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他給日本捐款74萬，還送去40架戰斗機，曾獲天皇親自接見，晚年卻被槍斃！
1894年7月下旬，旅順口外剛打完一輪海戰，殘破的桅桿漂在水面上，岸邊卻有人在低聲議價。那人叫張本政，29歲，一身短褂已被海風吹得褪色，他盯著不遠處停泊的日本小炮艇，眼里閃著算計的光。就是在這股硝煙味里，他邁出了與日本特務聯手的第一步。
張本政出生在1865年的水師營，窮得叮當響。趕海、打短工、幫人推磨，樣樣干過，卻撈不著活路。偏偏甲午戰火打開了一道“門縫”。高橋衛兵等日本特務急缺熟悉地形又識字的本地人，張本政自認為抓住了“天賜良機”。“價錢翻三倍，情報明晚送到。”他輕描淡寫地開口，高橋沒有還價，拍了拍他的肩膀。就這樣，一份清軍炮臺布防圖當天夜里就躺進了日軍司令部的保險箱。
拿到第一筆酬勞后，他立刻在威海進了鹽場，又假借運鹽之名跑遍膠東各港。鹽車里塞的卻是測繪工具和暗語本。有意思的是，清軍幾次調防剛落成形，日本軍艦就恰好抵近，這背后的“手腳”外人看不見，卻讓他嘗到了甜頭。幾年間，張本政攢下了遠超過去二十年的全部收入。
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在東北的野心暴露無遺。張本政索性把身份從“線人”升級為“合伙人”。大連張德祿旗下的“德合洋行”因戰亂資金鏈斷裂，他趁機與日本憲兵部一起逼債，低價吞下船塢和三條貨輪。張德祿無奈哀求：“留條活路吧。”張本政冷笑一聲：“生意講價，哪來活路？”一句話斷了對方念想。
1906年，他把產業整合成“政記公司”，旋即改組為股份制，背后真正的股東卻是關東軍后勤部。按現在的說法，資本與槍炮捆在了一起。船多了，航線廣了，日本軍需物資想走海上捷徑，自然少不了他的運力支持。貨艙口貼著面粉標簽，實際裝的卻是炮彈和軍服。水手發現端倪，有人敢反抗，他立刻將其交給憲兵。馬吉盛就是其中一位，被押走后再也沒回來。
1937年七七事變后，航禁令讓大部分華人船主停業，他卻越跑越忙。那年冬天，他湊出74萬元大洋，外加40架舊式戰機，全部送到日本航空本部。東京方面不吝贊賞，把他請進宮門，會見時年已五十多歲的昭和天皇，并授予五等旭日章。周圍人議論紛紛，他卻對親信說：“勛章是敲門磚，生意才是根。”
聽到這話，副手忍不住提醒：“可咱們終歸是中國人。”張本政擺手：“別說空話，銀元才不會分國籍。”短短一句，道盡他的立場。
太平洋戰爭期間，他的船隊承擔了朝鮮至廣州大批戰略物資運送；同一條航線上，卻把從廣西收購的樟腦、錫礦往北倒賣，價差驚人。不得不說，這一時期他的財富膨脹速度堪比印鈔機。根據大連市公議會存檔，他陸續兼任四十九個殖民當局授予的職務，從商會理事到紅十字副會長，一人身兼數角，坐在高背皮椅上指點江山。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大連街頭鞭炮響成一片，張本政卻神色復雜。他明白靠日軍撐起的傘骨已斷，便私下聯絡舊部，籌劃“自衛隊”。“局勢亂，咱得自保。”這是他對部下的解釋。可這支百余人的隊伍沒來得及成型，新成立的大連民主政府迅速接管全城，他被捕入獄，家產凍結。
當年司法機關依據《懲治漢奸條例》判處他有期徒刑，同時沒收全部資產。旁聽席上，有老船員拍手叫好，也有人感嘆“法外開恩”。原因很簡單，判決書提到：犯時高齡，且主動交待部分事實，可從輕。可惜他并不滿足。1947年3月18日，借看病之機逃往天津，隨后輾轉上海、廣州，最后藏身塘沽一棟倉庫后院。他總以為風聲會過去。
1951年春，公安人員循線摸到線索，把這位86歲的逃犯押回沈陽，隨后移交軍事法庭復審。審訊室里，檢察官展開厚厚一摞檔案，他再無辯解余地，只說了一句：“我只是做買賣。”檢察官反問：“賣的可是民族前途，你可明白？”他低下頭，沒有再出聲。
6月10日清晨，刑場設在沈陽近郊。行刑前，執行人員照例詢問遺愿，他沉默片刻，搖了搖頭。槍聲過后，塵埃落定。張本政這條以戰亂起家、以財富登頂，也因背叛國家而覆滅的曲線，劃上了終點。隨后公布的財產清冊顯示，船只、房產、金條以及各類票據價值難以估算，全部充公入庫。檔案里特地附注一句：此案提醒后人，侵略者的黑傘不會撐一輩子，雨停時，總要還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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