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限薪令”到“番位新規”，演員生態“糾偏”有何意義？

7月10日，《關于規范電視劇(網絡劇)演員署名的通知》正式生效，至此，國產影視劇集統一采用姓氏筆畫定排序，精簡頭銜至三類，并強制使用真名。

實際上，自6月12日該通知發布后，包括《金枝》《贏家》《多喜一家人》《春禾之上》《蘭香如故》《這一秒過火》《燦如繁星》《百花殺》等在內的劇集，在官宣演員陣容時，均按“番位新規”執行。

時間拉回到今年3月份的電視劇制作產業大會，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電視劇司司長馮勝勇曾表示，因“爭番位”而產生的問題，已經嚴重困擾整個行業，必須下決心解決。他同時還提到“拍攝現場演員帶房車、前呼后擁講排場”等問題，以及對“重大項目開機前對主創人員集體培訓”等機制。

大勢所趨之下，曾一度視番位為兵家必爭之地的飯圈，集體默契地選擇隱忍不發。曾在內娛一次次掀起“血雨腥風”的番位之爭，就這樣退出歷史舞臺。

“番位新規”是針對“流量亂象”的一次精準狙擊，但“流量亂象”產生的成因，劇集市場的每一個環節都有自己的“鍋”要背。

流量亂象背后，誰才是既得利益者？

在偶像劇賽道，尤其是由雙流量出演的偶像劇。從“熱餅”到官宣陣容，從拍攝到開播宣發，雙方粉絲幾乎都會圍繞番位、戲份、服化道、宣發待遇等細節，展開激烈“輿論戰”，不僅對手戲演員是討伐對象，劇方和主創也是炮火攻擊目標，甚至己方藝人團隊也會被“怒其不爭”的粉絲狂噴。

在這場戰爭里，雖然沖鋒陷陣的是粉絲，但獲益的卻是劇方、平臺和藝人。對于偶像劇演員來說，雖然可能會因粉絲的“戰斗”面臨輿論失控，折損“路人緣”的風險。但這種錙銖必較的爭奪戰往往能獲得實實在在的權益，即便沒有實質權益收獲，至少能向項目方展現自己的“流量”。

這種流量號召力，是偶像演員“實力”和“咖位”的象征，當然也是偶像劇賽道“選角”的重要衡量指標之一。也正因為這樣，藝人雖然也會在“番位大戰”鬧得難堪時安撫粉絲情緒，但不會旗幟鮮明叫停“戰斗”。

對于劇方和平臺方而言，粉絲發起的“番位之爭”也罷，各種維權也罷，都能在宣發上帶來可觀的流量和話題度。而粉絲的付費能力和“戰斗力”成正比，劇方和平臺方圍繞劇集衍生的商業開發，廣告互動玩法等等，其消費主體正是粉絲。還有當下偶像劇開播時動輒千萬級消費的“云包場”，也是粉絲消費能力的直觀體現。

此外，偶像劇受眾和粉圈高度重合，這也意味著演員本身的粉絲盤就是劇集的原始受眾，也是前期劇集內容分享互動，話題和口碑發酵的主力人群。

雖然近幾年由流量演員出演的頭部偶像劇屢屢折戟沉沙，但并不妨礙偶像劇依然是個高性價比的題材。尤其是在長劇受眾影響力收縮，但偶像劇受眾忠誠度卻依然堅挺的市場環境下，偶像劇幾乎成為各大平臺頭部儲備里最重磅的題材。

在近四年V榜劇集網播指數80+劇集里，包括古偶和現偶在內的偶像劇，占比一直穩居半數。今年上半年唯一一網播指數90+的全網爆款，也是雙流量古偶《逐玉》，這部古偶劇在項目之初同樣掀起了“番位大戰”，拍攝中雙方粉絲也曾劍拔弩張，話題不斷。

不僅偶像劇“能打”，偶像劇演員也是性價比極高的演員群體。近幾年，各大平臺為了降低制作費，開始參與藝人經紀分約，“新生代”偶像劇演員正是各大平臺“買股”的對象。而粉絲體量和粉絲活躍度，又是偶像演員進階之路的KPI，所以對于平臺方來說，粉絲帶來的流量，也是平臺藝人經紀業務的剛需。

某種意義上來說，偶像劇、偶像劇演員，以及兼具偶像劇受眾和飯圈屬性的粉絲群體，構成了一個流量閉環，在這個閉環內發生的一系列對立和沖突，都有可能帶來巨大的流量價值。這也是包括“番位之爭”在內的一系列流量亂象頻發，卻又難以根治的底層邏輯。

一紙禁令，改寫演員職場“流量”規則

這并不是廣電首次針對演員市場亂象出臺相關規定。每一道禁令的背后，既是對演員職業生態的糾偏，也是在劇集發展的重要節點，對整個影視行業的引導。因為演員端的一切亂象，其實是影視行業發展困境的折射。

比如之前的“限薪令”。在限薪令之前，幾大平臺為了哄搶頭部演員，不斷抬高演員片酬，而制作方為了增加項目的議價權，只能高價“碼演員”，壓低制作費用來控制總成本，導致劇集質量出現嚴重問題，注水劇、粗制濫造劇頻頻出現。為了讓播放數據和高額的項目投資匹配，劇方又不得不斥巨資在宣發上，有的甚至直接數據造假，導致一大批“又黑又紅”的劇集出現。

戳破流量泡沫的是清醒的觀眾，然后是高投入沒有高回報的平臺，在這場喧囂的流量閉環里，唯一的贏家，只有拿到實實在在高片酬的演員。于是，在監管部門的介入下，限薪令出現，統一的規則下，愈演愈烈的畸形“競價”局面土崩瓦解，各大平臺和制作方也樂見其成，成為限薪令的執行方。

而限薪令加上稅務核查，不僅直觀地降低了演員片酬，也讓彼時的演員圈大洗牌，一批頭部演員推出市場中心，甚至退圈。

而這次的“番位新規”，同樣有著特殊的行業背景。

今年，整個影視行業被AI全面洗禮，長劇規模進一步收縮，影視數量的減少，讓一大批中腰部演員“待崗”，不少演員公開求職，而“AI演員”的出現更是加劇了演員集體“失業”恐慌。

一方面是一批優質演員要么無戲可拍，要么為了就業淪為偶像演員的“背景板”。另一方面，優質資源依然持續在投喂被平臺買股的偶像演員，而這些偶像演員的成長晉階之路又高度依賴“流量規則”。

“番位新規”或許不會打破自成體系的流量規則，后續針對流量亂象的其他“去娛樂化”舉措，也不會像限薪令一樣直觀改變演員生存規則，但至少給當下被流量裹挾的亂象一個警示：禁令之下，既有的流量密碼都會失效。

要知道，作為影視劇生態鏈的重要一環，演員端的整體職業環境和職場規則，幾乎隨著行業的每一次波動而被一再改寫，而來自監管部門的約束，也是左右演員生態的重要因素。

當然，并非所有的偶像演員都會被流量裹挾。早在前幾年，就有不少頭部偶像演員不顧“粉絲”反對，深耕現實題材，在多部作品積累下，終于獲得主流獎項認可。也有一些高人氣偶像演員，為了拓展戲路，拋掉偶像包袱，寧愿在懸疑劇或現實題材作品里“打醬油”，也要積極籌謀轉型。跳出流量模式之后，這些偶像劇演員反而展現出更多表演側面和可塑性。