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環境治理：從被動應對到主動作為

全球南方涵蓋亞非拉絕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是全球綠色轉型與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陣地。推動環境治理體系變革，既是全球南方打破“先污染、后治理”傳統模式、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關鍵一環。當前，全球南方環境治理正面臨多重結構性桎梏：復合型環境危機、債務重壓、治理能力有限、數字鴻溝持續加劇——彼此交織、相互強化，制約其綠色發展的戰略空間。唯有系統識別瓶頸，以精準協同的對策予以回應，才能化被動為主動，走出一條兼顧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南方路徑。

一、全球南方環境治理面臨多重困境

一是復合型環境危機。全球南方國家普遍面臨氣候變化、土地退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生態系統破碎化及環境污染等多重環境危機。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的《AQUASTAT water data snapshot 2025》，全球人均可再生水資源量在過去十年間下降7%，而缺水嚴重的北非地區，其取水量卻逆勢增加16%，供需矛盾日益尖銳。同時，全球能源轉型進程失衡，據國際能源署發布的《Renewables 2025》，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長主要依賴亞洲驅動，而非洲、歐亞大陸、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等全球南方國家集中的區域，其增長占比合計僅為2.8%，轉型步伐顯著滯后。生態保護方面，森林及棲息地面積逐年減少，據專家學者預測，南美洲大西洋沿岸森林的面積已縮減23%—36%，棲息地碎片化嚴重，預計到2070年，該區域小型哺乳動物的適宜棲息地將減少20%—50%。

二是債務重壓困局。大量全球南方國家正在與高企的債務水平做斗爭，大量財政資金被償債擠占，同時缺乏穩定可獲得的長期融資渠道，制約了衛生、教育、社會公平等關鍵民生領域，更壓縮了生物多樣性保護、清潔能源發展、氣候適應等環境治理重大事項上的財政空間。債務負擔與綠色投資不足相互交織，使全球南方在應對復合型環境危機時更加捉襟見肘。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的《債務世界》，自2010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公共債務增長速度是發達經濟體的兩倍，在2024年達到31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還負擔過高的債務成本，2024年債務利息達到9210億美元，同比增長10%，全球有61個發展中國家將超過10%的財政收入用于償還債務利息。

三是環境治理能力有限。當前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呈現明顯的制度復雜化與碎片化特征。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優勢主導低碳規則制定，通過技術壟斷與資金壁壘破壞制度公平，漠視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全球南方在環境治理體系中話語權不足，加之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承諾兌現率較低，發展權益與減排義務的平衡難以維系。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生物多樣性框架、《巴黎協定》等諸多議程并存，且均設有締約國須定期監測、實施、評估與報告的要求。對治理能力有限的全球南方國家而言，同時履約這些國際環境議程意味著沉重的行政負荷與財政壓力。此類多重并行且缺乏協調的治理結構，不僅分散各國有限資源，也可能導致政策偏離本國更為緊迫的地方性環境優先事項，影響整體治理成效。

四是數字鴻溝持續加劇。全球南方在氣候監測、生態保護、清潔能源利用等領域數字化能力嚴重不足，進一步拉大了南北方環境治理能力的差距。在全球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中，南方國家由于基礎設施、經濟條件等問題，互聯網普及率相對較低。據《衡量數字化發展：2025年事實和數據》，當前全球仍有22億人處于“完全離線”狀態，主要分布在低收入、低發展國家和農村地區。前沿算力、綠色技術、種業、高端制造專利高度集中于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南方國家普遍缺乏基礎科研體系、高精尖人才與工業配套。人工智能、新能源、現代農業等新技術迭代下，傳統勞動力成本優勢快速削弱，數字基建缺口巨大，數字鴻溝衍生新的發展分化，本土化綠色技術研發舉步維艱。

二、從被動應對到主動作為

一是建立跨部門多目標協同治理機制。推動全球南方國家建立“氣候—生態—資源”協同治理機制，將氣候變化適應、生物多樣性保護、水資源管理、土地可持續利用、糧食安全、能源保障等納入統一政策框架。針對北非等水資源極度短缺地區，優先推廣海水淡化、智能灌溉等節水技術，并依托南南合作平臺，促進區域內成功經驗復制（如巴西的生態廊道建設經驗）。爭取在全球環境基金和綠色氣候基金中設立南方生態恢復專項基金，重點支持大西洋沿岸森林等關鍵生態棲息地的修復與連通。同時，推動建立全球南方可再生能源技術共享平臺，幫助非洲等地區加速低碳轉型步伐，實現環境危機應對從單點治理向系統協同的根本轉變。

二是推動融資機制創新和金融體制改革。允許全球南方國家將部分償債資金轉用于國內生物多樣性保護、清潔能源等項目，實現債務減負與環境治理的雙贏。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G20框架下設立全球南方可持續融資機制，提供長期、低息、本幣計價的融資渠道，減少匯率風險和再融資壓力。將償債壓力與環境治理績效掛鉤，對取得實質進展的國家給予更優惠的再融資條件。聯合國貿發會議可牽頭建立債務可持續性與發展投資平衡的評估工具，為各國提供債務重組談判的技術支持。同時，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發揮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興多邊機構的作用，用好“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實現從“輸血”向“造血”的根本轉變。

三是推動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改革與能力共建。倡導在聯合國框架下設立全球南方履約能力支持專項基金，用于提升發展中國家在環境監測、數據統計、報告撰寫和項目評估等方面的行政與技術能力，減輕多公約并行帶來的沉重負擔。積極協調《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三大公約的報告要求，探索建立統一的“國家可持續發展履約報告”模板。在國際談判中，全球南方應通過“77國集團和中國”等機制集體發聲，推動發達國家切實兌現氣候資金承諾，并建立技術轉讓時間表。同時，探索設立全球南方環境治理協調辦公室，整合履約職能，確保國際義務與本國最緊迫的地方性環境問題有效銜接。

四是構建包容性數字與綠色技術基礎設施。建立全球南方數字基建共享平臺，優先支持農村和偏遠地區通過衛星互聯網、社區網絡和低成本移動通信技術實現“離線人口”的聯網接入。同時，推動設立全球南方綠色技術轉移與孵化中心，重點布局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精準農業和高端制造等領域的適用性技術研發，支持本土化科研體系建設與高精尖人才培養，著力提升氣候監測、生態保護、清潔能源利用等方面的數字化能力。打破跨國公司的技術壟斷，倡導國際社會對關鍵數字與綠色技術專利實行差別化授權機制，對最不發達國家豁免部分專利費用，對中等收入南方國家提供優惠許可條款，降低綠色技術獲取門檻。建立數字和綠色技能培訓基金，幫助傳統勞動力向新興技術崗位轉型，將人口紅利轉化為數字時代的發展紅利，切實縮小南北方環境治理能力差距。

作者：

郇軼中 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

宦梅麗 中國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數據中心）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國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