資本干預的先天缺陷。只不過恰逢資本主義上升的黃金周期，生產力的高速增長與海外殖民紅利掩蓋了制度短板，這套并不完整的官僚體系依然發揮了極強的社會整合與組織動員能力，支撐了西方百年的繁榮發展。
而這套制度的深層缺陷，在近年的政治動蕩中被徹底暴露在陽光之下。范勇鵬教授在演講中特別提到，特朗普任期尤其是第二任期，徹底撕開了美國官僚體系的遮羞布：本該以理性、專業、科學為準則的官僚系統，在頻繁的人事清洗與朝令夕改的政策沖擊下，專業性蕩然無存，理性原則讓位于政治立場，科學決策被個人意志取代，整個體系的運行邏輯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
針對觀眾普遍關心的“特朗普離任后，制度漏洞能否逐步彌合”的問題，范勇鵬教授給出了冷靜且清醒的判斷：隨著特朗普離開白宮，美國政策極端搖擺、朝令夕改的亂象會得到一定緩解。畢竟官僚體系的天然屬性就是追求規則穩定與政策可預期，職業官僚群體有回歸常規運行的內在動力，很多極端化、反常識的做法會被逐步修正。
但從長遠與根本來看，美國官僚體系再也無法回到它的黃金年代。因為這套體系面臨的危機，從來不是某一個政治人物帶來的短期沖擊，而是植根于其政治結構與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政黨極化不斷侵蝕官僚體系的中立性，資本力量持續扭曲公共決策的公益性，社會撕裂則讓治理共識難以形成。這些結構性問題不會隨著一次政權更迭就消失，反而會隨著時間推移持續發酵，制度的裂痕只會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來。
從來沒有什么天生優越的制度，任何治理體系的生命力，都源于對自身歷史、國情與社會基礎的深度適配。唯有看清歷史真相，才能讀懂當下的世界格局。
編輯: 周雯飛
責編: 張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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