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國霸權時代、單極世界時代，以及其“寵兒”內塔尼亞胡的時代，都已經結束。內塔尼亞胡為何能長期統治以色列？主流解釋通常歸因于他的政治手腕、對手的軟弱，以及以色列社會經歷的變化。但還有一個更深層的解釋：內塔尼亞胡的政治軌跡，幾乎與單極世界時代同步展開。那個時代里，美國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
因此，當他把自己塑造成“了解美國的人”或“不同類型的領導人”時，這不僅是競選口號，也是世界格局賦予他的獨特優勢的體現。
從很多方面看，正如內塔尼亞胡的政策把以色列變成了美國在中東的一只手臂，內塔尼亞胡本人也成了美國在以色列的一只手臂。只要華盛頓仍是國際體系的重心，這種能力就會是以色列領導人最重要的資本。
單極世界賦予美國一種國際政治中罕見的特權：犯錯的權利。任何強國都會犯錯，但當對手無力利用這些錯誤時，錯誤決策就不會改變力量對比。正因如此，美國得以發動長期戰爭，在全球維持數百個軍事基地，為國際秩序提供資金，同時繼續幾乎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即便這種支持并不符合美國自身利益。尤其是在美國沒有遭遇足以動搖其全球領導地位的競爭對手時，更是如此。
美以特殊關系正是這一世界體系的產物。兩國戰略聯盟在20世紀60年代末逐步建立，1968年美國向以色列交付“天鷹”戰機是一個起點；贖罪日戰爭期間的大規模空運軍事援助，則使這一關系進一步深化。
但這一聯盟真正達到頂峰，是在蘇聯解體之后。也正是在那些年里，華盛頓親以游說集團——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的影響力達到頂點。這并不是因為游說集團本身發生了變化，而是因為它所處的國際體系，使美國擁有足夠大的影響力，尤其是足夠寬的犯錯空間，可以在不付出任何戰略代價的情況下，向以色列提供近乎無限的支持。
內塔尼亞胡正是一個與這種環境高度契合的領導人，因此他在政治上壓倒了所有對手。他的政策同樣建立在這一現實之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強硬施壓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而他2015年未經奧巴馬同意、違背美國政府立場在國會發表演講，更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賭博。
內塔尼亞胡愿意站到美國保守派陣營一邊——這個陣營邊緣的白人民族主義思潮當時正在增長——并冒險與美國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公開對抗，因為他認定，兩國戰略聯盟足夠牢固，能夠承受美國政治日益加劇的極化。
2018年，特朗普政府接受了內塔尼亞胡的立場，退出伊朗核協議，這場賭博看起來得到了回報。美國當時采取的政策，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以色列政府的看法，前提是其后果仍被認為可以承受。
這一決定之所以可能，并不是因為它沒有風險，而是因為這個主導性大國相信，自己仍有足夠寬的犯錯空間，可以承擔其后果。但讓內塔尼亞胡成為“最佳領導人”的那些條件，如今已經不復存在。與伊朗的戰爭表明，自海灣戰爭以來美國享有了30年的那種回旋余地，已經不再存在。
面對俄羅斯、印度以及其他地區力量，華盛頓的犯錯空間已大幅收縮。美國在中東的每一個決定，如今都會牽動與主要競爭對手的博弈、與莫斯科的關系、能源市場以及全球力量平衡，代價可能十分高昂。美國已無法再把中東視為一個孤立戰場。每一步行動，都必須放在一個更宏大的競爭框架中審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場本為遏制伊朗而設計的戰爭正在接近尾聲，而伊朗卻更接近于在波斯灣實現地區主導地位。這正是犯錯空間收窄的含義：一個起初似乎顯示美國仍能按自身意愿塑造世界的行動，反而加速了它犯錯空間的侵蝕。
多年來，這似乎是四個彼此分離的現象：美國的全球霸權、與以色列的特殊關系、美國親以游說集團的力量，以及內塔尼亞胡的上臺執政。實際上，這四者都是同一個世界體系的表現。美國霸權造就了這種特殊關系，這種特殊關系又強化了游說集團的力量，而所有這些因素共同鋪就了讓內塔尼亞胡成為最合適領導人的條件。
但這個體系本身也正在走向終結。到2028年特朗普離任時，自1968年美國向以色列交付“天鷹”戰機、特殊聯盟開始建立以來，將過去整整60年。在這近6個十年里，這一聯盟一直建立在美國前所未有的力量，以及它所擁有的寬廣犯錯空間之上。這對以色列意義重大。全球氣候已經改變，就像自然界中的氣候變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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