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心理治療師埃絲特·佩雷爾（Esther Perel）把研究重心從親密關系轉向了工作場所。她發現，在AI、混合辦公和持續走低的員工投入度共同作用下，同事之間的連接正在以一種近乎靜默的方式流失。
佩雷爾將其稱為“社交萎縮”（social atrophy）——日常人際接觸的緩慢消蝕，正在瓦解過去維系組織的那些非正式紐帶。她在接受《財富》雜志采訪時直言，大多數領導者還沒有為這種變化準備任何方案。
蓋洛普（Gallup）發布的《2026年全球職場狀況報告》顯示，歐洲的員工投入度已跌至12%，為全球最低；全球平均投入度也只有20%，是2020年以來的最低點。佩雷爾把這組數字看作一個隱性的警報。她認為，“我們個人生活中發生的事，正在職場上被同步映射” 。
“我們對商業領袖的期待，和我們對父母或伴侶的期待看似不同，但底層的轉變是相同的：社會萎縮正以我們幾乎察覺不到的方式蔓延，”佩雷爾說，“彌漫在我們周圍的，不是豐裕期的心態，而是一種持續處在危機中的普遍感受。”
非正式互動的“肌肉”正在萎縮
在佩雷爾看來，多重因素共同導致了職場關系的斷裂。遠程與混合辦公減少了支撐職業關系的物理鄰近性；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團隊，讓同事之間幾乎不可能自然地建立默契。而視頻會議中的模糊背景功能，恰恰成了她最不能忍受的一個細節。
“視頻通話剛普及那會兒，人們會無意中看到彼此的家，這種未經修飾的場景反而帶來了某種親密感，”佩雷爾描述道，“可現在，你登上Zoom，沒有人打招呼，大家都在假裝忙別的事，等著其他人先出現，好讓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傻。然后會議直接跳進‘今天的議題’，任務一結束，會議也立刻結束。”
這種直切任務的模式，在佩雷爾看來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工作節奏。她強調，領導者之所以能應對困難且重要的對話，是因為他們先積累了足夠多小而瑣碎的日常交流。“那些微不足道的對話，才是所有重要討論的基石，缺少這種前置積累，你就很難在關鍵時刻把話談下去。”
另一個加劇社交萎縮的因素，是彌漫在經濟環境中的焦慮感。佩雷爾觀察到，員工不再頻繁跳槽，而是出于恐懼選擇留在原地，“大家不是在工作跳躍（job hopping），而是在工作抱緊（job hugging）”。當人們不再主動轉換角色、不再接觸新的團隊、也不再拓展職業網絡時，原本伴隨職業流動而發生的社交冒險行為就被一并壓平了。
佩雷爾把社交能力比作一塊需要持續鍛煉的肌肉：“與人建立連接、耐得住尷尬的寒暄、或者只是愿意親自到場——這些能力就像肌肉一樣，長期不練就會變弱。”可當前的環境卻幾乎在系統性地移除一切摩擦力：從外賣到AI助手，所有設計都在追求舒適、便捷和零摩擦的生活。過少的日常小不適，讓人們更難承受職場中必然出現的大挑戰。
AI填補不了人際接觸的缺失
面對“社交萎縮”，佩雷爾提醒，技術尤其是當下快速滲透的AI，不僅不是解藥，反而可能在加速問題的惡化。她并未直接展開細節，但她的判斷已經足夠清晰：當同事之間連最小單元的互動都在消失時，沒有任何一款效率工具可以替代人與人之間直接的、非功利的接觸。
佩雷爾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解析人類關系的復雜度。她的著作《囚徒婚姻》（Mating in Captivity）探討了愛和欲望之間的張力。如今，她把同樣的分析框架帶到組織行為中，得出的結論是一條樸素的提醒：維系團隊的并不是日程表上的會議，而是那些未被寫進流程里的偶然相遇、短暫的玩笑、對某張模糊背景的議論。當這些場景被系統性地省略，領導者就需要有意地重建它們，而不是指望技術自動化來完成這一切。
佩雷爾的警告指向一個尚未被多數組織正視的問題：當員工投入度數據持續走低時，管理者更習慣尋找工具或流程層面的解決方案，卻忽視了關系基礎設施的日常養護。這種養護沒法用一個APP迭代，也不能靠一次團建彌補。它恰恰藏在那些看起來“沒有實際產出”的交流里，而這些交流，正在被遠程優先、任務優先的工作文化極快地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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